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诗人济慈在1819年写了一首诗：“年纪轻轻的，就长得脸色苍白，瘦骨嶙峋，不久归道山……”两年后，他死于肺结核，终年才26岁，那首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济慈生存的年代，正是肺结核最猖獗的时代，肺结核是那时候病死原因的祸首。为此，济慈特别为结核病取了一个绰号：“人类死亡的行刑队长。”
肺结核真的那么厉害吗？据资料介绍，自1882年德国科学家科赫发现结核菌以来，迄今因结核病死亡人数已达２亿。而最新的资料表明，全世界结核病人死亡人数已由1990年的250万增至2000年的350万。75%的结核病死亡发生在最具生产力的年龄组（15~45岁），全球已有20亿人受到结核病感染，每年感染率为1%，即每年有约6500万人受到结核病感染。
值得关注的是，肺结核似乎更愿意眷顾文学艺术界的人士。除了济慈外，跟他齐名的英国诗人雪莱、《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钢琴家萧邦及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等知名的文艺人士都得了肺结核。另外，从15世纪的模特西蒙内塔・韦斯普奇，到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30多年前的电影明星费雯・丽，这些美的寄寓者和美的创造者遭到这种疾病的袭击后，像花朵一样枯萎、凋谢，令人不胜叹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为何偏偏遭遇肺结核？这是此病的得病机制和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决定的。书中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人大多都智力聪慧，才华横溢，而且往往多情善感，尤其是感情特别强烈且纤细，甚至到了过度敏感、过度脆弱的地步。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的存在，肺结核才得以在他们身上更加残酷地肆虐。
令人惊奇的是，肺结核虽是一种不良的疾病，却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因为对于俗人和暴发户来说，肺结核正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另外，在贵族已非权利而仅仅是一种象征的时候，肺结核病患者的面孔成了贵族面容的新模型。更有趣的是，用相当严谨的医学和文学眼光来评判，肺结核具有“病态美”，非常符合浪漫情调的作者激情投射和情节安排的需要。更有甚者，拜伦说：“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而健壮、充满活力的大仲马则试图假装患有肺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肺结核乃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如果你读过18、19世纪的小说，或在电影、电视上看过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往往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有一个患“痨病”的角色――生病的孩子，竭力要完成其巨作的将死的艺术家，卧床不起无法照顾家庭的母亲……他们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经常咳血，并慢慢地消瘦。这就是典型的肺结核症状描写。由于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小仲马的《茶花女》、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都属此例。
疾病使人本身产生一种宣泄的需要，人的内心需要抚慰、需要克服对疾病的恐惧，从心理学上讲文学符合这些表达程序。文学、音乐等艺术不仅能表达人的正常心理，还能表达人的非正常心理，对人性的弱点、阴暗面，文学有着其他传媒不可达到的特异性。这也是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喜欢”患上肺结核“艺术病”可理解的原因。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释放他们。
书名“飘零的秋叶”就深刻蕴涵了此中的真正意义。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秋天看成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这使他们看到的是满山的红叶在金色的阳光掩映下，有着说不尽的美丽。可同样是秋天，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眼里，它的美却并不是由于这是一个成熟和丰实的季节，而是由于随这季节而来的枯萎、飘落的秋叶。难怪德国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说：“古人只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浪漫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
这或许就是肺结核所特有的非同一般的文化背景。
《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 余凤高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8 定价：17.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