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身居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是怎样的情形?与普通百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下为纪登奎长子纪坡民的回忆。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
“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元房租”
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居于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
据纪坡民介绍，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中央主席后才搬走。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纪登奎见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住在那里。
1980年，纪登奎的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纪登奎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子，其他两个院子后来被改为宾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到北京时，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160多元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元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元，母亲是13级，工资160多元。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
中组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跟纪坡民讲，有一回，纪登奎和李先念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凌晨1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4角，这12元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400多元，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一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这种特供仅限于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都没有空调。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一台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有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10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5点多。”纪坡民说。除了工作，中央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的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夜里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纪坡民说。
纪坡民说，他的母亲前不久刚刚过世，享年89岁。在华国锋曾经住过的屋子，他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作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