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麦家近年来在文坛迅速走红，曾在“2003年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当选为“进步最大的作家”，近日又成为《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文学新人奖的提名侯选人。他用十年时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排行第一名”，并人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同时全国有50多家报纸连载，20多家影视公司争扮抢影视改编权；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既受专家好评，又让读者热爱的文学作品。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暗算》也持续热销，上了北京上海等地小说销售的排行榜。
近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和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联合在北京举办的“智性与激情的写作――麦家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领导陈建功、吉狄马加，《人民文学》主编程树臻、副主编韩作荣、肖复兴、李敬泽，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朱大可、白烨、贺绍俊、白描、吴秉杰、谢有顺、陶东风、阎晶明、冯敏、邱华栋、张懿翎以及北京传媒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以下是这次研讨会的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要：朱大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解密》这部小说我是昨晚在飞机上看的，看下来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西西弗斯神话：一个人推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山了，这块石头非常沉重，他推了十年，我感觉这块石头已经被推到了山顶，但最后还是掉下来了。这是我的直觉，我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麦家的小说跟先锋小说有很深的渊源。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很多迷宫小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北村，他已经登峰造极。今天，麦家的小说沿袭了迷宫小说的某些特质，但他却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题材――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奇怪的切人点，这在以往的迷宫小说中是不曾有过的。他用了通常的在国家主义层面使用的侦探、侦查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很新鲜的。破译本身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大家会有很大的兴趣去读它，我读的时候就兴趣盎然。但实际上我感觉它跟国家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借用了国家主义的躯壳展开了一个个人的迷宫叙事。它最大的特点就在此，最大的矛盾也在此。这里发生了一个断裂，个人叙事和国家叙事之间的一个断裂，紧张点就在这里面实现。
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解密”究竟解的是什么密?
从文本本身来讲，它的表层结构确实让人比较舒服，叙事展开得相当不错。一条迷宫叙事的线索和一条清晰的科学主义的线索，这两条线索一直就在纠缠、交织，最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暖昧的文本。它既继承了80年代的先锋性，又跟90年代的市场、和大众的趣味紧密结合。有人说它是―个非常好读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就成功在这个地方。同时它又具有先锋性的特点，产生了所谓的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是他成功的一面，我觉得这很不简单。我明显觉得这部小说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大大地高出了一截。
作为一个作家，用十年时间，精心地孜孜不倦地建造一个迷宫又来破解它，清晰地绘制出属于自己的地图，这种努力本身就是非常感人的。现在有些作家一年出两三本书，非常高产，但那是脆弱的沙床。这点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它的暧昧性，让我觉得它在两个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在迷宫的叙事方面，作者选择国家主义(大众趣味)作为切入点，难免会有很大的遗憾。我的信念中，迷宫的叙事应该是没有终局的，它最终是一个谜团，但作者又试图把它解开，试图给我们勾勒一条或几条清晰的线索；把地图非常清晰地层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在逻辑上产生了悖论。迷宫叙事和大众叙事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但麦家在这里又试图调和它，这就产生了―个问题：两边都可能不讨好。当然，在有些人看来是两边都讨好了，可我觉得是两边都没讨好。迷宫叙事没有推到顶点，就像石头眼看就要推到山顶，却掉下来了，非常遗憾，功亏一篑。
从市场叙事来讲，迷宫题材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又妨碍了普通读者的读解。因而我认为懈密》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但这个状态不是麦家的状态，而是文学本身的状态。从90年代文学告别先锋以来，文学就面临―个巨大的困惑，这种困境不是个人的。所以从麦家身上，从懈密》身上，可以读到整个文学的一种困惑。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评论家)：
我非常同意朱大可对麦家小说的评价。我觉得在当下整刊、说创作面临巨大困境的时候，他确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源，对城市领域、对小资、对整个文学界集体的床上运动兴致盎然妁时候，麦家从另一个角度，从题材上来讲，有鲜明的突围意识。
麦家的小说从《解密》开始，到《在刀尖上行走》、《蒙面人手记》，从数量上讲并不是很多，但迅速就引起了批评界和读者的广泛兴趣，很显然麦家的创作有独特的地方。
麦家的小说在当下的小说格局中应该说是―个奇迹。当然他不能不受到市场的影响，除了题材独特性以外，小说背后透露的想法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的小说基本都是以破译作为题材的，而破译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与那些通过高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诸如反恐精英之类的游戏是不一样的。这种游戏跟麦家的游戏又有相似性，画面上的东西都是通过人来控制的。人来控制，人就有意想不到的东西，不见得这个游戏能完全走到底。麦家的游戏也是游戏，但不具有娱乐性，破译和反破译背后有巨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争斗的背景。麦家在游戏背后想要诉说的是人的命运的残酷性。
譬如麦家的最新一部小说《暗算》，总共写了五个人，有四个人都死了，而且都和性有关。在深宅大院里，和俗事隔绝，这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人的基本的欲望在国家的巨大的意识形态下，在颠覆与反颠覆，破译与反破译中被遮蔽了，删除了。这可能是麦家小说要表现的东西，即游戏的残酷性。
我在想麦家的小说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市场价值，和他对游戏的描述有关，破译、解密、暗算等等，民众总有一种窥视的心理。这是麦家小说能走向市场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麦家的小说确实存在问题，以《暗算》为例，几个人，三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最后都是宿命性的死亡。你暗算别人，暗算密码，事实上你本身也在被暗算之中。这种宿命的东西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这就使得小说在处理人物和故事结构上没有大的变化。叙事上和整体想象上有某些欠缺。
朱大可(插话)：
我刚才一直在想，麦家的小说为什么在最高点又掉下来了?老孟的关于麦家小说是一个游戏的说法，忽然让我想通了，就是一个作家的信念问题，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中国文学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麦家的小说确实比很多小说要高出一头，但在这个关键点上依然没有解决好。他在给小说寻找支点的时候，是一个游戏的支点。游戏也好，反讽也好，对人的存在的极端性的追问，最后落实到游戏的层面上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从而也消解了小说本身已有的高度。并不是我们要寻找一个具体的什么宗教，而是中国文化本身有一种内在超越性，这个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它却没有完成。如果能够突破这一点，将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当然，这个问题提得非常苛刻，严格地说这个问题也是当代文学普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始终没找到应有的支点，支点是空的，文学的价值因而也显得苍白无力。麦家的这部作品，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作家自身精神状态存在的问题。我们的作家需要重新寻找文学的支点，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信念的问题。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评论家)：
《解密》这部小说，我是在茅盾文学奖初评时看到的，在我们这个小组的39部小说中，我觉得这部小说是最好的。我认为这部小说为当下的长篇小说作了贡献，让我们对长篇小说创作增加了信心。
读了《解密》这部小说后，我感觉是非常满足的。第一个意义说，从叙事来讲，它讲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家族，又不像我们看到的家族小说纯粹是一个历史、社会生活的延续，这个家族是内在的精神的延续。这个家族都有天才，而且又都卷入到对天才的碰撞之中，这个延续里面有一种精神的秘密的延续。小说从一开始写的几个人，笔墨都比较少，但给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就这么一个开头，就让我感觉到它要追求一个惊人的秘密。这样在叙事方式上，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它要解一个人生的秘密。生命的秘密让人感到生命非常伟大，但又很脆弱，小说始终贯穿着这个思想。这么一个有涵义的命题，一般通俗社会小说总是不会考虑的。“解密”处处把人生的秘密、生命的秘密放在这里边，这使小说变得深厚。
第三个，这部小说有个非常感人的地方。它写的是天才，但又让我们走近这个人物，而且我们在走近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物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如果这是个非常崇高的人物，那么在我们身上有很难体会到那种感情。这里写的是天才，但却有许多让我们共鸣的地方。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评论家)：
在“茅盾文学奖”小组讨论会上，大家都对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性表示欣赏。这是讨论会当时的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是军旅作家人围的比较多。
读《解密》时，觉得麦家的小说是文学性很强的小说，再读《暗算》，觉得现实性也很强。过去看《解密》觉得是很虚构的故事，最近新闻有许多关于窃听事件的报道，现在看来窃听、解密已经从小说中走人到政治斗争、世俗生活中。这个意义上讲，《解密》也有很强的现实性。
目前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些人一年写很多部小说，而有的人很多年写一部小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述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执着的方式表述一种游戏，而麦家是用游戏的方式表达执着。这种执着就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把雅的东西和俗的东西揉合在一起进行一种文学探索，做到雅俗共赏。
雅的一面就是对精神和个性现象的探索，俗的一面就是把小说的各种元素，包括故事的各种可能性都充分的吸取、借鉴和利用。他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历史小说的方法，智力小说、侦探小说的各种手法都融合进来，为他的句式服务。所以，他的作品整体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雅俗共赏。
虽然如朱大可所说，他的小说面临两难的困境，但就目前的小说创作来说，雅俗共赏方面做得最好的非麦家莫属。他笔下的人物，每―个都是矛盾的统―，这种矛盾的统―体中充满了多重性和个性的特立性。他笔下的人物，从世俗的观点来看，都是很平常的人物，甚至是庸人，有些还是残疾人、有问题的人，但换个角度看，又都是天才，是能人、神人。麦家把人的性格中截然不同的因素揉和在一起，整个人物形象就非同寻常。麦家对人物的走火人魔的精神状态描写得非常好!他的人物在某些方面是极弱的，在某些方面又是极强的。麦家把人的多面都描写出来了。
麦家作品中的人物又都是宿命的。几个人的死看起来都是被别人暗算的，但细究起来又是自身造成的。暗算的结果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就有了深刻的意义。麦家写了冥冥之中的―种宿命，看起来写的是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写的是人生的悲剧。他写的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或者说以小悲剧来表现大的悲剧。
整个作品在游戏中渗透着浓重的悲剧感，进入作品之初很轻松，读完之后却很沉重。
麦家对精神现象和个性现象的关注，对人的悲剧命运的揭示、捕捉、叹息，把他的作品和一般的好看的、流行的、轻飘飘的小说区别开来。
我在想，麦家如果继续在“解密”的路子上走下去，就面临如何突破自己、不重复自己的问题，这对他是很大的挑战。麦家走的是―条不大广阔的路，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甚至是一条不太可能有后来者的路。麦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孤独，他只有突破自己，才能继续往前走。麦家今后前进的障碍，完全在于战胜自己!
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评论家)：
刚才各位在谈麦家小说的时候，用了许多词语，如“国家话语”、“个人叙事”、“迷宫”、“黑暗”、“光”、“终极关怀”、“存在”、“悲悯”、“先锋性”等等，一部小说能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批评界和小说界提供了这么多关键词，这是不多见的。从这个角度讲，麦家的小说是很成功的。这也可看作是他小说中先锋性的一种表现，包括他的小说名――“暗算”、“解密”等，都有可能成为描述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关键词，它的背后，包含着很大的阐释空间。因为从小说的名字，多少也可看出―个作家的关注点在哪里。 先锋小说家一直是很注重给自己的小说起名的。像《现实一种》、《活着》、《妻妾成群》、《欲望的旗帜》等，都是经典的名字，看得出，余华这帮作家很有才华。但是，当我读到《蛇为什么会飞》、《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这样平常的小说名时，我的确觉得那些昔日的先锋作家，也可能正在进入―个写作的贫乏期。
麦家的《解密》、《暗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引而不发的想象空间。首先，他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经验的独立性――这本来是对作家的最基本的要求，如今却成了一个难题。许多作家看起来在强调个性写作和个人化经验，实际上他走向的是新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因为所有人共有的“个人”，就不再是个人，而是成了新的公共性。但麦家的经验是真正独立的，他有自己独立的经验领域，也有自己独立的叙事空间，包括他的展开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从这个独立的经验出发，麦家显示出了他的写作野心：他试图探讨一个更大的命题，这个命题不是关乎小小的个人经验，而是想重新探讨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探查，一直是先锋作家们写作的潜在渴望。他们试图找到一种个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的描述方式，这种描述，源于―个作家对世界的基本感受，也源于他们对于存在状况的观察。我特别注意到，在麦家的小说中，提到了一些悖论似的命题，如“脆弱”与“强人”、“天才”与“疯子”、“秘密”与“解密”等，麦家在这些悖论里，展开了他的想象和思考，他让我们看到，这些看似矛盾的命题后面，其实随时潜藏着一个可以逆转的精神机制。这些命题的展开，让我们重新领会了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许多意味深长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麦家是少有的保持对世界基本状况进行思索的作家。
在对个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追问背后，麦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国家话语”的向度的确是不能忽视的，麦家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这个地方。主人公容金珍的妻子在小说的最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像爱我们的国家一样爱他。”这是一句很突兀的话，却承载着麦家对于人物关系和叙事经验的一种总结。但这样的总结可能有一个问题：国家话语的强行插入，实际上是导致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中断。容金珍早年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可他一旦被国家话语体制化、格式化后，这个人的内心在小说中就没有进展了。这是很可惜的。尽管在《解密》中，作者一直试图突破这点，比如，小说的结尾，容金珍用自己发疯的形式给后来者一个解密的可能，包括容金珍的笔记本，都是作者试图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努力，但其妻子一句“我像爱我的国家一样爱他”的总结式发言，又把这种努力给迅速颠覆了。
其实，一个作家要写出国家话语对人的格式化不是很难的事情，但容金珍是一个天才，是天才就不能落人常规的解决方案，否则精神空间就被切割成很小的一块了。天才并非常人，他想从国家话语的格局中出逃是很容易的。但麦家恰恰没有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思路――这样一个天才在反抗格式化生存，在对内心的追问中肯定有许多复杂的疑问和困惑，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被作者忽略了。麦家没有给容金珍开一扇后门，让他从格式化的生存中逃出来，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内心的旷野。所以，我个人对麦家个性化的追问之下，最终依靠“国家话语”的格式化来解答一个天才身上的疑问，感到遗憾。我觉得在这点上，作者若是能处理得再个性化一点，再深一点，整部作品就会更完整和深刻。毕竟，走向国家话语，远不如走向精神旷野那样符合天才的内心世界。
当然，这些都是对麦家的苛求了。作为一个60年代生的年轻作家，麦家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写作领域和写作风格――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不多见的。我认定他是一个能写出更多好作品的优秀作家，才苛责于他――其实仅仅是一种提醒。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麦家的两部小说其实是传奇文学。
中国传奇文学讲怪人、怪事，但在现代文学中这是很被排斥的。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一套很宏伟的框架。从鸳鸯蝴蝶派开始，他们很大一部分走的是传奇文学的路子，讲怪人怪事。但这种文学一直是被压抑的，不被关注。麦家这两部小说讲的其实就是怪人、怪事，而麦家小说的走红，专家的认同，读者的喜欢，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学的大框架开始出现松动，经典逐渐被瓦解。中国的传统小说都是在现实中掘一口深井，现实是不可以接近的。但现在，有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显出来了，这对于新文学传统是一个瓦解和破坏，但另一方面，文学扩展了它的空间，和大众文化、和社会有了另外的接触的可能性。在传奇文学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麦家的小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们在说到文学的变化，说到探索，其实都是想从新文学接触现实、表达现实的焦虑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现在有一个大的机会，中国人对于救国救民的大使命有了超越的机会。一种非常压抑的“要民族崛起，所以我们要现实主义，去现实中寻找力量”的看法，有了谈话的可能性，所以麦家的书被大家认同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解密)提出了如何看待国家主义的问题。在冷战的阶段，来自国家的想象是最强烈的。国家的话语具有神圣性，男男女女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幽洞里，在黑暗中的人是i回察―切的，在黑暗中才能看到光明。而处在光叨中的人被亮光一照，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黑暗的地方、黑洞里，其实是有光明的，光明是要通过黑洞去观察的。―个人通过他的智力、他的天才能够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麦剔、说中的人物通过异能掌握光明，看不见的地方能掌握光明的―切，密码处于黑暗的地方，但它可以穿透光明，而人物本身又处在黑暗中。这是很好的一个悖论。
《解密》这部小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对冷战的回忆。冷战时期，男男女女处在黑暗中，他们的命运不被人所知，他们的名字不被人所知，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探索，自己的生命见不到阳光，却能照见全世界的阳光。为了国家的存在，可以超越一切伦理的限制，国家比个人更加被强化，个人又是具有绝对意义的，这就造成了―个很激烈的矛盾。
小说的另―个很有意思的矛盾是，“解密”的世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里反而是市场经济选择的地方，你能“解密”你就是伟人。没有任何政治思想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是比尔・盖茨的逻辑。这部小说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在国家最强有力的地方居然展现的是市场的世界，类似于我们今天赢家通屹的市场世界。可见麦家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麦家的小说还有一种特质，就是从小地方可以发现大结构的脆弱。无论是容金珍的笔记本，还是厕所里面要生孩子，私生活的领域，总是对国家宏大的机器有破解的作用。世俗的东西可以抽掉宏大机器生存的基础。真正的密码在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逻辑可以消除巨大的黑洞般的国家机器的逻辑。而日常生活的逻辑恰恰是空间里唯一的一线光明。用非常世俗的东西来化解具有非常超越性的东西，这是很独特的经验，创造了一种很诡异的状态。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相对来说是―个挨打、受欺压、没有原罪的历史，所以她在和平时期韵崛起更具有合法性。正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受了太多的苦，所以中国人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麦家的小说运用一种想象，在幽暗的世界里，在冷战中，中国有一种想象性的―个赢家的感觉。
没有原罪的中国崛起的合法性被麦家肯定了，但又发生了一种转化，移情到一个新兴的国家。懈密》的最后“我爱的是这个国家”，有种理直气壮的意味。我们看起来千疮百孔的形象在这儿有了一个复活的机会，《解密》写的纯洁的冷战中的国家――中国，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幽暗中的男男女女为国家奋斗的历史必须被承认，历史是有价值的。
麦家的小说用一种大众的文学表达一种复杂的、微妙的感情，“我爱的是这个国家”让你感觉到一种力量依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