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V.S.奈保尔 新历史主义 摘 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记录了毕司沃斯先生短暂而动荡的一生。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小说通过历史与文本间的互动考查了历史的文本性，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生活、语言、宗教、生存的历史语境被挖掘出来，同时，其作为一个文本也具有其历史性，毕司沃斯作为社会离轨者的生存困境参与了历史话语和历史权力的建构，从而揭示出受压抑的历史细节。
V.S.奈保尔发表于1961年的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其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穷其一生追求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历史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瑞典文学院授予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作品中兼具犀利的叙述与正直的洞察，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①。Bruce King也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属于这样的经典：通过对个人的刻画，之前被忽略的文化的错综复杂和孜孜以求被言说、被赋予史诗、神话的身份。②这里所谓“被压抑的历史”或者说“之前被忽略的文化”指的是印度社区在西印度群岛的生存史。
本文拟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角度出发，分析《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探索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奈保尔在创作中抹杀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将目光着眼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考察历史事实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从侧面审视特立尼达殖民地边缘人物的生存奋斗史。
一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英国文学教授蒙特洛斯把新历史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最简洁地定义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这一论述，他本人以及研究新历史主义的评论者都对其进行了诠释。具体说来，“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都不是客观的，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文本性”则是说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也具有叙事的虚构性。③在这个概念中历史和文学的界限被取消了，文学研究被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语境中。
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刻画的毕司沃斯先生一生的奋斗史以整体轮廓勾勒出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的生存画面，使读者能深刻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描写的是20世纪前半期特立尼达那一段殖民地时期的生活。对于岛国特立尼达的历史，胡志明的文章中作了简要介绍：特立尼达有漫长的被殖民史，在殖民统治期间，特立尼达是一个多种文化族群杂居的地方，生活着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族群，除了有当年作为契约劳工来自印度的移民及其后裔，还有土著人、非洲黑人、来自美洲大陆的冒险家、来自宗主国的殖民者及其后裔克里奥尔人。④
Kenneth Ramchand在他的文章中对毕司沃斯先生生活的46年的前前后后的历史作了更明确的梳理。在黑人取得独立后，印度成为英国甘蔗岛国廉价劳动力的主义海外来源；1839年到1917年间，多达416,000印度契约劳工被运来替代已经解放了的黑人。现在印度移民后裔占特立尼达人口的35%。1917年，有组织的移民结束，从那以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印度语被圭亚那底层的英语方言所代替，这种“克里奥尔化”的过程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结构中表面上看起来纯“印度”式的习惯和形式已经被当地环境大幅修改。这一“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也出现在特立尼达，甚至以更快的节奏。⑤Ramchand的这番话帮助了读者去理解《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一文本的历史性。这部以他父亲为原型的小说跨度40多年，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后几年。这40年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动荡的40年，有一战、二战，也有印度母国争取独立的斗争等等。奈保尔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构建了这一历史语境，而历史也参与了文本的阐释。
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印度家庭，属于印度等级制度中最高的“婆罗门”。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便开始流离失所。图尔斯家族也是典型的印度家庭，整个家族聚居在一起，图尔斯去世后图尔斯太太掌管着家庭的一切，他们“每天做礼拜，庆祝每一个印度节日”⑥，同时他们也有印度家庭传统的陋习：丈夫打妻子，母亲打孩子。奈保尔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无根人，在塑造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时候选择不同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来作为抗争的武器，这一行为并未起到本质性的颠覆作用，但加速了印度家庭融入现今社会的进程。在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图尔斯家族这个极其传统的印度家庭之后，他开始用宗教来反抗，来争取自己身份上的独立。他加入了雅利安教派。雅利安教派“宣扬说种姓无关紧要，而印度教应该接受皈依者，神像崇拜应该被取缔，妇女应该受教育”⑦。雅利安教派在特立尼达遭遇抵制而无法发展，但也促使毕司沃斯同图尔斯家族决裂。图尔斯家族作为传统的印度家族，拒绝任何变化。但旧的习俗毕竟在改变。图尔斯太太决意送自己的小儿子去英国攻读医学，这一举动将切断图尔斯家族以前所有关于种姓阶级的记忆。
在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所有人都使用印度语交流，只有在表达特殊感情时才使用英语。但对于当时的特立尼达来说，英语是官方语言。具有印度传统的图尔斯一家仅从语言就体现出自己的与世隔绝。随着毕司沃斯先生的一次次搬迁，印度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在图尔斯家族短暂居住过的矮山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合体，当地的居民用法语交流。而到了西班牙港，“印度语是一种秘密的语言”⑧。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已不说印度语，英语成为日常交流所主要运用的语言。随着图尔斯家族的梵学家女婿哈瑞的去世，没有了共同的祭祀活动，作为祭祀正式用语的印度语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而拥有印度最高血统婆罗门的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在用英语试图重构自己的人生，也用英语作为自己的谋生工具。这是印度社区的“克里奥尔化”进程，表明他所在的印度社区已经开始融入这个社会。
作为小说主要背景之一的二战在小说中也没有直接提及。在图尔斯家族送奥华德去国外时，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希望战争没有爆发……”⑨读者可以判断战争已爆发，毕司沃斯先生所效力的报社开始报道战争，刊登希特勒的照片等。图尔斯一家由于战争时期生活的艰难不得不从阿佤克斯搬到矮山，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有时甚至没有吃的，不得不拿野菜充饥，而城市的生活也因为战争物价飞涨。战争的残酷从平常人的生活里得到了最直接而深刻的阐释。二战对于图尔斯家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由于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食品匮乏，女儿女婿们开始积攒私房钱，为自己谋私利。二战结束后，图尔斯家族以往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小家庭。
二
关于“文本的历史性”，张进指出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二是指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活动，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社会历史性，不仅在历史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三是指任何一个文本都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它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本本身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⑩从现在的角度审视历史，实际上是“当下”与“过去”的二元对立。作者时而以主角的角度，时而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叙述过去的事情，把“当下”和“过去”交融在一起。奈保尔通过《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完成了对毕司沃斯先生形象的重构，同时把自己带入了过去的历史语境当中，让文本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文本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文本中的主角所处的权力关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突出表现了毕司沃斯先生这位印度后裔在特立尼达这个以黑人为主体的社会里的局外人身份以及他同环境的抗争，以及最后与社会妥协的结果。
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既是在特立尼达这个多文化杂居的地方寻找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向西方文化的皈依。在入赘图尔斯家族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图尔斯太太为自己挑选女婿的标准不是他们的工作或者钱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具有“高贵的血统”。哈奴曼大宅并没有给他一种家的感觉，他的妻子也永远站在自己娘家人一边，他无法成为这个家族真正意义上的一员，家庭的权力被掌握在少数人，即图尔斯太太、赛斯手中。作为一个女婿，毕司沃斯先生只是一个外来人、边缘人。而在这个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特立尼达，他处于边缘的边缘。为了确立自己的身份，毕司沃斯先生一次又一次被置于与图尔斯家族成员针锋相对的地位，一次又一次获得精神上的快意，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现状，也不能阻止他的精神状况一步步崩溃。
毕司沃斯先生的精神崩溃在图尔斯家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没有官方的医学话语（“医生认为没有必要鉴定毕司沃斯先生是否发疯”{11}），但毕司沃斯先生的状况已由当时的权力话语所决定。毕司沃斯先生从进入图尔斯家族开始就作为一个捣乱分子扰乱着家庭原本井井有条的秩序。作为特立尼达的边缘族裔，他阅读赛缪・斯麦立斯的作品、马库斯・奥里利乌斯的《冥想》、《科林斯的清楚印刷之莎士比亚文集》、《贝尔的杰出的演说家》等书籍，对这些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书籍的阅读并不能帮助他适应环境，反而让他与环境更加格格不入。对于毕司沃斯先生，作为中心的权力话语放逐着他的思想和身体，使他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生活，以削弱他对现存权力机制的挑战。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从来都不是他的家。在捕猎村的六年里，“岁月在无聊和厌倦中消磨着”{12}，他开始干一些荒唐的事情，“他把指甲留得极长，并伸出来吓唬顾客们。他在脸上又挖又挤……他还曾经在脸上搽上五颜六色的康复药膏，然后站在店铺门口，朝他认识的人致意”{13}。而他开始惧怕未来，“他恐惧的未来无法用时间来衡量……那是让他茫然的未来”{14}。而去到绿谷后，毕司沃斯先生的状况更加糟糕，他同劳工们住在一起，远离妻子儿女，与周围的人无法交流，孤独的生活吞噬着他的神经，独居时“他自言自语，大声叫唤，想尽所能发出响声”{15}。后来他在房间走来走去，因为“只要他一停下来不动，他就感觉到死寂围绕着他”{16}。在他亲手盖起的第一座房子被毁后，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作为一个边缘人物，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臣服于现存的权力体制，他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自己的身份。这种崩溃从另一方面说也帮助建构了当时的权力体系。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正当的职业，没有收入，这样的人无法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是对权力体制的冒犯，但并不能改变这一体制。毕司沃斯先生的疯癫同时成为抵制权威的榜样，因为他无法对现今的权力体制苟同。通过毕司沃斯先生的疯癫，作者建构了一个超脱于现有权力场的自由主体的理念。但“疯狂的存在……只是一点点波痕稍稍打破平静，改变不了历史巨大无边的，合理的宁静”{17}。疯狂是对现实的扼腕叹息，是人的理想无法实现的绝望。
而治愈毕司沃斯先生的疯狂的是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何以有如此疗效？因为它可以给人提供职业，提供去尝试的机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夫兰姆昌德在印度社区是种族地位极其低下的一个人，德黑蒂以自己高贵的种族身份下嫁给他而被人怜悯。但兰姆昌德到了西班牙港，成了一个精神病院的看护人，甚至“染上了一种城里人的傲慢”{18}。毕司沃斯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静休后离开了图尔斯一家，来到了首都西班牙港，一系列巧合的事件使贫穷的毕司沃斯先生成为西班牙港的记者，后来甚至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这份体面的工作使他进入到更广阔世界里的权力话语体系，他有了话语权，并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曾经的疯癫也不治而愈。
受福柯思想浸染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也着迷于人类社会各个层面权力关系的结构和技术。对于格林布拉特来说，权力是一种表述，这样它才能在主体形成中发挥作用。{19}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文本参与了社会权力的建构。奈保尔在冷静理智的叙述中，决定了毕司沃斯先生的疯癫，这一话语决定是在一定体制下完成的。而毕司沃斯先生的疯癫也决定了理性的权力话语的边界。
纵观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读者看到了特立尼达印度后裔的生活，他们独立的宗教文化，他们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通过考察历史与文本的互动，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生活、语言、宗教、生存的历史语境被挖掘出来。同时《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作为一个文本，参与了同历史的互动，毕司沃斯作为社会离轨者的生存困境参与了历史话语和历史权力的建构，同时被掩盖的关于在特立尼达生存的印度小人物的生活也得以展现。
作者简介：潘敏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美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 瑞典文学院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J].阮学勤译.世界文学,2002,(01).
② Bruce King. V.S. Naipaul[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1-33.
③⑩{19}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6.
④ 胡志明.《毕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J].外国文学评论,2003,(04):42-52.
⑤ Kenneth Ramchand. The World of A House for Mr. Biswas. University College of West Indies, 2005: 60-72.
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8} V.S.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M].余�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7} 杜小真编.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