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近古稀，身体有些不适，我和姐妹们立即陪同母亲到附近的县城医院检查。医生认真查看了母亲的各项检测报告单，面带微笑地说：“不用紧张，纯属不严重的小毛病，花两三百元，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可以在我们这儿做，但州上的医院设备更好点，到那里更有把握些，你们自己考虑好。”我们一商量，只要母亲的病能尽快好起来，多花点钱也值，就去州上的医院做手术吧。于是，托人电话联系好了州上的医生，回话：“当天到达当天就可做手术。”
我们乐滋滋地坐上专车，上午９点就到达州上的医院。刚到，医务人员们极为热情：“你们来做手术，住院手续办了没有？”“没有！”“先到财务处交3000元押金，多退少补。”我二话没说，立即照办。
敬业的医务人员们忙开了，我们便分头行动，拿着各种各样的单子在医院跑上跑下，量体温、验血、尿检……每道工序做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花了大半天时间，等手里的单子跑完了，我们稍作合计，仅检查费一项已累计用去了600多元。
“医生，现在可以做手术了吧？”我汗流浃背、喘着粗气询问。“要综合分析各种结果，明天吧。”回答充满了科学内涵，无可辩驳。第二天，我提醒式地说：“医生，可以做手术了吧？”“做手术要慎重，再观察一天。”回答饱含职业道德，让人敬佩。第三天，我厚着脸皮问：“医生，可以做手术了吧？”“很抱歉，今天轮到主治医生专家坐诊，等着看病的人很多，只能明天了。”回答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平原则，不得不服。
终于可以做手术了，那已是第４天的中午。经过几天的煎熬，手术前的谈话就像快刀斩乱麻。一则我们急不可待，二则大多是些选择性答案。“手术是有风险的，如，会大量出血导致死亡，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后遗症……100元的保险金交了不退，这钱交不交？随你们自愿。”“交！”“180元一袋的麻醉包能减轻病人的痛苦，这钱交不交？随你们自愿。”“交！”“每小时12元的病情监控仪器，能随时监控病情，这钱交不交？随你们自愿。”“交！”“如果病情严重，呼吸困难，我们会采用供氧设备，以小时计……”“交！请尽快给我母亲做手术！”
半个多小时后，母亲的手术完毕。病床铁架上的吊瓶不停地更换，没完没了；床前的病情监控设备，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顽猴，不停地跳跃着波浪线。手术第二天上午8时过3分，能听不能打的“喊话机”就传出十分响亮的声音：“50号床，再交1000元的押金，不然，今早就没有针水打了！”我揉揉熬红的眼睛，习惯性地回答：“交！”此后，只要“喊话机”喊话，我的第一反应只有一个字――“交！”从入院到出院，不满10天的时间里，我为一个小手术拼凑来的一万多元现金，就只剩下些可怜兮兮的零钞。
像绝境突围般匆匆收拾行装，坐上前来接我们的朋友的轿车。轿车由慢到快，直奔回家的路。我确信已远离了难忘的住院部，便大大地呼出一口气，一下子感到浑身清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