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央视主持人）：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说过，中国有三类人：骗子，聋子和哑巴。他忽略了第四类：帮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有无数的帮凶，他们都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悔意。到后来他们可能会说，他们被操纵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可能这是事实，但他们却参与了犯罪。
白岩松（央视主持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持续三十余年，它为中国的前行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但也为一些家庭增大了生活风险，失独家庭正是如此。在这样的家庭中几大挑战同时存在，养老、精神疾患、返贫等等。因此个体与家庭曾经为国分忧，国家也到了该为这样的家庭分忧解难的时候。
李桂文（《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如果一个民族对腐败整体适应，习惯了在腐败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如果腐败已经渗透到公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民族未来将何去何从？
王开岭（作家）：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回答为何不出国时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话。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它富于行动，追求改变。
俞敏洪（新东方学校创始人）：在中国经商绝不是真正的经商。有哪个政府官员说“老子家里就没有一个人做生意的”，如果让政府领导发誓，有多少敢这样说？
夏骏（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在中国的学校里，替老师、领导拎包、开车门司空见惯，但在美国学校，这竟然是禁忌，有学校甚至明确规定，绝不容许任何人替他人（除老弱病残孕）提包、开车门。这是培养人格独立、学术独立的最基本要素，给他人提包、开车门是与不刷牙和随地吐痰一样的公害，这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原则。
冯唐（作家、协和妇科博士）：实在放不下的时候，去趟重症病房或者墓地，你容易明白，你已经得到太多，再要就是贪婪，时间太少，好玩儿的事儿太多，从尊重生命的角度，不必纠缠。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个人若因冤案入狱，出来之后，年龄大的人会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为其平反冤假错案；而年轻人出来后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向政府索赔。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梁文道（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千万不要把理想与前途混为一谈。所谓前途是指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所谓理想是指你想做什么样的人。现在的人关注前途远远超过关注理想。
李荣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我理解的管理没那么复杂。城市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每天停号来减少交通堵塞，但有人就把车牌用纸盖用光盘挡，从管理上讲，出现第一辆违规的车就要管，但事实却相反。交警平时对违规者不管，等到多了才管，这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式名词：专项治理。这其实是在打自己耳光。
熊丙奇（教育学者）：接受大学教育有双重的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个人的修养，发展、完善自我。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只剩下功利的价值。
易中天（作家、历史学家）：读书分为谋生和谋心两种：谋生的读书是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为的是找个工作，这不是真正的读书；而谋心的读书则是为了心灵的寄托和安慰，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在这样的目的下就应该博览群书，读得越杂越好。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在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降到50%左右，但绝对数还有7亿多。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足以支撑多大的经济规模？所以，首要的战略性决策，是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用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人力资源数量的减少。
郑渊洁（作家）：小时候和同龄人发生冲突，有时其家长会到俺家投诉我。每到这时，俺娘都说同样一句话：“一个巴掌拍不响。”后来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告诉父母。作为父母，判断自己是否合格，就看孩子是否能和你掏心窝子。你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告诉你吗？如果不是，你需要调整了。
张泉灵（央视主持人）：防止谣言四起的一般规律：公开比捂盖子强；早说比晚说强；主动说比辟谣强；谣言已生时，让当事人接受有信誉媒体采访，比简单发布会强；发布会应允许记者提问。
罗崇敏（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国际反腐败经验表明，监督官员权力，财产公示制不可或缺。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缺失，不仅增加了查处腐败的难度和成本，而且容易诱发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面对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挑战，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成为紧迫的公共需求。
任志强（地产商）：权力定律：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民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民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
郭海平（当代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知识完全从书本到书本。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读书人，把书本当成药罐子。他们根本不敢体验生命，经受不了现实生活的惊吓。
乐嘉（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嘉宾）：有些事，你不说的确一辈子没人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阳光明媚有人在的时候你不随地吐痰很简单，关键是夜黑风高没人在的时候你仍是为了口痰宁可百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需要有个交代，这个交代的意义在于无论你看上去多么光鲜，内心终需安宁，寻找不到，你就只能散财或寻求皈依。
郎咸平（经济学家）：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一个靠拼爹才能出头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必须给底层的人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做到这一点，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
陈志武（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那些所谓的农村问题专家，没几个真正对农村有所了解，他们只是下放过，有那么几年，就以为自己很了解。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农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笨，涉及自己利益时，卖掉还是留下土地，农民比这些专家更知道！
任志强（地产商）：丘吉尔的几个观点：1、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2、历史由胜者书写；3、强国总行不义；4、劫富无法济贫；5、美德的软弱是对邪恶的支援；6、通过征税繁荣的国家就像缩在桶里想把自己提起来的人；7、健康的公民是国家最大的财富。
袁飏（经济学专家）：你骂秦始皇，他说你借古讽今；你骂朱元璋，他说你指桑骂槐；你骂蒋介石，他说你含沙射影；你批斯大林，他说你别有用心；你骂萨达姆，他说你指鸡骂狗；你批齐奥赛斯库，他说你心怀鬼胎；你批波尔布特，他说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余娟、杨孔翔荐自《济南日报》《新京报》《羊城晚报》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