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保守主义势力重新登上西方政坛，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美国左翼溃不成军。90年代初波黑战争爆发后，当著名左翼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与儿子大卫只身远赴萨拉热窝时，猛然回头已经没有了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效应了。她感叹自己的文章已无人阅读，左翼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公众长期积淀的对左翼的偏见沉渣泛起，9．11之后尤其如此。德里罗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美国公众的冷战情怀。
一、政治情愫难以释怀
近年来美国文坛出现了一些反恐小说，如德里罗的《白色噪音》、《地狱》、《名单》，拉・凯瑞(Le Carre)的《敲鼓的小女孩》、凯西・阿克(Kathy Acker)的《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福布斯(Colin Forbes)的《金猴之年》，柯林斯(Larry Collins)的《第五位骑手》等。上述小说不仅具有血腥暴力的主题，而且散发着浓郁的政治情愫。以德里罗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凭借小说的奇妙结构，把暴力题材由政治领域转换到审美领域，进而达到维护、巩固、质疑或颠覆现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效。
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小说把左翼分子写成恐怖分子，认定左翼政治与恐怖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9．11之后，这种看法再次迭起，广泛弥漫于大众传媒与小说艺术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左翼――政治中固有的“他者”的敌视。当然，目前美国小说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中东民族特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但是这一切无法掩饰其一贯的反左翼情绪。德里罗等人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小说人物的左倾性格特征，他们感到左的声音与性格适合于政治“他者”的表述。正如琳达・哈奇森(Linda Hutcheon)所指出的，许多后现代小说改写历史事件，青睐暴力题材，认为“恐怖分子”的威胁性话语可以抒发左翼的政治情感。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塑造了一位典型的“政治他者”――奥斯瓦尔德。这是个具有内在冲突和人格分裂的左翼分子。德里罗并没有突破冷战以来美国文化对左翼的偏见。童年时代，奥斯瓦尔德读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书籍，渴望成为托洛茨基式的革命者。作为政治的“他者”，奥斯瓦尔德在肉体与道德上是畸形的、不稳定的和危险的，但在小说虚构的世界里，奥斯瓦尔德却融入了后现代的性格特征。读者常常感到有两个奥斯瓦尔德存在：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阴暗的，其矛盾的性格并没有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正如组织首领帕门特所说：“我们把他组合在一起，我们制造他，让他跟古巴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德里罗小说中的“左翼分子”不过是右翼势力杜撰之物。事实上，自冷战以来有关左翼政治的话语多半来自右翼的宣传与想象。德里罗把奥斯瓦尔德塑造成后现代式的“他者”，把左翼声音置于后现代文化的喧嚣中，想轻而易举地消解左翼的政治主张。
德里罗的另一部小说《毛二》中的冷战意识更为明显。这里的左翼分子不仅仅是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他者”，而是纷纷蜕变为恐怖分子，组建了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这些组织信奉共产主义。对此，小说中的人物比尔和查尔斯并不感到惊讶，因为那里有一个黎巴嫩共产党。头领拉什迪别出心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领一群流浪儿童从事暴力活动。拉什迪追随毛泽东的思想，精通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左翼分子。与奥斯瓦尔德不同的是，拉什迪不仅具有政治的“他异”特征，而且还是一位民族的“他者”――来自中东的西方敌视者。由此可见，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冷战意识。即便是在美国左翼早已偃旗息鼓之时，冷战意识依然挥之不去。特别是在反恐浪潮中，冷战情绪随处可见，阴魂不散。
美国文学中，最早把左翼与恐怖联系起来的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卡萨玛公主》。小说通过卡萨玛公主投身革命活动，用暴力扫除阶级与性别的不平等，把激进的革命与恐怖捆绑在一起。在盾姆斯看来，革命的虚妄性产生了恐怖。然而，出入意料的是，卡萨玛公主革命的动机却是出于对美少年鲁宾逊的暗恋，最后作家让她退回到不幸的婚姻当中，消解了一切冲突。稍后，杰克・伦敦的《暗杀局》拓展与深化了詹姆斯的故事模式。这部小说以1905年刺杀爱荷华州长的事件为原型创作，深刻地揭示了非理性的恐怖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他们二人所开创的反恐模式在德里罗等人的小说中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二、冷战意识挥之不去
德里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之争的层面上，而是继续扩展其“冷战意识”。小说中的左翼人物形象呈现出非西方的集体特征――以东方宗教或政治领袖的面孔出现，凸显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域外的集体意识之间的冲突，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仇外情结。德里罗认为，东方的领袖崇拜可以转化为美国的消费文化。对他而言，仇外情绪伴随着对大众生产的焦虑，因为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生产的无序状况与左翼的非理性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德里罗把西方作家(个体)与东方恐怖分子(集体)对立起来，通过不断深入的探寻，让人们看到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正是建构在集体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从而使上述的二元对立趋于解构。更富戏剧性的是，外国恐怖分子往往通过美国作家，改变了自我而出现在美国。《地狱》等作品从始至终呈现出西方与域外的冲突与对峙，在作家眼里二者均为西方文化的想象之物。在这个转换程序中，东方恐怖形象并非国外的，恰恰是西方后工业社会自身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从未见过东方领袖，只有东方领袖二――领袖的效应。如果说，可口可乐作为西方的象征，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中；那么东方领袖二则是东方领袖的大众生产的播散，二者如出一辙。
德里罗似乎想弄清恐怖分子来自于何方?如何界定域外?通过主人公比尔(白人)的仇外心理，一方面动摇了域外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域外对美国个人主义的威胁。在《白色噪音》中，德里罗塑造了一位研究希特勒的学者杰克，虽然他不会讲德语，也从未参与过种族大屠杀，却为自己经历的外国人进入西方白人男性世界而备感困惑与苦闷。“域外”隐含在德里罗的许多作品中，以域外民族的稳定群体特征抵制西方消费者的孤独性；无法解读的外国符码成为仇敌、仇恨、暴力的场所。以杰克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人物常常把社会混乱归咎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灾难，并坚信此混乱不会发生在中美洲，因为中美洲处在西方英语文化的包围之中。在小说中，德里罗把许多阿拉伯词语与罗马数字混杂在一起，旨在揭示语言间的“重叠”关系，让人感到语言和身份、商业与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即使在非常熟悉的文化场域中也总是处于飘忽不定、无法捉摸的“他异”身份。
作为一位持守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原则的作家，德里罗回避了20世纪末各种“白人” 恐怖主义，却大肆渲染仇外情绪，把外国人的集体婚礼描绘成魔鬼游行。虽然德里罗的小说存在这些弊端，但他通过对广告生产、摄影等“技术”复制的描绘，一定程度上展露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大众生产属性，揭示了个人主义依赖于集体生产这一事实。小说结尾处对贝鲁特的描绘，让读者不止一次见证了死城的摄影，因为任何摄影都不具有雕塑品的本真性，故而可以无限复制。这样，作者把人物统统放逐到非个性化的群体当中，填平了西方与域外的鸿沟。
德里罗看到，西方大众生产日益模糊了西方与域外的界限，而且外国语言的不断渗透直接威胁着西方的个人主义体系。在小说中，德里罗让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互相比照，生动再现了西方文化创造了想象中的东方的过程。个性化的文本逐渐被书刊、电影、摄影等大众传媒所替代，大众生产的氛围(复制)正在，替代原作的惟一性。小说中的人物比尔希望进入一种Pyneho―nesque传媒，他惧怕历史与写作，拒绝发表任何作品。他是最后一位不肯合作的作家，属于西方堡垒型的人物，他哀叹道：“恐怖分子获取之物便是小说家丧失之物。他们影响了大众意识的程度正是我们作为感受与思想的形塑者衰退的程度。他们再现的危机正好等于我们自己无法经历的危险。”在德里罗看来，个人主义的小说家永远属于西方，而集体性质的左翼分子则必然是东方的。但是小说在内在深层结构中昭示出：尽管西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牢控制了大众生产，却无法改变它依赖集体意识这一事实。
德里罗在小说中进一步深化了左翼语言与美国观念之间的冲突。小说一开篇便从YankeeStadium这个最富美国特征的场所入笔，精心描摹出在这里举行的一场亚洲婚礼，最后以贝鲁特的一次单独婚礼结束。这里的集体婚礼展现了沃诺尔的戏剧场面和集体生产场景，作者让我们目睹了域外和美国、毛主义和可口可乐、左翼分子和消费者等几组二元对立；集体婚礼和海浪更多地象征着美国机器生产过程。这里象征着种族偏见与外国文化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冲决了美国海岸。
在德里罗小说的世界中，资本主义世界使用了东方领袖形象攻击自己的历史文化。以比尔为代表的作家，在公开发表个人主义言论的同时，他们允许媒体拍照，最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众生产的图像世界中。那些在拉什迪身边工作的孩子们没有脸孔和语言，他们的特征是相同的；比尔的回答机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单一的信息。这里只有重复，没有本真的存在；“本真”的生活演变成无生命的复制――第二种声音。西方人把自己的个性不断溶人到普通的东方群体特征中，德里罗不禁为后现代美国与多民族的未来而担忧。从照片到回答机、从可口可乐再到东方领袖，他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第二的、集体的、域外的、焦虑的源泉。
德里罗对左翼分子域外特征的渲染，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威话语的同化作用，以及小说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自觉维护，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文明遇到的挑战与冲击最先来自内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源于美国历史文化自身。德里罗试图告诫人们，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体系中早已孕育了恐怖主义因素，人们在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分析自己的敌人的同时，却丧失了反思自我的能力。
三、作家试图质疑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
上述小说热衷以元小说的形式，探讨作家的政治他异性，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德里罗在《毛二》中塑造了小说家比尔、大学教授乔治和摄影师布赖塔等中产阶级人物，通过他们的对话，探讨了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政治他异性功能。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断，比尔与布赖塔探讨恐怖主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恐怖分子与小说家奇妙地抱合在一起；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互相渗透、流通往来。比尔坚信小说家可以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把文学与恐怖分子的世界架构在一起，为恐怖宣泄提供途径，“恐怖分子的胜利便是小说家的失败……他们再现的危险等同于我们失败的危险”。乔治由此推断出恐怖分子已经替代了小说家，成为时代的英雄。在他眼里后工业社会中的一切都在褪色，惟独恐怖主义的力量正在崛起，恐怖分子替代小说家，成为存在的惟一源泉，这种思想广泛渗透于德里罗的小说中。
德里罗进一步凸显了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文化联系：“有一个奇特的纽带把小说家与恐怖分子捆绑在一起。在西方，当我们的书失去形塑与影响力时，我们便沦为著名的肖像……几年前我常常想到小说家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是可能的，现在炸弹制造者和武装歹徒已经划定了范围。他们袭击人们的意识，但在他们携手合作之前作家经常这么干。”小说家与恐怖分子沆瀣一气、暗中合作，企图改写历史。小说中的阿布对布瑞塔解释道：“恐怖是我们在世界上给自己定位的手段。过去我们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现在我们则通过恐怖获取成功。恐怖使新的未来成为可能。全体男子汉就是一人。男子汉们从未如此地生活在历史当中。”他又说：“我们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创造并改变世界。历史不是书写也不是记忆。我们早上创造历史，午饭后又改变历史。”如果说小说对左翼的描写体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文学中他异因素的同化和消解，小说家不自觉地顺从了其意志；那么小说家与恐怖主义分子角色的互换，则具体展现了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与冲突。
2001年，美国评论家斯坎伦(MargartetScanlan)在《策划恐怖》一书中，率先从理论上阐发了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隐蔽关系。她指出，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作为边缘化的力量，共享浪漫革命的自我风格、书写暴力、迷恋阴谋，正在改写历史。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便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指出，波德莱尔的精神骚动与波拿巴的政治阴谋和布朗基的巴黎街垒战具有同构互通性。显而易见，社会边缘化导致政治他异性。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就像飘动的符号一样，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任意被冠之以“左翼分子”、“恐怖分子”等等。
在罗思(Philip Roth)的小说《施罗德行动》中，主人公斯迈利斯喀格要在雅典完成“知识分子聚集的行动”，他感到“丝毫没有想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几乎抓不住客观现实。客观现实的意义在逃避你。”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罗思放弃了作家身份，选择了有意义的行动――充当国家侦探。然而，罗思始终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事暴力活动。在小说结尾处，罗思从作家降格为恐怖力量所操纵的玩偶，暗示着小说创作与恐怖行动同样具有虚幻性和幻灭性，“边缘人民可以改变世界”，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小说直接把主人公的身份描绘为作家，而且由作家本人充当叙述者，有意淡化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线。
小说家与恐怖分子角色的打通互换，暴露了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集中展现了小说家的他异性身份 特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了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二者的互动影响――具体文化实践的交互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概而言之地把小说中的恐怖情节完全等同于现实，但二者之间的流通交往却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小说如此准确地预见了现实中的耸人听闻的恐怖活动，恰恰表明小说艺术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外在现实，而是积极参与了历史构建，对社会现实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是挑战刺激的作用。
同样的描绘也见诸于奥斯特(Paul Aus－ter)的小说《海兽》中。萨克斯和阿伦始终认为作家要以政治抗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们发现自己却生活在里根时代，面临着知识边缘化的困境。一系列的意外事件和暴力遭遇让他们感到写作不仅无助于改变现实，而且写作本身便是一种怯懦行为。于是他们放弃写作，转而寻求政治暴力。在他们看来，崇尚斗争的左翼揭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度的本质，小说家要想不至于沉沦，走出边缘化的困境，挑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惟一的选择。这样，萨克斯把自己设计为“自由幽灵”，炸毁了自由女神的复制品，开始到处旅行，以此进行有效的政治抵抗。最后，他发现自己的爆炸行动无法改变世界，仅仅散发了大量的有关意识形态的信息而已。萨克斯如此生活了两年多，直至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为止。作为一位成就卓越的作家，萨克斯的暴力行为不仅显得迂腐可笑，而且不自觉地沦为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品。然而，萨克斯的悲剧至少透露出这么一则信息：恐怖分子无力挑战或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只能通过传媒制造社会恐慌和紧张。放弃作家的身份之后，萨克斯不知不觉演变成自己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同谋；阿伦虽然坚持了作家的身份，但他的《海兽》却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二人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
奥斯特的小说生动地再现了小说家所面临的知识边缘化的困境，他们无法向公众表述自己的思想，被迫保持沉默。他们要么放弃写作，积极从事暴力抗争，但是丝毫不能改变社会现实；要么他们坚持写作，却不过是投身到资本主义的消费体系中，无法解决恐怖主义与可供选择的对抗叙述模式之间的冲突。两难的选择令小说家们痛苦疯狂，最终他们发现恐怖主义题材不仅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且鼓励自己与读者在这片自由的天地里，同边缘化的现实处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抗争。
在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中，乔治教授看到了后现代社会与恐怖主义的互动关系，“当社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含混之时，恐怖则是惟一有意义的行动。它包含了所有事物，太多的事物和信息、意义，足够我们用上一万辈子。惯性的歇斯底里。历史是可能的吗?有人严肃过吗?我们要对任何事情严肃认真吗?艺术家是可以同化的，大街上的疯子也可以同化的，可以处理(分类)和合作的。给他一块钱，让他进入电视商业中，惟独恐怖分子置身其外，文化中还没有设计出如何铲除他们的方法。”四乔治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类已经处在影像、商品和信息的掌控之中，事物的意义却越来越含混不清。艺术家与小说家缺失了，惟有恐怖分子的极端姿态难以被同化和化解。德里罗的小溯艮容易让人联想到麦克唐纳(Andrew Macdonald)的小说《特纳家的日记》。小说以麦克维(TimothyMcveigh)袭击俄克拉何马城为原型创作，以破碎零乱的叙述抵制恐怖冲动，以颓废的方式抑制恐怖主义的袭击，让读者感到小说家是极度危险的人物，正是他们在想象中创作了恐怖，又不断进行命名和实施。
凯西・阿克的小说《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深化了上述问题，她从种族、性别、语言等方面展现恐怖分子与小说家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阿克看来，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等边缘主体处于同一网络结构中。这一结构是由族性、性别、语言和传统等许多要素构成的，且始终变动不居。恐怖分子进行暴力抗争，作家则使用语言进行战斗，异曲同工。阿克的小说正是在进行着这种抵抗，语言是她手中的武器，写作旨在引领读者进入迷宫中，达到一种不毁坏世界就无法洞见生活真谛的境界。阿克认为摧毁一个社会政体，很快就形成新的等级制，所以她主张用语言摧毁语言，通过切断语言的控制与规范达到消灭语言本身的目的。阿克坦承她所感兴趣的是颠覆阶级结构与文学的联系，在她看来这一任务非作家不可，这是恐怖分子所无法胜任的。所以，《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中那些恐怖分子大都前途黯淡，陷入了绝望之中，等待他们的只有牺牲。
至此，我们看到德里罗等人源源不断地把尚未发生的重大社会矛盾加以铺写，把现实转化为艺术文本，实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贯通交往，从而消解了审美与现实之间的功能性的区别。审美不再是提供读者选择的自足领域，而是一种强化人们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手段。小说一方面受到商业利益等外在因素的驱使不断拔高渲染了现实中的恐怖危机，同时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把政治他者统统放逐为恐怖分子。这些小说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西方的权力话语，并在新形势下继续延展其话语的想象空间。然而，顺应中充满了质疑、同化中激荡着对峙，小说家边缘化的现实处境，最终使西方权力话语内部出现不协调的声音。
(作者单位：厦门集美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