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曾任美国的第37任总统，他就任的1969年正是阿波罗计划“瓜熟蒂落”的阶段。同年7月16日，美国发射了载有三名航天员的阿波罗1l号飞船，随后尼克松参与了航天员成功登上月球和安全返回的有关活动。7月20日，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成功踏上月球时，尼克松在白宫与他们通话，祝贺人类首次登月成功；7月24日，他又前往太平洋迎接凯旋的航天员，在航宇局局长佩因博士和阿波罗8号指令长博尔曼上校的陪同下，于当天中午12时乘直升机降落到回收船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三名航天员被打捞上舰后，尼克松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78年，尼克松在他长达113万多字的回忆录中记录了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的这段亲身经历。现在摘录这段回忆录，以纪念人类登陆月球43周年。
对我来说，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最兴奋地事情莫过于1969年7月一个美国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了。登月是一个早在十多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轨道卫星之后就开始执行的计划的顶点。美国舆论界一想到苏联人控制着外层空间便感到震惊，但是艾森豪威尔（美国第37任总统——本文作者注）和他的大多数顾问却没有这样不安。例如，谢尔曼·亚当斯曾对一批主要是共和党人的听众说，所谓卫星竞赛不过是一场外层空间的篮球赛。我认为这种轻率的言论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在公众看来是灾难性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旧金山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如果把这件事看成对月球上那个人比对地球上所有的人更有意义的科学绝技而加以抹煞，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段时期，我在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竭力主张扩大我们的导弹和空间计划。艾森豪威尔最后回心转意，同意了这个观点，批准了一项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建议。固然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我却认为这里涉及到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我相信，当一个伟大的国家中途退出探索未知事物的竞赛时，它也就不成其为伟大的国家了。
1961年，肯尼迪总统把登月定为60年代末期的目标，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丰富想像，那时载人空间计划已经着手进行。约翰逊总统是美国航宇局的热心支持者，在他执政期间，阿波罗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我作出决定，当阿波罗11号的航天员确实在月球登陆时，应该举行大规模的热烈庆祝。在航宇局官员的协助下，我们制定了一个用电视转播白宫与月球之间的电话通话的计划。
在月球表面上，航天员除了备有一面美国国旗外，还将留下一块金属匾，上面有我们的签名和下列题词：来自行星地球的人在此首次踏上月球。公元1969年7月，我们为了全人类而内心宁静地来此。
7月20日星期天晚上，阿波罗8号的航天员弗兰克·博尔曼、鲍勃。霍尔德曼和我一起站在我私人办公室的电视机旁，观看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然后，我走进隔壁的椭圆形办公室，那里电视摄影机早已安装好了，只等着拍摄我和月球通话的双画面镜头。
传来的阿姆斯特朗的说话声音既洪亮又清晰。我说：“由于你所完成的业绩，太空已经变成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因为你从静海和我们通话，这就激励着我们要加倍努力把和平与安宁带给地球。”
7月23日，我为阿波罗11号的溅落飞赴南太平洋。这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这次行程包括关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英国。为了祝贺阿波罗的成功，我们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此段为另一章节内容——本文作者注）
在经历了往返月球将近50万英里的旅程之后，阿波罗11号溅落在夏威夷西南约1000英里的太平洋中，离预定地点不到两英里。我在那里欢迎航天员归来。因为这次登月飞行的指挥舱以哥伦比亚命名，我命令海军军乐队在航天员从直升机踏上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甲板时演奏《哥伦比亚，大洋上的明珠》这首歌曲。
当我在检疫室外隔着窗子和航天员们谈话时，我想到玻璃窗那一边的三个人是刚从月球回来的，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肃然起敬的感情。我一时冲动地说：“这是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周。”几天后，在我和比利·格雷厄姆谈话时，他说：“总统先生，我完全理解你当时的感受，也完全懂得你说的那番话的含义，可是尽管这样，我认为你可能还是说得有点过分了。”
阿波罗计划于1972年12月19日以阿波罗17号的溅落而告结束。公众对宇航的需要已经不再感到兴奋，并且厌倦这种航行所经常带有的危险了。这个计划也已开始成为危及70年代新技术发展的那种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态度的牺牲品。这种态度也促使国会拒绝支持我的关于继续执行研制超音速喷气运输机计划的提案，而我认为这个计划对保持美国商业航空方面的领先地位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论点是，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穷人，就一元钱也不应该花在宇宙航行上面。可是，据我看来，宇宙空间的探索是要求美国精神作出的最后几个重大努力之一。空间也许是真正适合美国发挥其创造奇迹的能力的最后一个尖端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