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在我们的再三逼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50多年前的时光――昔日那个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正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1949年，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于是，成立了两个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张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用天安门做国徽主要图案的设计思想。而梁思成则坚决反对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案，而主张以璧为国徽图案。从中央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两个设计小组阐述各自设计理念的重要史料，大体可以了解当时双方的论争。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全文为：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构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和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连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为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做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瑗结所采用的摺纹样式是南北朝造像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
设计人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作成浮雕或做成钢印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案，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集体设计
林徽因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逊 工艺史教授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1949年10月23日
张仃也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他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形的方案，主要理由是：
一，天安门是具体建筑物，不宜成为徽标图案，否则像一幅风景画，不够严肃；二，天安门是封建帝王的象征。
对此，张仃在他所附的《设计人意见书》中作如下表述：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像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是有批判的，我们要承继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财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周令钊
助理绘图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1950年6月15日
现在看起来，张仃当初的构想大多数都体现在沿用至今的国徽上。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这不仅因为画家绘制的天安门仅为目测而非实测，比例不准，而梁思成、林徽因上世纪30年代在营造学社工作时曾亲自测绘过天安门，清华营建系的制作技术手段在国内又首屈一指，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使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最终由两个小组集体完成。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张仃从未出面澄清过关于国徽设计的一些传闻，如果不是从档案馆查到当时两个小组的设计说明，我们甚至无从知道曾经有着两种方案之争。
(摘自《合肥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