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罗婷婷来信 陈主编： 钱乃荣教授在《上海文学》上每发一篇文章都开辟了一个海派文化的研究领地，从方言到沪剧，这回又讨论了滑稽戏。上海是移民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现在又有了大批的新上海人，语言是南腔北调，所以，没有纯粹的上海方言，也没有纯粹的上海风俗，而是由全国各地融汇在一起的生活风俗，才是真正的上海风俗。在这个意义上，让人快乐的滑稽戏很有上海的地方性(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剧种可以做到那样的包容性)，就如过去传统的《十三人打麻将》，典型地表现出上海的杂交文化特点。可惜现在电视里的滑稽情景剧只注意各地方言，不注意各地的风俗特点，文化的意义就缩小了。
希望钱教授能够继续关注上海文化的边边角角，与社会现象进行动态对话，为海派文化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有一点遗憾是，钱教授的这些宏论似乎没有引起沪剧和滑稽戏的编剧和有关专家的关注，如果能引起更多的讨论就好了。比如现在很流行蔡嘎亮的现象，好像只有传媒的操作，却没有海派专家出来分析这些现象……
罗女士：
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上海文学》是一家由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杂志，理当关注上海的文化现象。也希望能够针对上海的文化建设进行比较学理化的讨论。这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去组织稿件。我也会把你的意见转给钱教授，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本刊撰写海派文化的研究文章。关于蔡嘎亮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现象。如果我们考察地方戏曲的发展过程，大约现在人们所推崇的老一辈艺术表演家们，都有过类似蔡嘎亮的草根演出的经历，记得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富萍》里描写过一个地方戏的草台班与上海群众娱乐的场景，写得非常精彩。地方戏曲本来就属于群众的娱乐，就是应该在社会的底层里挣扎，与贫穷而快乐的普通民众在一起，在他们的笑声、哭声、哄声里慢慢壮大起来。如果是敬业的民间艺术家就可能为群众所欢迎，艺术的流派，唱腔的变革，也是在群众的选择中慢慢形成。但是后来，群众的娱乐被抬入了高贵的意识形态的殿堂，被国家供养着，结果连流派也慢慢枯萎，丧失了生气勃勃的民间活力。所以我觉得蔡嘎亮的现象，最好的态度是不要去惊动他们，让这种草根文化在民众的欢乐和选择中自生自灭，渐渐会形成当代民间艺术的风气。格调庸俗一点怕什么?环境肮脏一点怕什么?素质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一定要像某些媒体那样去大肆吹捧哄抬，或者给以过多的规范和批评，企图去引导它，反而是人为地把草根与土壤割裂开来，结果也丧失了民间的包容性和自在性。不过我这样说不是拒绝讨论蔡嘎亮的意思，如果有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的好文章，我还是需要的。
谢谢你的来信。
陈思和敬上
2月5日
上海：陈惠芬来信
陈思和：
《上海文学》现在越办越好了，像第三期刘慧英这样的文章，一般综合性的文学刊物不会考虑，现在出现在贵刊上，体现了刊物的包容度，很有“五四”时代男性办刊人的气度――回望起来，那时的男性精英与女性刊物、女性问题都有千丝成万缕的密切联系，而刘慧英的研究文章本身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中肯而有见地，与时下一些似激烈而浮泛的女性主义大不同。
祝《上海文学》越办越好!
陈惠芬
陈惠芬：你好。
《上海文学》刚发了一点与妇女问题有关的文章就获得你的鼓励，真让我高兴，当然剩下的意思是，希望上海研究女性文学的专家也出场可以呼应。《上海文学》目前正在讨论关于60年代作家的长篇小说的问题，好像不同意见非常多，众说纷纭，连续两期都有一些评论家在发言，连大隐隐于市的程德培也按捺不住，拍马舞刀了，我突然想，他们讨论的和关注的几乎都是男性作家的作品，6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呢?有没有值得一说的空间?本期特发表金理对迟子建最近的长篇小说的评论，我期待女性批评家的你也来发表看法。
并祝
身体健康
陈思和敬拜
4月20日
上海：罗铮来信
陈老师：
继续读《上海文学》，每一期都有吸引我的小说，让我产生有话要说的感觉。这回我想对白桦的“边地传奇系列”发表一些读后感想。
在城市生活高速运转的当下，人们都希冀借假期逃离工作，在回归大自然中寻找着那一份本真，而不少人的首选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部落。但这些地方是否真的纯洁无瑕?读过白桦的《一朵洁白的罂粟花》后，答案似乎有点痛心疾首。
《一朵洁白的罂粟花》里，一个美丽的边地姑娘出现了，她的名字叫依娇。开头依然是一段美妙的描写，依然有一个与“我”感情交流的角色，这个已经进入“现代神话”的缉毒大队长是众人仰目的英雄，怎么会突然间被抓进了自己一方的看守所?
缉毒英雄夏晓明凭借丰富的经验逮住了毒贩子班丁，本是大功一件，但就是出于对纯洁美女依娇的好奇心，让他丢失了大好的机会。如果说，这年头，像依娇那样，连见了枪都笑得异常自如，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也正是作者给出的两种画面：洁白如玉与阴险狡诈。夏晓明相信了前一种，而且一直都坚信着，这是不是太笨拙?不是，他曾抓住过班丁。是太贪婪?也不是，他拒绝了班丁巨额资产的诱惑。作家的理由是：依娇太美了，夏晓明无法抗拒的是对美的依恋，明知触犯法律，也豁出去。“这是命！”
我惊诧于聋子大爹的“复聪”，惊诧于依娇高超的演技，更惊诧于作者的用词。后文对前文叙述的颠覆使我有些迷惑，可一旦翻回前面的文本，才发现之前没有细细注意的词语，聋子大爹的耳聋、依娇的行迹、他俩之间的关系，前面无一例外加上了“据说”、“有人说”、“听说”之类的非确定性语词作为前提，原先总以为事实即是如此，可正是因为他们深居简出，便在介绍时已经埋下了一处重重的伏笔。再加上依娇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捡枪速度，完全有理由看出一些端倪。“曼锦寨是最后一小块没有受到这两种粉尘污染的净土，依娇父女是最后一对没有受到污染的人。”这两个“最后”一直珍藏在夏晓明的心里，可是恰恰是它们深刻讽刺了现代文明对于少数民族部落的侵蚀。作者有创作谈中说“面对坚固的封闭，古朴的习俗，金钱大放异彩。”正因为单纯、原始，才更容易被利益腐蚀，或许这是走向现代化的阵痛吧。
夏晓明的走麦城，简单而又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依娇面对熟睡的夏晓明没有下杀手；原因也很轻松：她确实是在见到夏晓明第一眼的时候，动了心。设想如果二人没有这层复杂的感情交流，这里就不会发生“一个艳丽的爱情故事”。可是这样一朵让人欲丢还取的“洁白的罂粟花”，作者最终选择的还是把它丢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如此完美的花。
当传奇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群看客，一群高速生活着、希冀借假期逃离工作的人，作者就给他们提供了几个上佳的去处。
罗铮同学：
你的读后感，我还是刊登在《大白》上，你的分析，我不想加以发挥。我只想告诉你的是，白桦先生的边地传奇系列还在继续创作，让我们一起等待他的新的“传奇”。
祝好
陈思和
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