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一兵先生认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908年同波格丹诺夫的思想交锋中没有真正意识到波格丹诺夫唯心主义话语中的历史现象学即经济拜物教思想。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不但在党性原则上纠正了波格丹诺夫对“物”的超越论式的唯心主义理解，而且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纠正了波格丹诺夫对经济拜物教的误解。追本溯源地看，列宁早在1894年写作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一方面指认了作为历史现象学理论基础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清晰地阐述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现象学。
关键词：列宁；波格丹诺夫；历史现象学；经济拜物教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55-04
一
1908年前后，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波格丹诺夫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关于这场思想理论斗争，张一兵先生认为：“站在正确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波格丹诺夫错误思想中的这个正确观点。”在这里，波格丹诺夫的“错误思想”和“正确观点”分别是指什么呢？
在张一兵看来，所谓波格丹诺夫的“错误思想”是指其否定客观物质与客观真理的存在。所谓波格丹诺夫的“正确观点”是指其在尝试将马克思和马赫主义衔接起来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经济拜物教思想。张一兵认为，后者即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又“恰恰是第二国际以来那种被实证主义浸透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完全忽视的，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不例外”。笔者以为，这个判断缺乏一定的文本依据。本文且不谈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知道与否，就列宁而言，列宁不但知道而且在与波格丹诺夫等人的论争中指出过历史现象学。
什么是历史现象学？这是张一兵在马克思文本解读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独创范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张一兵设计了马克思的一条现象学发展线索，即马克思经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现象”学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现象学”三个发展阶段。张一兵同时强调，他所言说的现象学不是现代存在主义现象学，而仅仅是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即康德-黑格尔哲学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
在张一兵那里，“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即指，“马克思想要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现象的‘本质联系’出发，更深一层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本质。”这一理论建设过程，马克思实际上是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学现象学进一步深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得来的。“无现象”学是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表述，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这种抽象的历史逻辑“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指认的东西”，因此是“无现象”的。“历史现象学”是指马克思要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性和复杂性，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即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的本真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联系和社会关系总是以颠倒的形式显现，这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间“拜物教”的基本内容。
1844年的“社会现象学”同1857-1858年的“历史现象学”相比，两者之间内在的异质性很难一目了然。前者“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一种价值悬设，后者的“本质”则是历史性抽象所得。从理论逻辑的过渡性而言，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物质实践概念是两者的中介。也就是说，历史现象学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类社会物质实践的一种历史抽象。张一兵认为，这种能够达到历史现象学必须具备相应的历史认识论，这种社会认识本身是对实践结构自身的认识。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达到历史现象学的深度的。
在张一兵看来，历史现象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对资本经济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针对经济社会形态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这主要体现为经济关系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的方面，人物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抽象的方法确定了社会现象的功能性概念。《1857-1858年手稿》仅仅把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视为内在前提，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起点则是社会关系。
要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必须具备相应的历史认识论。首先，所有的自然对象的认识属于广义社会历史认识论，在狭义上，社会认识本身是对实践结构自身的认识。其次，历史认识不是经验的个人直观，而是概念的透视。概念的来源就是人类物质实践的历史积累。以此形成的本质与现象是一种主体建构活动。最后，就是科学抽象问题。张一兵区分了“客观现实抽象与经济学的科学抽象”，以历史发展作为抽象水平衡量的标准。离马克思哲学最近的抽象方法是建立在反映大工业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科学抽象，但是在落后时代中孕育的柏拉图哲学与经济落后国家中成长的黑格尔哲学中，却奇异地具备了高度的观念抽象。前者是外在历史实践相应的抽象进步，后者是哲学反思性抽象自觉，两者的历史性接合就是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
在张一兵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方法的主题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主体非自由际遇背后的本质性缘由。对历史现象学的解释，是马克思同经济决定论的最大区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种物化与颠倒的揭示，为在现实历史中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提供了科学的可能性依据。
二
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张一兵思想主旨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阶段的列宁因为没有掌握历史认识论，尚且认识不到历史辩证法中客观逻辑的深层含义，因此，列宁无法理解波格丹诺夫哲学中深层的经济拜物教逻辑。列宁直到“伯尔尼笔记”时期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正确理解，全面掌握了客观实践辩证法基础上的“三者一致”论，即逻辑学、认识论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理论，才能够真正理解“客观逻辑”，即逻辑依存于人的实践结构，才能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意识到历史现象学。 笔者认为，张一兵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未提及波格丹诺夫的经济拜物教逻辑，不等于列宁自己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学哲学中这一深层逻辑。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不但在党性原则上纠正了波格丹诺夫对“物”的超越论式的唯心主义理解，而且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纠正了波格丹诺夫对经济拜物教的误解。
张一兵在解读波格丹诺夫的《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时指出，波格丹诺夫搬出马赫主义的目的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拜物教。张一兵说：“波格丹诺夫反对拜物教倒是真心实意的”。关于这一点，列宁则是这样表达的：“波格丹诺夫自己‘不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很明显，波格丹诺夫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自然宗教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束缚。
张一兵说，波格丹诺夫的“物”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这是对的。波格丹诺夫认为：“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他所谓的“物”是混合了主观与客观的“经验”。马赫主义将“经验”看作是心理要素和物理要素的总和，“以为靠‘经验’一词就可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旧’”。马赫主义企图凭借着这种“超越论”来解构西方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二元主义。波格丹诺夫在逻辑上既反对原始的自然宗教，又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拜物教。他认为前者是唯心主义哲学，后者是哲学唯物主义。因此，他诉诸于马赫主义的“超越论”来清除这两种宗教中的无知和独断成分。
马赫主义哲学家们凭借“超越论”制造了一种“哲学现象学”。这种“哲学现象学”是康德现象学的一种理论翻版，它将“红、绿、硬、软、响、长”等等看作是独立于客观实在的“要素”和“知性范畴”。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哲学现象学：“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列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凡是“哲学现象学”都是主观的。波格丹诺夫的经济拜物教思想即是这种“哲学现象学”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暴力式糅合物。为了关上这扇信仰主义的大门，列宁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必然要批判以主观逻辑为第一性的唯心主义，但是并不意味着列宁要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列宁说：“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列宁认可“现象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现象必须是客观实现的反映。显然，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因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列宁恢复了历史现象学的地位。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深入历史唯物主义中时，肤浅地认为：“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一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列宁反驳说：“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在这里，列宁指出了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内含人类实践结构、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关系。
张一兵认为，波格丹诺夫以马赫主义“经验一元论”的哲学策略，即不可知论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就能够否定拜物教。波格丹诺夫无法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拜物教的“物”并不是主观的思想抽象，而“首先是长期的商品生产与市场中客观交换关系的客观历史抽象”，因而是一种客观逻辑。这一客观逻辑在波格丹诺夫手中被“篡改成一种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武器”。张一兵认识到，波格丹诺夫以马赫主义为思想武器无力解决经济拜物教的逻辑，反而身陷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理应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批判。
的确如张一兵所说，波格丹诺夫以“经验一元论”反对经济拜物教，目的在于打碎沙皇强加给劳动群众的精神枷锁，即实现宗教解放。而波格丹诺夫并不能够理解，经济拜物教的基础不是哲学唯物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波格丹诺夫关于经济拜物教的理解很肤浅。列宁站在哲学的党性原则上反对承认一切脱离客观实在的思想抽象物，他认为，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打倒一切唯心主义，才能够真正消灭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波格丹诺夫以为打倒了作为经济拜物教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就可以消灭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恰恰是脱离客观现实的虚假批判。借此，波格丹诺夫在打倒了拜物教以后，又以唯心主义再造了一个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和信仰的新上帝、新宗教，谓之“社会主义的宗教”和“无神论的宗教”。
列宁在1909年5月写作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警告波格丹诺夫等人组成的造神派：宗教起源于人民的愚昧无知，但如果单纯地破除旧的宗教或者建立新的宗教并不能够实现人的精神解放，更不可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列宁所要强调的问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的根源”才是宗教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
在第一大历史形态下，人们由于生产力和认知能力的低下，对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的无知产生了自然宗教。“神首先（就历史和生活来说）是由人的麻木的受压抑状态以及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使阶级斗争瘫痪的那些观念的复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成为宗教的根源，人民不能预见它，但是它的确无处不在，并且使人民“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虽然，自然宗教和经济拜物教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时时纠缠在一起，但是其中“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不是自然宗教的性质，因为“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制的观念”。“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反人道的属性。总之，作为“主观的思想抽象”的自然宗教麻痹人，作为“客观历史抽象”的经济拜物教奴役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统治人。 列宁指出，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只有揭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关系和斗争关系，只有在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基础之上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破除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人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据此，张一兵再指认，当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首俄国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捍卫哲学唯物主义时，“无力透视”拜物教的“逻辑迷障”，并将这种理论上的“无力”称之为“悲剧”，就显得毫无根据了。
列宁站在实践的社会关系的高度上，不仅破除了经济拜物教的“现象”，而且还破除了波格丹诺夫杜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的“迷雾”：“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那种心爱的自我直观”。
三
倘若我们追溯到列宁早期的文本，就不难发现，在其1894年写作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证明，列宁明确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当然，这些文本被张一兵先生看作是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导师的“自指他性镜像”影响下的著作，并不完全和真实地代表列宁的理论成就和高度。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一方面，列宁指认了作为历史现象学理论基础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的原因，列宁没有阅读到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发源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是他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但这部著作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却没有发表这部著作，“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诚实态度”表现在他们在《资本论》中“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即资本主义社会组织。1905年之前，列宁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极力推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1905年以后，列宁在俄国革命的解放事业中不断强调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异化现象。列宁自始至终，都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列宁明确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清晰地阐述了历史现象学。列宁在证明“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惟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能正确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方式。由于小生产者、工人阶级以及构成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者各自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同，因此对历史现象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
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分散性导致利益上的分散性和生产方式低组织化，因而“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因此小生产者所受到的剥削“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从而“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具有“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特征，因此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也相应地具有“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特征。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就能破除资产阶级覆盖在剥削本质上的各种具有蒙蔽性质的“现象”，剥削手段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无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的历史使命，他们就能够彻底破除“历史现象”的虚妄，建立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引导广大无产阶级，并联合一切民主主义阶级阶层，“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现象和本质的确是存在的。
总之，熟谙《资本论》的列宁不可能对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熟视无睹，他在有关著作中也反复提到了资本统治人、压迫人的逻辑。至于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中，将经济拜物教视作唯心主义哲学而被否弃不谈，那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个逻辑强加在列宁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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