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对胡适的为人、学识、行状了解多多。这种了解不是研究者的那种通过“研究”而来的认知，而是建立在自己的亲历、亲知、亲感上的了解，因而就多了一种角度，多了一种深刻和生动。特别是他曾亲自录制、注译了《胡适口述自传》，成为海内外论胡的重要文献。不过要说唐先生对胡适的研究，还应该提到他的另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胡适杂忆》。这本书被誉为是把胡适写活了的一部既生动有趣又立论客观公允的研究著作。据周策纵先生说，“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在撰录《胡适口述自传》之余，准备写一篇“短序”。之后就在《传记文学》里见唐先生“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不料这一“短序”竟然以《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为题，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长达十几万言，需要单独出版成书，而不能再作为《胡适口述自传》的“短序”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胡适杂忆》。可以说《胡适杂忆》是一部典型的“把序写成书”的“著作”。
不过在学界这并不是第一次。上世纪初，也就是1918年的时候，梁启超和蒋百里同游欧洲。蒋回国后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同游的梁启超作序。谁知梁在读过蒋著后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把自己的这些见解都写进了所谓的“序”中，洋洋洒洒写了八万多字，比原书的篇幅还长。这“序”已经不再是“序”，而是另外的一部学术专著了。果然梁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单独出版，反要蒋百里为他作序。这也算是学术界的一件趣事吧。后来梁启超把此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达二十五万字，可谓一部由序而来的特别的书了。
唐先生的《胡适杂忆》也好，梁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好，都是“过去”的事。但现在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最近读到一本余英时先生新作的《重寻胡适历程》，是他研究胡适的成果的结集。全书的主体是《从看胡适的一生》，共十余万字，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虽然它还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如果从字数来看也可以说是一部著作了。这些文字的撰写，乃是余英时为经联公司重新编校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所作的序。如果单独出版的话当然是一部关于胡适的非常重要的书了。假如不算勉强的话，这也是把序写成书的一个生动的事例。
为什么能把序写成书?夏志清先生在他为《胡适杂忆》所作的“序”中的一段话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近年来我为朋友作序，借用胡适一句话，‘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气力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评审。”夏志清的这番话是在说自己，其实也是在说一种学术品格。他为《胡适杂忆》所作的序虽然还不能说成了书，但其中对唐德刚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表明了不同的意见，当然是下过相当的功夫的，决非人云亦云，泛泛而谈之作。《胡适杂忆》之于《胡适口述自传》自然不用说，唐德刚先生在对胡适的研究上所下的功夫非一般人所能比。而《清代学术概论》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史》更不用说，梁启超的学识修养本非常人所能及。即使是余英时也确实是在对胡适进行了一番“重新”研究之后才写出了《从看胡适的一生》。单是其中关于胡适在不同时期思想行状的考释就不是能随便写出来的。
把序写成书，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这样做，但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乃是我们眼下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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