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友纪事》（纪事卷） 去年秋天，李昕兄告诉我，三联准备策划出版我的散文系列。听到这消息，自然高兴。但我知道，国内和国外的人文环境毕竟不同，如果把海外书写的《漂流手记》十卷照搬移植过来，恐怕不太可能，但该如何作业，我就没有主意了。后来想到应该请老友白烨帮忙。他一直跟踪我的散文足迹，而且早就建议出版人物选本。由他编选，最为合适。果然，他很快应允下来，并立即进入他的“精编”工作。经过一年的阅读、选择、疏理，现在丛书框架已经形成。他以文体分类，先编出“人物散文”、“人相杂文”、“文化随笔”三册，之后将会再编出“世界游记”、“情思小品”、“会友序跋”、“诗意悟语”、“两地书信”等。他本就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对我的创作了如指掌，经他一番“建构”，竟也有点气象，所以首先得感谢他。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此套丛书的北京三联责任编辑郑勇。仅第一卷（《师友纪事》）和第二卷（《人性诸相》），他就花了半年时间编校，打印稿中的错处，被他一一发现和剔除，其认真态度，令人感动。他为两部文稿进行了一场名符其实的编辑“洗礼”，这才让我看到好编者真有“净化”功夫，对此我要特别致以衷心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表弟叶鸿基，他“东”帮白烨“西”帮我，和白烨及编辑部商讨各种事宜，全靠他的网络给予沟通。白烨选上的许多篇目，也靠他帮忙打印。
2010年12月1日
（2）《人性诸相》（杂文卷）
读了此卷的清样，才发觉自己所写的这些幽默性杂文，多数作于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1991年下半年和1992、1993年。大约这两三年自己已从政治阴影中走了出来，辞别故园的沉重感已经开始放下，而且受到卡尔维诺“写给下一个一千年的备忘录”的启迪，觉得自己也应当尝试一下“以轻驭重”的写作，因此，除了写出《人论二十五种》之外，还写了“飞旋的黄鼠狼”、“四代卫卫的故事”“老母猪的儿女餐”等一组人禽交织的近似小说的纪实篇章。这些实验性散文发表之后让自己和一些友人开心了好些时日。今天再读这些杂文，觉得虽有些戏笑，但只针对“现象”，并未针对“个人”，文中的界线还是有的，何况幽默本就与讽刺不同，它没有攻击性与伤害性，只是善意的鞭挞而已。
在国内时我几乎未曾写过杂文，因为那时工作太重“忧思”也太重。精神上一旦负荷过重，就不会有喜剧性笔触。此时再读海外所写这些带笑的文字，还是有些偏爱。这些文字毕竟帮助过我从孤寂中解脱。
“杂文”能构成一书与国内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白烨和叶鸿基两位老弟的搜索与汇集，并要感谢责任编辑郑勇的“把关”和他对稿本的细读细校。
读后高兴之际，特书写上述文字以铭记。
2010年12月5日
（3）《世界游历》（游记卷）
读了白烨兄与叶鸿基表弟“精编”的《世界游历》，我又回览了这二十多年来自己的足迹。虽满意自己没有偷懒而写下一些游记，但仍惋惜遗漏了很多值得一写的历史留痕与自然风光。读“世界”这部大书真比读“文字”图书更为重要。
“精编”系列的第一卷《师友纪事》、第二卷《人性诸相》出版后，白烨、鸿基说第一卷是人物散文，第二卷是人性杂文，第三卷应是世界游记。我说我的“游记”也可称作“游思”，属于另一类游记。我喜欢“求索”，觉得游记也可创造新的形式，在“游”中突出“思”，边游边思，借观自然与观历史而说说自己的文化见解，或许也可称作新形式，所以我甚至以《凯旋门批判》与《西班牙斗牛场批判》作为题目。当今世界摄影技术太发达，写作者怎样描写实景都写不过照相机，所以我一定要写一些摄影家们无法替代的文字。
此次精编实际上是“重编”，所以我也借此机会，把以前一些匆匆写下但未润色也未发表过的“游思”文字翻找出来，整理出《又见欧洲》、《彼得堡游思》、《巴塞罗那的一件小事》、《寻找中美洲的玛雅遗迹》等十篇文章。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志明兄还为我找出写于1985年初的六篇《访日随想》。经过这么一番又编又写的功夫，《世界游历》一集，便大体成形了。
集子成型之后，接下去就论到责任编辑郑勇辛苦了，他编审前两卷的认真态度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愿此集能让他少费些气力。
2011年10月11日
（4）《大观随笔》（随笔卷）
在海外写作《漂流手记》十卷，最后一卷的书名叫做《大观心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版）。此次白烨、叶鸿基“精编”文化随笔卷，沿用“大观”二字，把“心得”换为“随笔”，既说明了本集的散文形式，又保留了我的文化批评的“客观”特点。
在海外写作散文，大约有两个重心，一是写自己的“心灵史”，新加坡青年书局与明报出版社称之为《漂泊传》（2009年出版）；二是写“文化随笔”，我的职业是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写作散文时也总是“开口不离本行”。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文明、面对自己，总是要作些“审视”，作些反思，作些评说。
白烨、鸿基把《漂流手记》中的“文化随笔”集中起来，我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在海外的“第二人生”中虽然远离政治，但还是有些社会关怀与文明关怀。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关怀文字，没有硝烟味。我一再声明反对语言暴力，自己当然也警惕不要陷入语言的不文明。三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语言暴力，在当下的各类“网络”中正在复活与兴起。我曾说过，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结束了，但在心理层面与语言层面上并没有结束，现在的网络语言有许多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倒批臭”语言，火药味浓极了。我体验过“文革”的大痛苦，对“大字报”似的网络语言和种种高调十分敏感，所以不断提醒自己：从事文化批评要有思想力度，不可媚上媚下、媚雅媚俗，不可相信语言的爆破力量。
2011年10月11日
（5）《散文诗华》（散文诗卷）
散文诗是我少年时代的伴侣，十五岁上国光中学高中那一年（1956），我第一次见到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园丁集》，当即，我就站在书架边上，一口气把《飞鸟集》326节读完，读完后的第一感觉是：“飞鸟，飞鸟，你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人生”。果然，直到今天，泰戈尔的《飞鸟集》还在我身边，散文诗依然伴随着我。出国之后，我不仅继续读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而且还继续写散文诗。在《漂流手记》十卷里有散文诗，而《红楼梦悟》中的许多“悟语”，其实也是散文诗，此时此刻，我在书写“后记”时，仰望窗外的星空，泰戈尔的诗句很自然地跳到眼前：“让我设想，在那群星中间，有一颗星正引导我的生命通过那黑暗的未知”，是的，人生之旅正是不断走出“黑暗的未知”的行程，散文诗正是帮助我走出黑暗的行吟。半是学者、半是行吟的散文诗人，这大约正是笔者的本质。 写作散文诗，除了受泰戈尔的影响之外，还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的《野草》比泰戈尔更深沉，诗中刻骨的孤独感蕴含着一种对人生透彻的认知。我写散文短诗时总是想到泰戈尔，而写作中篇散文诗如《读沧海》、《又读沧海》或《苍鹰三题》时则想到鲁迅。鲁迅让我的散文诗多一些“重”感，多一些思想的张力感。
除了泰戈尔和鲁迅之外，我还要感谢俄国的诗人叶赛宁。他说，找到故乡就是胜利。这句话给了我震撼，而且提示我要回到童年，拾起童心。我的早期散文诗几乎都是从“故乡”那里找到灵感。没有故乡，就没有我的散文诗。天真、天籁、母亲、土地、绿水、青山、小溪、小河都属于故乡。因为故乡，我才能写出《榕树，生命进行曲》、《慈母颂》等，在海外所写的《故乡大森林的挽歌》，还是离不开故土故园的一草一木。尽管我一再重新定义故乡，把故土的乡愁伸延为良知的乡愁与情感的乡愁，但仍然与故乡有关。
现在白烨、郑勇、鸿基诸友《精编》我的散文系列，我特别希望其中有一部散文诗选。此前剑梅曾编一部题为《谈沧海》的选本，可惜没有收入海外写的部分，这次新的《精编》，一面对国内部分再做些挑选，一面收入海外的部分，我自己看了编目，仍然有新鲜感与亲切感，所以内心也对上述三位编者充满谢意。
2011年12月12日
（6）《漂泊心史》（小品卷）
乔伊斯说：漂流，这是我的美学。这一审美判断影响我整整二十年。在海外二十二年，我写了漂流十卷，包括《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大观心得》等十卷的主题也是漂流。《漂泊心史》从《漂流手记》中选取一些“心境变迁”的小品，汇为一集，倒是可以看到我在海外的心灵轨迹，因此称为“心史”也是可以的。
我把八十年代末最后的那一年当作人生的标杆，此前的人生，我称它为“第一人生”，此后的人生，则称之为“第二人生”。《漂泊心史》记录的是第二人生的情感史。这里有孤独、有寂寞、有思念、有伤感，但也有欢乐、有领悟、有思索，有自审。从写作基调上说，倒是有个从热到冷的过程。“热”自然是热情、激情、悲情，而“冷”却并非冷漠，而是更多对世界和对自身的冷静审视。如果说，二十年前刚出国时，自己还有点“激情”，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则已激愤全无，思绪已超越了往昔的许多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就留给读者评说吧。我能对得起读者的只是，我所写的一切都出自内心的真实，无论是冷是热，皆非矫情。
如果从文学形式上说，此集从文学形式上说，此集应属于“小品”。“精编”系列中，有的集子属于“肖像”（如《师友纪事》）；有的集子属于“杂文”（如《人性诸相》）；有的属于“随笔”（如《大观随笔》）；有的属于“散文诗”（如《散文诗华》）；有的属于“序跋”（如《双向序跋》），而这一本则是“小品”。小品文历来被视为正宗散文，它把议论、叙事、抒情融于一炉，变成一种诗情的诉说。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心灵诉说。如果说，散文诗需要有内在情韵，那么，小品则需要有一种内在情思。我不知道白烨兄编选时是否想到此一文体特点。但我看了他们的选目，觉得他们还是具有这一尺度的。
（7）《两地书写》（书信卷）
《两地书写》是我和大女儿剑梅的通讯、对话、相互评说的选本，主要选自《共悟人间》，还有我和她一起在《亚洲周刊》共同开辟的对话性专栏文章。与剑梅除了共著《共悟人间》这部散文集之外，还共著了学术性的《共悟红楼》，但此书属于思想学术范畴，编者只选了书前的两篇散文性序文，这是妥当的。
与剑梅对话，这是我的海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写作“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完全是为了剑梅。在海外校园里，中文写作不算“成绩”，即不能作为争取学位与评定职称的根据，因此，中文写作的确是可有可无。九十年代中后期，她正处于“博士”和“助理教授”的炼丹炉中，十分辛苦，并不想取得双语写作的双向成功，而我则渴望她两者都能写得好，于是，便逼迫她把想说的话用汉语写作下来。我意识到，这种“逼迫”乃是父爱的一种形式，此时艰苦，但日后会感到快乐。剑梅从小比较听我的话，她果然就那样一篇一篇地写下来。没想到写下来出了书后很受香港的教师、学生欢迎，天地图书公司一连印了五版，经金庸先生的热烈推荐，特区政府文康局还把它评为“2002年十本好书”。尤其让我和剑梅高兴的是香港2002年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全市征文比赛中，高中第一名和初中第三名的作文都是《共悟人间》的读后感。香港出版后，台湾九歌出版社也出了一版，今年韩国与我签了合同，他们也已开始翻译此书了。
在与剑梅的两地书写中，我竭力想避免的是习惯性的“父亲相”。只有去掉此种“寿者相”，才能避免说教，也才能带给散文以幽默感和亲切感。与此同时，我也鼓励剑梅去掉“女儿相”，畅所欲言，充分抒写一下内心想说的真实的话。她在书写中侧重于心灵，不侧重“知识”。与我在海外“走向生命，不走向概念”的人生“大方向”相通。
现在剑梅过的日子比我辛苦得多、沉重的多，正如她常说的，是“教学”、“研究”、“孩子”等三座大山压顶，几乎喘不过气，所以后记只能由我来写。问她有什么话要说，她只叮嘱别忘了感谢白烨、鸿基两位叔叔和同龄朋友郑勇。我遵此叮咛，写于此。
2011年11月8日
（8）《诗意悟语》（悟语卷）
“悟语”是我着意写作的一种形式。《漂流手记》十卷中有两卷系“悟语”组成，一卷是《独语天涯》，共写了一千零一则；一卷是《面壁沉思录》，共写了五百则。《红楼四书》中的第一卷即《红楼梦悟》，其前半部是三百则“悟语”，而第四卷《红楼哲学笔记》也有三百则。《双典批判》主要由论说构成，但末端也附上一百则“悟语”。这样，在海外，我就写了二千二百则悟语了。
“悟语”因为简捷、精粹，所以颇受一部分读者欢迎。韩国最先翻译我的三本书中，有一本是《告别革命》，一本是《人论二十五种》，还有一本竟是《面壁沉思录》，印得非常精美，像一部思想手册。我想，韩国人的现代生活，特别繁忙，能读长篇大论的人有限，所以他们就看中这种“悟语”了。 在我心目中，“悟语”类似“随想录”与“散文诗”，有些“悟语”其实就是散文诗和随想录。但多数“悟语”还是不同于这两者。随想录写的是随感，“悟语”写的是悟感。所以每则悟语，一定会有所悟，有所“明心见性”之觉。随想录更接近《讲习录》（王阳明），悟语更近《六祖坛经》（慧能）。与散文诗相比，“悟语”并不刻意追求文采和内在情韵，只追求思想见地，但某种情思较浓的“悟语”也有些文采，只是必须严格地掌握，不可“以文胜质”，只剩下漂亮的空壳。
现在白烨、鸿基、郑勇诸友能从二千多则“悟语”中精选出一部分汇成集子，很让我高兴。这也算是一种试验，看看它能否作为一种文体而自立于散文之林，即在议论文、抒情文、记叙文三种基本类型中可否再派生出一种融缩三者的新样式。文章是人创造的，它可以有千种万种写法。但愿我的不拘一格的尝试，能让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读者认同。
2011年11月28日
（9）《双向序跋》（序跋卷）
从国内到国外，为友人和为自己所作的序跋真的不少。这是因为自己的心性热情，朋友很多，他们既然信赖我，我总不能辜负朋友的信任与期待，所以有“求序”者，我尽可能答应，但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尤其是向七十岁靠近的这几年，我总觉得力不从心了，所以欠了许多债，此时一想就不安。除了友人多，还因自己出的书也多，而每出一本，总觉得应当写些前言后记，或称序跋，这样书才完整。经三十年的累积，写的序跋竟有一、二百篇，这也是一种积累的力量。
给他人写序跋，等于一次精神会友；给自己作序跋，等于一次反思与小结。无论是作他序或自序，都难免要思索、感慨、评价。写作时往往能说出些真切的感受，所以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散文形式。相对而言，给自己作序跋容易一些，给他人作序跋困难一些。因为每作一篇，至少得好好读那一本书，为了说清楚，还得读相关的书，常常读得很辛苦，读完后又不可言不及义，笼而统之。唯认真，才算对友人有一份尊重。因为太辛苦，所以现在我已害怕作序了。
本集除了编选我所作的序跋外，编者还挑选了冰心、高行健、马悦然、余英时、林岗及刘剑梅为我作的序，征求我意见时，我所以认可，是觉得他们的序可以作为这九卷散文集的第一评论。集子命名为《双向序跋》，也正因为书中既有我为友人写的序跋，也有师友为我写的序跋，此为“双向”也。白烨、鸿基编选这序跋集，但愿它是我为他人作序的终结。往后的日子，我可得多向朋友们说个“不”字了。
2011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