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陪着几个欧美同事到北京来玩，第一个景点自然是中国的长城。那天正下着小雨，天阴沉沉的，我们小心地走在有些打滑的砖地，不时停下来眺望。这几个老外看着雨雾蒙蒙中蜿蜒起伏的长城，一个劲地赞叹长城的宏伟气魄和悠远历史。但彼时，我的目光，却被一对老夫妻所吸引。那对老夫妻，一看就是老知识分子，穿戴干干净净，还是70年代的样式；头发一样的花白。老太太的左臂，勾着老先生的右胳膊。老先生打着一把陈旧的雨伞，伞有意地偏向老太太一边。两位老人互相偎依着，默默含笑，望着远方。
在海外多年，听惯了许多指责中国夫妻或恋人之间的生活不够浪漫，不够有情调云云的论调，看着这对风雨共度数十年的老夫妻，我心中陡然涌出一种潮水般的感动。我一边和同事走着，一边不顾湿滑的地面，数次回头看着这对雨中的老夫妻。
他们的身影，让我想起了我的曾外祖父和他的结发妻子的故事。我的姑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她的外祖父(我的曾外祖父)的故事。“八・一三”抗战时期的上海，身为中国银行信贷部经理的曾外祖父，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自己正在怀孕的结发妻子，从上海辗转到了重庆。国民党政府考虑到抗战的长期性以及许多离家男子的生活需要，允许已婚男子可以再娶，民间称“抗战夫人”。尽管身处名媛云集的重庆，但事业有成、风度翩翩、喝过洋墨水的曾外祖父，并没有忘了远在上海、大字不识的结发妻子。抗战结束后，曾外祖父回到上海，看到被长期艰辛生活折磨得衰老的妻子和从未谋面的儿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以无悔二字总结了自己八年的漂泊。
但天有不测风云，可怜我的曾外祖母，在“文革”的一次抄家中，被红卫兵喝骂羞辱之后，含恨去世。我姑妈在曾外祖父回忆录中，看到他写的一首怀念自己结发妻子的诗文，“诚知此恨人人有，恩爱夫妻不到头。”我印象中，曾外祖父一直是个非常古板严肃的人，没想到在他心中，却存留着这么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
“文革”的风暴，将我的父亲从大上海的锦衣玉食，卷到了偏僻之极的塞外小村。一个北大化学系六年制的高材生，梦想能进人中科院、为中国理论化学作出贡献的年轻人，不得不放弃多年的梦想，接受成为农民的现实。在那些个毫无希望的日子里，身心俱疲的父亲病倒了。村里安排他到一个老乡家中养病。在那里，父亲遇到了一位老八路的女儿，那就是我的母亲。从此两个人开始了艰辛的插队生活。
几年后，一位工厂的书记看中了我父亲的才干，把他和我母亲调到了一个还只有地基、地处偏僻的化肥厂。由于母亲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于是除了做一些如晒图纸等办公室工作，她的任务就是保证我的父亲有热饭吃有干净衣服穿。记得当年，父亲非常忙，上下班常常是披星戴月。我们住在仅有三排平房的家属院里。一到晚上，听着有点吓人的呼呼北风，我和母亲就希望父亲能早些回来。尽管当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贫穷，但却并非没有色彩。记得当时父亲只要一有空，就赶回来开家庭音乐会，父亲吹口琴，我和母亲跟着唱，一唱就是几个小时。
后来我离开父母去上海念书。随着1976年后的政策改变，知青回城已如不可逆转的社会风潮。不少像我父亲那样的男女知青，调回上海后，把孩子接到上海，再和乡下的妻子或丈夫离婚。我的家庭有华侨背景，不仅可以调回，还可以办理出国留学。作为家中的长房长孙，学习优秀的父亲，在面对巨大的回城压力和令人垂涎的出国机会时，竟依然选择了留下，和我母亲厮守在塞外高原，直至今日。
上一代人的感情生活，在今天的人看来，就像一张张黑白照片，很不入时。但是黑白照片，往往比彩色的保存得更长久，看上去更有韵味，也能感动年青的一代。一次我回老家，去一家中医院接受针灸治疗。有一位来自乡下的老太太也在针灸。她的老汉一边小心地照应着，一边和老太太嘻嘻哈哈地说笑，非常和睦。一来二去大家熟了，一位打扮人时的漂亮护士就对老太太说，“看您福气多好，您老汉对您真照顾，老两口和和气气的。”老太太就呵呵，“哪儿啊，当年刚结婚也是老吵吵闹闹的。后来孩子大了都走了，就说，就剩下两个老的了，还不好好过日子。后来就不吵了。我那老汉说实在的，现在对我是真好……”老太太的一席话，说得老汉脸都红了。打完针，老汉又帮着老太太穿好衣服，手拉着手慢慢走了。小护士突然感慨地说：“我呀，说实在的，不羡慕那电影明星的郎才女貌，也不稀罕那嫁入富贵豪门的。我就羡慕这老夫妻俩儿，那么多年还能那么恩恩爱爱的。我要是有这么个结果，一辈子也满足了。”
我忽然想到，几千年前的一天，在茫茫的华夏大地，一对恋人深情地默默望着对方，信誓旦旦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的爱情誓言，为中国人的浪漫下了定义。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中国人的浪漫情感，不是追求片刻的欢娱，或朝朝暮暮的花前月下、鲜花美酒。中国人的爱情，是在时间和生活的考验中。就像那对长城边的老夫妻，我的曾祖父母、我的父母，还有那雁北乡下的老夫妻，经过无数的风风雨雨，然后白头厮守，天长地久……
责任编辑 卓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