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到《婺源县乡土建筑》之前，已先去看了婺源县的乡土建筑。虽是匆匆来去，毕竟有了身历其境的亲切。 两百多幅照片、两百多幅测绘图；文笔很流畅，描述很细微，但追随作者的脚步，从青山绿水间白墙黑瓦的古村落中走过，却觉得很抑郁。
……眼前实景也教我们惆怅。格扇上、梁坊上和外面门头上，不论木雕、砖雕，凡是人物雕刻，头颅统统被砍掉，这是二十多年前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孽迹。
……现在，另一个劫难的威胁越来越强，我们看到，有些住宅的护净和退步门已经没有了：被卖掉了。一旦卖掉，它们就会飘洋过海，远适他乡。在家乡，它们留下的是一块空白。
不是故宫，不是颐和园，不过乡村的几所老房子，值得让人如此伤感么？如果不是因为它承载了一部社会变迁史，恐怕不会惹起这样深长的牵挂。旧文化的完结早是不可挽回，令人困惑的是，新的文化是否已经建立？历史是否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空白？当然，这“空白”，也是历史。
婺源位于江西东北部，北界安徽，东邻浙江，是个鸡鸣三省醒的地方。在未曾划归江西之前，它一直是徽州六县之一――民国以后，才有属赣、归皖、再属赣的几番变更。因此，婺源的历史和文化与整个徽州的历史和文化是一致的。
徽州山多地少，耕不能自给，作为一种生存的选择，男子不得不外出经营四方。但致富以后，他们却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家乡所固有的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不过只身远行的商人并没有脱离宗法制度，在族规的束缚下，他们“把眷属留在农村老家，把在外面积攒的钱财带回来。无土地可买，就用来建造祠堂、庙宇、牌坊、文阁、住宅、园林、书院、学塾、道路、桥梁、亭子、义冢等等，甚至官署、城池、文庙、学宫、试院、考棚的修建也由他们捐资”。
婺源县的山野里，散布着这样一些大小村落，它们的自然条件很恶劣，人们外出谋生，村落反而富了起来，造了些上好的住宅。但这些住宅却是外来的，型制和风格都不植根于这块土地，不是乡土的产儿。
建筑与环境并非融合无间，只是由于经济力量的支持，移植来的建筑风格竟保持下来了，虽然格外程式化，格外缺少创造力，但依然精致一一峨峨的石门罩，必是雕镂华丽的。“四水归堂”的天井，“四合头”的院子，月梁、额枋、琐窗、门扇，本色的大小木作，必是雕刻细密的。喜鹊登梅、鹭鸶戏莲、仙鹤凌云、凤穿牡丹，琪花与瑶草，英雄与神仙，吉祥的图案，吉祥的故事，不厌其烦的细节安排，温暖着一团清冷的富足。通常的三开间正房，左右各一条夹弄，两边厢房，合抱一个小小的天井，本来就嫌吝啬的阳光，更被撕成一条一缕。楼上楼下，屋里屋外，这四布的木雕小品，便在纷披着的明明暗暗中融融浮荡着生意。生存中的企盼与寄托，在一代又一代恒久不变的气氛中，也逐渐程式化了。
住宅到底太小，虽然细节的精致充满奇巧，但过多的精致挤在一起，未免堆砌。把这样的匠心用到修建祠堂，拥挤着的精巧，就有一回放肆的快乐。建于乾隆年间的汪口俞氏宗祠，以精雕细镂著称。从歇山顶三牌楼的五凤楼门起，而两廊，而享堂，而寝堂，凡木构件，都布满雕刻。万象更新、双凤朝阳、福如东海、福禄双全、瓜果石榴、飞禽游鳞，八骏图、暗八仙，山水小景、瑞应故事，百余组图案，在黝暗深邃中荧荧煌煌着一小片一小片的光烂。更有享堂前檐枋柱间的一对雀替，原是雕成一对狮子滚绣球，柱子上的狮子顶住枋下玲珑剔透的一个绣球，它支撑着的厚重便也化作飞动的轻盈(文革时狮子和绣球都被凿坏了，整个屋檐因此而向一侧倾斜)。无所不在的装饰中还藏了一个炫奇斗巧的故事――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传说――反正祠堂以恢宏的气势接纳了所有的热闹。庄严与肃穆中，加进了热烈与精致的俗气，变得亲切而可爱了。不过昔日这一座一座装点繁丽的大房子似乎不大有田园山乡的质朴，倒像是出外经商的游子发达之后剪贴给家乡的一角富丽。
婺源也有文运，却好像多一半藏在了一个秀木环抱的山凹凹里，这便是沱川的理坑。理坑始建于宋，到了明季，很出了一批有名望的大儒、大宫。至今不过二百来户的小村子，就有尚书第、司马第、大夫第、官厅、天官上卿府等若干旧貌依稀的老房子。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人文渊薮，婺源作为一个大舞台，就完整了。包括了所有精彩剧目的乡村文化的连台本戏，可以一幕一幕接连演下去――二百年，三百年……。虽然早有了固定的程式，但错错落落的细节的魅力，依然是恒常秩序中一点一点特别的诱惑。
最近的几十年，在探索新路的过程中，这里经商的传统首先被斩断了。探索带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初衷的。而一旦没有了经济力量的支撑，老房子与这片土地的分离也就无法避免，它的毁坏也就难以挽回。建筑是以整个文化背景为依托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居民的素养，等等，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原有的建筑，还可能独立存在么？古老的故事，古老的情节，带着搬演故事的人进入历史，孤零零一座旧舞台，如何不颓败？婺源的乡土建筑与婺源的乡民，好像成了相互分离的两部分――对自己的栖居之所，并没有亲情，并没有留恋。如今的居者，早就改变了成分，既不是旧日徽州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是房屋的建设者，房子对于今天的主人，只是房子而已，再没有任何文化的意义。更何况房子的旧主人和房子本身所拥有的文化内涵，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一份被完全否定的文化遗留。在一场自杀式的文化劫难中，不仅住宅里小木件雕刻中的人物多遭枭首之刑，公共建筑破坏殆尽，村村都有的家谱，也毁于一旦。而劫后余存，却并没有为人们所珍视。
格扇积满了灰尘，布满了蛛网，格心棂子上挂着锄头、镰刀、咸肉和草药，或者拴上绳子晾衣服。厢房格扇前堆积着木柴、躺着肥猪。我们每次照相前都要大忙一阵，清理干净。个别的房主人比较热心，张罗着掸土，刷洗格扇，多数房主人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神情冷漠。偶然有年轻人过来，双臂抱在胸前，冷冷地看一会儿，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地离去。我们很想对村民们说几句赞美这些艺术品的话，期期艾艾，终于没有启口。
但是近年以来，来自研究者、紧接着是外地商贩的赞叹毕竟很有一些了，于是老房子终于有了新的意义：它值钱，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整座家祠被当作旧木料出售，雕镂精细的格扇、护净、退步门，三十元、五十元，也毫不痛惜地卖掉了。没有人关心它的历史，也没有人关心它离开故土后的命运。文物工作者未尝不想保护，但在这种情况下空谈保护，倒像是讽刺。
又有有识之士发现了它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的确，沱川乡的理坑建筑群，古坦乡的汪村百柱祠，清华镇彩虹桥，汪口村俞氏宗祠，还有秋口乡的李坑、思口乡的延村、思溪……，依然反射着历史的余晖。再说这钟灵毓秀之地的人杰，远有朱熹，近有詹天佑，明清两代的学者、名宦，婺源的这一份骄傲，也足以吸引远人。只是，乡土建筑本来应该是一座活的建筑文化博物馆，如果在本土已经不是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它也就不再有生命力。更不必说，“旅游开发”对生态平衡、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不是么，“开发”伊始，黄村百柱祠前一架蕴蓄着诗情画意的旧板桥，已经硬生生改造为钢筋水泥的新拱桥了。
作者在延村搞调查的时候，村里的一位老先生指着到处流淌的雨水和淤积的泥浆说，延村的所有街道，过去都铺满青石板，街巷下面有完整的阴沟排水系统，由祠堂统一管理维修，不论多大的雨，街上都不会存水。现在，青石板破碎了，阴沟堵塞了，四十多年都没有修理了。并且，当年在宗祠管理之下，牛棚都造在村子外边，猪和牛不准进村上街。每月初一、十五，全村人都出来扫街，各有负责的一段。如今这些乡规民约早被废弃，以致到处是牲畜屎尿，没有人管。
……
这段话听来很让人伤心。旧的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情节。新新旧旧之间加进了若干粗暴的编纂，过场戏的交代就变得太长太长。面对这一座似空非空、几乎倒塌、几被尘封的旧舞台，昔日的铿锵锣鼓，零零落落，余音犹在，冷冷清清中偶然还能幻化出一个两个令人评然心动的“半面妆”、“回风舞”。落英也不烂漫了。
但历史不会有空白。“吹作雪”、“碾成尘”，毕竟，春泥前身是落花。
(《婺源县乡土建筑》，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著，将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