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一九五七年生，乃是中国大陆当代先锋小说或称新潮小说的主力作家之一。这部《重瞳――潘军中篇小说选》，是他的作品第二次在台湾出版(之前一部也是正中书局出版的潘军长篇小说《死刑报告》)。它对台湾读者及文学研究者的意义，乃是我们可以由这些作品里，看到大陆作家由“向外学习”后转折为“向内沉淀”的某些面相和成绩。
中国大陆的作家，具有“先锋”、“前卫”或“新潮”意含的，始于一九八O年代中期。它随着改革开放后的资讯流通与视野打开而出现，于是，各有所本的叙事技巧，文学问题意识，以及各门各样的文学呈现方式，开始被大陆求新求变的作家门争相学习仿效。而潘军于一九八O年代末期加入了这个行列，以他旺盛的创作力后来居上。大陆评论家认为：“他开启了一条类似罗布・格里叶的路子，探讨的是一种松散而自由的文体”，“在当代新潮小说史上，潘军的探索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由这些评价已可看出他在大陆文坛的份量。
不过，由台湾这本他于一九九七年以后所写的五个中篇之结集，我们已可看出，他已很难继续冠上“先锋”这样的标签，而毋宁更应视为是一种由“先锋”路子走过来、而后落实于中国本土的一种文学沉淀。作者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次访谈录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很可以看出他的主体自觉：
――“在所谓的先锋阶段，我当时的写作确实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远离了自己本土小说的一种传统，尤其是指那种叙事方式上的传统……当时就想按这条路子走下去，彻底地背叛过去的那些东西，并且总是想使自己的小说与别人的小说区别开来等等，那个阶段可能是比较幼稚的。一个作家当他在表达的时候，老是受到某种心理的钳制，他这种表达本身就很难达到那种很高的境界。我觉得沉淀也好，延续也好，到后来就已经变得非常自然了，只是在于我的选择问题。我自觉在叙事上拥有了一定的能力与本领，能很从容地去面对我自己要去表达的对象，就不会只考虑到我这篇小说会不会有点像博尔赫斯。”
因此，这里所收的五个中篇，都是作者走出了技巧耽溺，而意图重建自己说故事方式的见证，这五篇小说由于都延续了过去的学习所得，因而它的说故事方式当然都有一些特殊的观照。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同时也在电视电影方面工作过的潘军，在这些小说里已溶入了相当多的电影语法，他的这种尝试殊堪注意。
《海口日记》乃是作者南下海南岛之后的经验结晶，小说主角是个南下改行当计程车司机的作家。整篇小说都是在叙述这个新兴移民城市的“流动状态”――司机这个职业的流动性，男女关系的流通，以及主角的朋友那种乍起乍落的商场经验，而这种“流动状态”又被整合到了那种恍若碎片般的日记体自由流动的叙述方式里，但就在这样的流动里，益发托衬出了那种深沉的焦虑，孤独，不确定的茫然，因而整篇小说的“轻与重”这个轴线遂贯串了全局，成为形式与内容整合完好的一部作品。而就现实意义而言，它也等于是借着这样的城市故事，把大陆改革开放后，存有的社会与人际锁链松动后所留下的深层问题，此一种隐喻的方式展现，小说的最后，一个落拓的瞎子用二胡拉着《潇洒走一回》的曲子，这个瞎子摸着主角的脸说：我俩长得有些像吧!这格外强化了潇洒这种“轻”的沉重感，《海口日记》无论就写作技巧，内容层次，在这五篇里都最为杰出。
而与《海口日记》几乎同时完成的《对门・对面》也同样是部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很有那种荒诞式悲喜剧的韵味。它写的仍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城市里，因为种种结构性的命定原因，同时沾惹到了一个富人家的年轻美丽妻子和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窃贼，而在过程中又涉及到了杀人案件。这部作品里的人物被符号化，匿名化，分别是A、B、C、D，而《对门・对面》所隐喻的则是城市的阶级与秩序空间肌理，它所代表的，乃是在一个本身即已出了问题的城市，如女子沦为职业窃贼，女子为了金钱而嫁给富裕但却不能让对方性满足的老夫，这时候，欲望的流动即会普遍化，可能发生在没有特定姓名的A、B、C、D身上，也可能发生在E、F、C、H身上，而代表了秩序的“门”也将因此而无法维系，而这种欲望的流动当然产生不了什么微言大义的悲剧，留下的只有集荒诞、喧闹、难以预期的意外等于一体的悲喜闹剧了，这篇作品以悲喜闹剧的文体来表达这样的城市风俗志，就现实意义而言，它的反讽意含已极为明显。
而同样可归类为城市文学的《合同婚姻》，则是另一种社会感伤剧了，在这个城市兴起、男女的婚姻关系松动的时刻，两个具有新中产阶级屑性的男女，以私人定期契约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婚姻。但这种流动式的婚姻关系，真的确保了个人的自由吗?或者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由于悬念和不确定而产生的不自由?
潘军的城市文学，乃是这本选集里最突出的部分，城市是一种流动性的载体，一切的关系都在城市里被打散，自由的漂荡，无所依附。城市书写在西方文学里早已有了相当的成熟度，潘军在相比之下毫不逊色。对城市有感觉，而能从仿佛碎片的流动画面里试着探索城市的意义，他的这些篇章，充满了有如电影画像的肌理，带着写实、苦涩的幻想和淡淡的讽嘲。
而《秋声赋》在这本选集里，乃是与他的城市文学迥异、而重新观照过去的乡土经验的作品。《秋声赋》的故事，与它这个篇名的刻板印象毫无关连，它是一个秋天的沉重故事，说的是厌抑、执着、苦难，以及人伦间背叛等，这是潘军的写作回归乡土后的代表作，无论语言和情节都具有最高的稠密度。而故事的展开，线索的提示，以及象征的运用也都刻意经营。这类具有“乡土传奇”性质的题材，大陆作家由于理解得深，佳作不断，《秋声赋》的经典性已毋庸置疑。至于读者把它看成是一个人对命运和欲望的痛苦克制?或将其解读成是另一种形态的残忍?则在各人自己的判断了。
至于发表后颇受讨论的《重瞳》，则是对项羽故事的重写。易言之，它是对历史文本的质疑和重析，而在重析中突出另一种自我的历史意义。
其实，历史乃是一种具有因果性的解释文本，它本质上即有极大的开放性，这也是无论东西方，对既定的历史文本总是有人不断重新诠释，使得某些人深信“所有的历史皆当代史”。当代甚至有一群军事史学者倡议“如果不是这样主义”(If motism)企图做出更具颠覆的“反事实叙述”，即探索既定的线性史观之外的隐藏意义。
而《重瞳》乃是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等既定的文本，提出不同视野的解释。它以项羽“我”为叙述者，这当然是企图由心理剧的角度来对项羽做出不同的观照，而在观照中，则以那种“男子汉逻辑”来对照出历史上的“权谋政治逻辑”，而同时则触及到诸如历史中的残酷、机诈，甚至过去历史文本的判断等。作者在小说里发表议论，甚至对“历史”这种客观的过去表示质疑，在否定的态度里，对“后历史”寄予期望。由于它已碰触到了“大历史”的问题，当然有了更多思想上的刻度。近代小说里的多视角叙述策略，在这篇作品里被表达得相当透澈。
因此，潘军这部中篇小说集，对理解这位极具份量的作家，以及当今大陆小说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有评论家指出，当今大陆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收成期，这话也许并不假吧!
责任编辑 潘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