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饱受抨击和嘲笑的朝代，尤其到了天启年间，明朝几乎集中了一切封建社会的腐败因素，宦官专权，皇帝昏庸，军事败坏。整个大明王朝，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崇祯即位时，“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而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的后金却正茁壮成长，展开对大明朝的强大攻势。为了巩固东北国防，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向贫苦的农民加派三饷――“辽饷”“剿饷”“ 练饷”，这更使得农民苦不堪言。崇祯元年 ，陕西、河南等地天灾又起， 出现了“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的现象。天灾人祸促使农民纷纷暴动， 这正为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提供了历史舞台。
(一) 从驿卒到闯将
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家世务农。小时候因家贫，为人牧羊，后来好不容易混上了一个银川驿卒，但老天爷存心和他过不去，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因裁简驿卒失业，又成了无业游民，衣食也没了着落。怎么办呢？干脆反了吧！主意既定，时年24岁的李自成杀掉以前夺他妻子的地主恶霸艾举人，正式宣布加入农民起义军的行列。
其实这时陕西境内的动乱已成燎原之势。 从天启末年饥民王二揭竿而起，天下各路英雄云集响应， “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纷纷组织了一批批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在与政府军的作战中展露头角。 李自成早年耳闻’闯王’高迎祥大名，于是慕名投其麾下。此后李自成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因此很快取得高迎祥的信任与赞赏，为八队闯将。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贼”叛乱，深居北京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再不能视若不管了。实际上，早在两年前他就任重臣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捕“流贼”，但实际成效不好。到崇祯五年杨鹤奉行的“以抚为主，剿抚结合”政策在起义军的打击下走向破产。震怒之下，崇祯将其撤职戍边，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围剿“流贼”。
崇祯七年（1634）底，洪承畴正式上任，持尚方宝剑，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布兵剿贼。洪承畴坐镇河南，从全国各地调拨精兵，试图在半年之内剿灭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
大兵压境，为了商讨应对之策，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齐集河南荥阳，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会上各部首领争议纷纷，陷入严重分歧。关键时刻李自成慷慨激昂道：“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此言一出，各部首领纷纷鼓掌称善。于是各部农民军歃血誓师，兵分六路，分向迎击，准备与明军官兵大干一场。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领导农民军主力如利剑般南下直插安徽凤阳（明王朝发迹之地）。凤阳军民临阵倒戈，明军大溃，高迎祥、张献忠轻而易举占领凤阳。接着，农民军一股脑焚毁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并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以示与明廷彻底决裂。
（二）明军的反攻
凤阳失陷，朝廷大震。崇祯帝遣官告庙，悲痛欲绝，发誓要报仇雪恨。7月，崇祯再任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合力剿贼。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明廷政府军与农民军在陕西、中原展开大战。惯于流动作战的农民军遭受惨重损失。
但崇祯仍不满意，为尽快剿灭“流贼”，再次启任孙传庭为陕西巡抚。这位后来还要与李自成多次交手的悍将上任伊始便出手不凡，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击败势力强大的高迎祥、李自成各部农民军。7月，高迎祥准备西进潼关，夺取西安，孙传庭给他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农民军在半途遭到孙传庭部重兵伏击。激战之后，高迎祥战败被俘。随后他得到了与以往敢于挑战政府权威者相同的结局：英勇就义。虽然遭受如此重大挫折，但其他农民军首领没有因之消沉。一个“闯王”倒下去了，另一个“闯王”马上站了起来。经农民军各部一致推举，李自成最终扛起了“闯王”的大旗。自此，李自成、张献忠成为农民军主力。
在高迎祥被捕杀，李自成继任闯王后，崇祯帝采取了新的举措。崇祯十年（1637）1月，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正”作为正面战场，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隅”作为辅助战线，对农民军实行分剿。实力较强的李自成部自然首当其冲，接连遭到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的联合围剿，几次激战，连遭败绩。而此时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为了躲避明军的强大攻势相继投降。这对当时已处于不利地位的李自成无异于雪上加霜。崇祯十一年（1638）秋，已势成孤军的李自成决定东出潼关，进击豫皖，与当地的“左革五营”会合。但另他想不到的是，孙传庭已判明其意图，在其东进的路上设置了三道埋伏线。结果可想而知：陷入埋伏的农民军被一举击溃，兵众损失数万人。李自成与仅剩的包括大将刘宗敏在内的18人死战得脱，被逼进入商洛地区的深山老林，直到两年以后河南遭受旱灾袭击时才重出山林，再次进入明廷官军的视野。
自从孙传庭出任陕西巡抚、杨嗣昌提出“十面张网”策略以来，政府军在中原战场上可谓战果累累。高迎祥被擒杀，张献忠、罗汝才投降，李自成躲于山林中不见踪影，剩余的游兵残卒已不能再成气候，困扰明廷多年的“流贼”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圆满解决。崇祯大喜之下，将孙传庭、洪承畴部撤离陕西，入卫京畿。
（三）闯王再起
时间的流逝会使许多东西发生改变，两年的时间也许不算长，但此间的变化已足以对此后的整个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两年之中，洪承畴已被派遣到辽东去应付满清皇太极的侵扰；孙传庭因与杨嗣昌意见不和而被捕入狱；尔后杨嗣昌又因围剿重新反叛的张献忠失礼绝食而亡；李自成则一直躲在山林中等待新的时机。
有准备的人往往享有把握机会的优先权，在苦苦等待了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临了。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再次发生大规模旱灾，“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李自成捉住时机，冲破明军封锁，突出武关，转战河南，沿途一面揭露明王朝统治的黑暗腐败，一面宣扬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
此时在李自成身上已找不到两年前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动辄杀戮的流寇习惯，他开始注意收揽民心。更重要的是此时他遇到了一个名叫李岩的人。这位举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很快与另外两个身份相似的牛金星、宋献策成为李自成的重要谋士 ，为日后李自成叱咤中原、颠覆明王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李自成的档次。据《明史》记载：“李岩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取天下心’”（《明季北略》）。李自成的反应是“大悦”。同时李岩又劝李自成“散财赈贫，发粟救穷，以结民心”。更有别于以往历代农民起义的是此后李岩又给李自成提出了一个政治纲领性的口号“均田免粮”。这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第一次触及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极大的满足了老百姓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而李自成又“不好酒色，脱粟粗粝”，很能礼贤下士，收拢人心，因此李自成振臂一呼，深受天灾人祸所折磨的河南百姓争相归附。短短四个月间，闯王势力急剧膨胀，由当初的几千增长到数万。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民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由此足见当时李自成得民心之深。
形势一片大好，李自成决定乘势在军事上扩大战果．崇祯十四年（1641）初农民军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当年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的肉被切碎后用来下酒。李自成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为围打开封，李自成与明朝政府军进行了三次较量，战斗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李自成不惜掘开黄河，水淹开封。尽管双方均伤亡惨重，但农民军势力不减反增。到年底时，李自成基本上结束了河南的战事，农民军兵力发展到一百多万。
[ 2 ] [ 3 ] 但要想与明廷抗衡，还必须先解除南部明军的威胁。为此，李自成于当年十二月挥军南下，进击统辖荆襄的左良玉部明军。此时左良玉刚击败了“八大王”张献忠，但其麾下所辖二十万部众却只得到朝廷两万士卒的军饷。为解决此难题，他的士兵只能劫掠百姓，结果弄的民怨沸腾，人心大失。试想如此一支军队如何能抵挡百万农民队伍的攻击？农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很快击溃左良玉部，进占襄阳。整个黄河以南的河南、湖广地区全归李自成统辖。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在襄阳初步建立政权。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曹操”罗汝才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地位仅次于李。大元帅以下设置行政，军事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单从表面上看，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然而在此期间，农民军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这段插曲虽不能影响整个大局，但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新兴政权的某些弱点已开始过早地暴露了。同年三月，李自成称新顺王，准备建国称帝。他对罗汝才说：“我与你起于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王。”罗汝才回答：“我等横行天下为快尔，何必据土？”罗汝才原是张献忠部下猛将，李自成担心将来养虎为患，于是借故将他与原“左革五营”将领贺一龙先后杀掉。此举马上引起了连锁反应：罗汝才部将杨承祖率部降明；“老回回”马守应愤而离去，投往张献忠；袁时中也不再服从调遣。
后世史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通过此举，李自成巩固了权威，有利于加强对农民军的统一领导，争取更大的胜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内讧导致今后李自成与其他部农民军联合作战的可能已不复存在。
（四）崇祯最后的王牌
李自成在襄阳大杀异己，巩固地位的同时，一个重大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下一步该怎么走？部下众说纷纭，李自成本人也举棋不定。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使李自成最终毅然采纳了谋士顾君恩的建议：先定关中，奠立基础，旁略三边，进占山西，后向京师，颠覆大明。
此人便是原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之下，这位两年前被释出狱的明朝悍将率十万大军东出潼关，以截击正如日中天的李自成。尽管他曾对此竭力反对，但面对大明天子的压力，他也只有孤注一掷，尽力一试。李自成主意既定，随即挥师北上，迎击大明王朝这最后一支生力军，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
其实两年前这两位老对手早已有过一次交锋，时间是在崇祯十五年。当时李自成二围开封，朱仙镇一战，农民军大获全胜，明军精锐损失殆尽。开封守军不得不向明廷告急请援，穷途末路的崇祯帝再无大将可派，无奈之际终于又想起了已在牢中关押四年的孙传庭。但此刻为时已晚，孙传庭率大队人马赶到潼关时，整个河南已处于李自成农民军的控制之下。双方在柿园遭遇，随即率军出击，激战之后，李自成开始败退。正当孙传庭率军追击时，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罗汝才部军马的突然出现使整个局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孙传庭先胜后败，被迫退回陕西，而李自成、罗汝才也向南发展，夺取荆襄。没想到两年之后，这对军事强人终于再次碰面了。
回想当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合作，擒杀高迎祥，连败李自成 ，大军所向，无不望风披靡。自从当年柿园之败，他已为今天一战精心准备了两年多。他十分清楚此战分量，崇祯已经把大明帝国所有精锐押在了他身上。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王牌，也是最后的希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两年以来孙传庭一直都在密切注意着这位昔日的手下败将，今日的劲敌。而此时的李自成也绝非当年的李自成。这位今非昔比的战将自从崇祯十三年（1640）复出以来几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而此战对他来说也是关系重大。如果得胜，他便可率大顺军直捣京师，埋葬大明王朝；若战败，不仅以前的血海深仇不能报，最近四、五年来辛苦经营打拼所开创的大好形势也将付诸流水。对于这一战，双方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战斗一触即发，孙传庭激励将士强力向前推进。面对明军的强大攻势，李自成选择了从正面撤退，以避其锋芒，而纵奇兵从侧面焚其粮草。粮草既失，孙传庭不得不减缓攻势。更令他头痛的是：偏偏此时又下起了大雨，而且一下就是七天，辎重、火器均无法调动。明军陷入了鼠首两端的困境。而此时在荆襄驻扎的左良玉却作壁上观，按兵不动。无奈之下，孙传庭只能布署退却。但令他沮丧的是，原应有秩序的退兵在大顺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最终变成了混乱的大溃败。战役最终在李自成攻占潼关后结束。战争结果，明军损失四万精锐，主率孙传庭阵亡。转瞬之间，全陕披靡。
李自成在中原失去了最后一个对手。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定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铸永昌通宝，制甲申历。 至此李自成总算是挂上了帝王的名号。有了帝王自然还需要有将相来烘托。随后李自成开始仿明朝旧制，创建了大顺王朝自己的官制体系。牛金星被任命为天佑殿大学士，宋献策为军师。六政府作为实际执行机构，各增设尚书一人，分掌各部。
同时为整饬军纪，李自成下令严禁军士抢掠。妄杀民众者，纵马踏踩农民禾田者均被处以死刑。新政权严格执行保护老百姓的方针，而对于官家富户，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追赃助饷。很明显可以看出，这完全出于李自成对贪官污吏，富家大户的憎恨和对贫苦农民百姓的同情。
自此，李自成占据了明王朝半壁江山；大顺、大明、满清三分天下，成鼎足之势。
（五）进驻北京始末
三个政权的鼎立之势很快被李自成所打破。崇祯十七年（1644），按照顾君恩的既定方针，李自成挥师百万东渡黄河，进兵山西，迅速攻克军事重镇太原。此后农民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李自成自率大军主力出大同，经宣府而下。部将刘芳亮率领另一路出故关，沿真定，保定北上。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三月在北京城下会师。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投降。之后，起义军展开了对北京城为期三天的攻坚战。众叛亲离的崇祯皇帝彻底绝望了。在砍杀、砍伤数名妃嫔、子女后，无力回天的崇祯帝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以三尺白绫吊死煤山。第二天清晨，在数百名侍卫的守护下，李自成率大顺军浩浩荡荡开进紫禁城，历时276年的明朝宣告终结。
刚刚进驻北京的李闯王仍是一副简朴装束：头戴一顶蓑莅帽，身披缥衣，胯下一匹杂色黑马。在混乱的紫禁城里，他终于看到了与他斗了十五年而从未见过一次面的崇祯皇帝。他的尸体刚被士兵从煤山古树上放下来，蓬头垢面，已不成样子。面对昔日的死对头，李自成并没有感到一丝兴奋。其实他真正痛恨的是那帮每日拿朝廷俸禄，却只知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的官僚。对于崇祯，他反倒持几分同情。正如不少史家的观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在安葬好了崇祯后，李自成按照既定计划开始了自己的政权建设。在具体执行时，最能显示君王气派的当然被放在最前面。那就是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大顺的官僚体系：以牛金星、宋献策统领各级文官；刘宗敏，田见秀统领各级武将；而所有文武百官都要由权位仅次于李自成的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对亡明遗臣的处理。李自成对这些贪官污吏本没有任何好感的，但面对大顺新政权人手奇缺的现实，李自成不得不妥协。他最终接受了丞相牛金星的提议，答应考核录用一批前朝官员。于是一批批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大明官员便纷纷厚着脸皮去谄媚，讨好。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魏德藻，亡国之恨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前内阁首辅眼里简直轻若鸿毛。在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第二天，他便率领一帮几乎和他同样恬不知耻的前朝官员匍匐在了李自成的脚下。尽管他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要绝对效忠于新政权，但李自成却当场否决了他的请求，他的最终归宿是在刘宗敏的军营里。事实上，被继续擢用的旧朝官员只有四品以上的前兵部尚书候恂（此前他因与农民军作战失利而被捕下狱）和四品以下的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那么为数众多的诸如魏德藻等的其他旧朝官员呢？他们将很不幸地成为下文将要叙及的刘宗敏等人的重点追剿对象。
[ 1 ] [ 3 ] 此外，为丞相牛金星所热衷的科举考试也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以上措施对巩固扩大大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安定人心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新王朝虽然在经过以李自成为首统治阶层的大力考核和整改以后气象有所更新，但这时的李自成已明显到不久前刚把崇祯压垮的重担已经悄无声息地转压到了自己身上。这就是崇祯终其一生也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军队、官员在数量上急剧增加，但赖以满足其需求的军饷、俸禄供应却严重缺乏。财政问题解决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的前途与命运。此时的李自成对当日崇祯的无奈心境大概已感同身受。但在此焦点问题上，闯王作不出同他行军打仗一般的辉煌成绩。
缺乏政治家长远战略眼光的闯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照搬了以前行军打仗时的政策――“追赃助饷”。实际负责执行此项政策的是刘宗敏、田见秀等一班武将首领。以后诸多事实证明，这绝对不是一项明智之举。大顺君臣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搜刮运动中迅速腐化堕落，其速度之快旷古罕见。运动首先从前朝官僚贵族的追缴开始，采用的手段起初只包括对财物的掠夺与对人身的折磨。但随着大顺将士对此运动的兴趣日益浓厚，运动规模日见扩大；运动所指向的对象由原先的官僚勋戚逐渐扩展到一般的士大夫、商贾、富户；运动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也由搜刮演化为赤裸裸的奸淫掳掠。众前朝官员在经过严刑峻法的折磨后大批死亡，他们的府邸为新统治集团分居，财物也被分抢一空；几千名宫女被群臣诸将瓜分完毕后，北京城内外的民间女子也成为受害对象。根据官修《明史》记载，整个北京城“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
此时的大顺君臣贪财享乐，军纪败坏，几乎变成了一伙赤裸裸的强盗。刘宗敏、田见秀等将领热衷于拷官追赃，住进明朝大官僚的豪华府第，过起了笙歌燕舞的生活；丞相牛金星热衷于开科取士，招揽门生；李自成则忙着准备他的登基大典。广大百姓对新政权寄予的厚望到此已完全变成了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他们的作风在仅仅一个月内竟有如此天壤之别。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或许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一帆风顺的胜利使他们感到对付明朝如摧枯拉朽，因而普遍滋长了轻敌麻痹的思想。
在大家都陶醉于胜利的欢呼声中时，头脑清醒的大概唯有李岩了。他先后从肃整军纪，抵制贪腐，防御山海关和满清等方面向李自成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这位昔日被李自成视为肱骨的战略家如今已人微言轻。在分封官职时，他被封为制将军，仅为二品。李自成对他的建议置若未闻。这位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继续堕落下去。
三百年后，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其《甲申三百年祭》中论述此段史实，见解可谓精辟：李自成的农民军“真如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却使农民军的领导者们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太平了一样”。
到此时，大顺政权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六）山海关血战
真实情况自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河清海晏。事实上，李自成所接管的烂摊子比崇祯时更加糟糕。当时北京城的实际情况是“城内安乐窝，城外火药筒”。大顺政权实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在南方，崇祯帝吊死煤山后，史可法，马士英，左良玉等亡明遗臣在南京拥立朱由崧为帝，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雄据江南，时刻准备反扑。在西南，占据四川后差不多与李自成同时建国称帝的张献忠一直没有与大顺政权表示和解的迹象。在东北，虎据沈阳，窥伺中原数十年的满清政权此时发生较大变局：清太宗皇太极在控制蒙古，收服朝鲜，完成灭明准备后，与1643年无疾而逝。即位的顺治皇帝福临只有六岁，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睿亲王多尔衮手中。一旦等到权位巩固之后，他迟早要对北京动手。
此时的大顺王朝好比是一座耸立在千吨炸药上，结构松散的建筑，随时都会有轰然倒塌的危险。只是还没有人来充当此炸药导火索的引燃者罢了。但是等不了多久这位引燃者就会出现。
就在大顺君臣欢呼雀跃歌舞生平的时候，东北山海关地区的形式逐渐复杂化了。李自成作为新王朝的开国领袖君临天下的梦想最终在这里化为泡影。引起整个局势变动的正是手握五万前朝军队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这位以“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而家喻户晓的年轻将领不久以前刚被崇祯皇帝任命为蓟辽总督驻守山海关，以作为抵御满清骑兵南下的屏障，但此刻他却因大明王朝的覆灭而陷入大顺、满清两大政权的夹隙中而无所适从，犹疑观望。
其实，对于吴三桂，李自成起初是倾向于和平解决的。最初他让其父吴襄修书劝降，然后又派遣前明降将唐通赶赴山海关招抚。吴三桂最终被软化，准备率兵赴北京以效劳于新王朝。但当闻知前朝遗臣在大顺军臣追赃运动中的悲惨境况并且自己的父亲和爱妾也在受害者之列时，吴三桂冲冠一怒，马上掉转马头，奔回山海关，随即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令三军戴孝发哀，传檄远近，发誓要与大顺军血战到底。同时他又修书予满清，向实际掌权的多尔衮“借兵助剿”。
闻知吴三桂降而复叛后，义愤填膺的李自成置众臣建议于不顾，率大军二十万亲征山海关。而此时满清多尔衮也接受汉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先迫使吴三桂归降，然后亲率八旗劲旅日夜建成，火速增援山海关。
4月19日，大顺军与吴军在山海关附近石遭遇。随后双方展开激战，尽管吴军因得到满清的强大后盾而士气大振，但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大顺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就在吴军即将溃败之际，在山海关内坐观成败的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兵铁骑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吴军右翼突出，直指大顺军中坚。战场形势瞬时大变，李自成登岗观战，一个僧人匍匐进言道:“着白甲束长辫者必满兵也，王当速避。”李自成一言不发，策马下岗。大顺军在一片“满兵来矣”的惊呼声中仓皇溃逃。
山海关一战，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满汉联军的夹击下惨遭败绩。随后，多尔衮一面令吴三桂继续追歼大顺军，一面安排清朝中央政权向北京转移。同年十月，清顺治皇帝由沈阳入住北京，祭告天地祖宗，正式接管对全中国的统治权。
（七）闯王末路
在山海关战败的李自成在吴三桂大军追击下，仓皇而返。这位刚推翻大明王朝的英雄人物自4月19日亲征至26日败归，时隔仅8天，但整个局势已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海关一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败归北京的李自成第二天在慌惶之中登基，于皇宫大殿内接受百官的朝贺。随后李自成将其大军撤出北京，改向西安进发，以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将大顺军视若仇敌的吴三桂却尾追不放，连败李自成与定州、真定等地。
此时河南许多州县被南京弘光政权相继收复。一心想为新君主尽忠的李岩从大局出发，提出自己率兵赴河南。但他却不知道就在此时他的悲剧生涯也将到达终点。陷害他的正是他昔日的亲密战友――已身为丞相的牛金星。我们从《明季北略》中可窥伺事件的全过程――“金星因说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莫非严乎？因谮岩欲反。”这短短几句话最终使李自成动了杀机，于是“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原来当初卜者宋献策投靠李自成时，曾给他算过一卦：“十八子当主神器”。意思就是说下一个王朝皇帝的宝座应当由姓李的来坐。李自成大喜之下，当即拜为军师。偏偏李岩也姓李，这就犯了李自成的大忌。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大凡农民出身的开国君主（例如刘邦，朱元璋）一旦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便会去收拾那一批当年与自己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元勋，功臣了。尽管这差不多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但李自成也未免下手太早了。弑杀李岩这一步棋非同小可，它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兵俱解体，将士离心”。素与李岩相善的宋献策离闯王而去，权将军刘宗敏“率众奔河南”。
弄到如此离心离德的地步，昔日率领百万大军驰骋中原，所向无敌的闯王抵挡不住吴三桂五万军队的追击，一败再败，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年潼关失守，李自成又流窜到河南，湖北等地，完全恢复了当初的流寇习惯。等到武昌也待不住了，他又率领人马向南京转移，在经过湖北九宫山时遭到当地百姓的误击。曾叱咤中原，气吞山河的一代英雄人物最终竟葬身于几个寻常百姓之手。
李自成牺牲以后，其余部加入到南明抗清队伍继续战斗，直到1661年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即位时被完全扑灭。
规模宏大的明末农民起义前后持续近二十年，李自成最终从十三家七十二营中脱颖而出，独执牛耳。他率领金革铁马， 叱咤中原，气吞万里，所向披靡，终于颠覆腐朽的明王朝，建立千古不朽的功业。但由于骄傲腐化，战略决策失误，仅一个多月便在与满清政权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最后魂断九宫山。这正应了近代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那句名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对闯王李自成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谱写的悲壮诗篇，今日读来，仍另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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