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刚过，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渐渐隐入满山的翠绿中。五月的井冈山俊秀、挺拔。 从喧嚣浮噪的都市，走进厚重宁静的大山，心胸豁然开朗，空气中都带着清清的甜味。 从小就听着“朱毛”的故事，童年常做登上井冈的梦幻，如今行驶在云遮雾绕的盘山公路，眺望昔日炮火硝烟的黄洋界哨口，走进茅坪的八角楼、茨坪的烈士陵园，流连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在一件件珍贵的遗物前：长矛、大刀、油灯、铁锅、书稿……分明听见自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血管里的热血沸腾。
站在气势非凡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吊唁大厅，面对一万五千多有名有姓的先烈和汉白玉无字碑上更多的无名先烈，瞻仰着烈士遗照上一副副年轻英气的容颜，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心灵的震撼。
原以为只有穷才革命，走投无路才造反，井冈山的革命应该是穷苦的农民所为，而遗像上的烈士分明有许多是年轻有为的大学生：黄埔一期、黄埔四期、黄埔六期、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
王尔琢、卢德铭、何挺颖、伍子豪、蔡协民、伍若兰等，都是青年中的人杰，国家的栋梁。
遗照上，身穿戎装的王尔琢是那么地英气逼人。这位来自黄埔一期的青年，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和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追赶叛徒队伍的途中不幸牺牲，年仅25岁。毛泽东闻讯痛心不已，挥笔写下了千古挽联：“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可见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同时黄埔一期的卢德铭，22岁就在毛泽东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中担任总指挥，在同年进军井冈山的途中战死沙场。
据闻，当年蒋介石器重黄埔生，尤其是黄埔一期生，愿投其麾下者至少封以少校中校，而卢德铭等热血青年却投奔了当时并没有成气候的工农武装。为什么呢?
在井冈山时期59位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的先烈中，有90％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何挺颖，牺牲时才24岁。张子清29岁，宛希先23岁。张子清和宛希先一武一文，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的左右手。伍若兰26岁，邓家海29岁，刘真27岁，王佐25岁，而邓贞贤只有21岁。他们都牺牲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将青春和热血化作了井冈山上的一簇簇映山红，永远永远地融入了大山，构成了大山的骨脉延绵不断。
面对他们的遗像，我一遍遍地问他们，也在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
“为了信仰。为了信仰。”我分明听见他们在说，也像自己心里在说。
是啊，人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又以符合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崇高。以崇高信仰为支撑的信念，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试想，不是如此，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贫穷、战乱，还有来自内部的委屈，来自敌人的离间，来自老百姓的不理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预见的。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1928年湘南起义时朱德的这番话，就是信仰和信念的真实写照。
我不敢说当年井冈山青年选择的路就是最佳，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崇高信仰、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应是任何时代的有志青年都不可或缺的。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走出吊唁大厅，沿着纪念碑拾级而上，我的脚步格外地沉重。
冒着蒙蒙细雨，穿过碑林，登上了烈士陵园的最顶峰。抬头仰望，雄伟的纪念碑高达27米，象征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始建于1927年，碑顶上“山”形的雕塑，远看似一团跳动的火焰，近观如林立的钢枪，寓意的“星星之火”，早已燎原全国，枪杆子打出了红彤彤的天地。从主碑往下，我进入了雕塑园。这里苍松翠柏，19座革命先烈的雕像耸立在群山怀抱之中。我怀着无限的敬仰和虔诚，在每一座雕像前驻足，我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可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无力的。放眼前方，高入云端的罗霄山脉穿过雨后的细雾逐渐显现，群山、翠竹、水杉环绕的井冈山一派生机，先烈们含笑注视着这一切，一切……
怀着对大山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依恋，我回到了喧哗的都市。走在繁华的大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购物人流，我的思绪不知怎地又飞回了井冈山。没有先烈们为之献身，哪有共和国晴朗天空下人们宁静的生活，开心购物；没有先烈们用鲜血奠下的路基，哪有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铺向全国。这些道理其实过去都懂，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如此强烈。是我的心灵净化了，还是我的灵魂升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