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采用人物――叙述者“我”来叙述故事。叙述者对主人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冷漠到欣赏的过程,而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这是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在价值上、理智上、情感上的一种潜对话。
关键词:毛姆 叙述者 潜对话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毛姆的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始终是相互保持距离的。作者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同时在作品中存在,这种声音特征又直接标志着作者――叙述者的关系。当我们在作者的价值与叙述者声音传达的价值之间窥见裂隙的时候,这就形成了双声话语的环境,从而也清晰地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距离。那么距离又因何产生呢?实际上,毛姆小说中审美距离的产生与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是紧密联系的。在小说创作中,他采用了“人物――叙述者”“我”来叙述故事,这使得小说中的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一 诗意的叙述者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三大长篇力作之一,完成于1919年。毛姆是一个出生于法国的英国人,是以戏剧成名的小说家,也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骑士。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世后,因其情节入胜、文字深刻而在文坛轰动一时。在这部小说里,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了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就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并因此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月亮和六便士》的情节取材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主人公原是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后突然响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术杰作。毛姆在小说中深入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小说所揭示的逃避现实的主题,与西方许多人的追求相吻合,成为20世纪的流行小说。
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由于“人物――叙述者”“我”具有的双重身份,从而使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审美距离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戏剧化的叙述”,即“把叙述者完全戏剧化,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在叙述效果中,最重要的区别或许取决于叙述者本身是否戏剧化了,取决于叙述者的信仰和特征是否与作者共有。戏剧化叙述者并不凌驾于小说之上,而是融入到小说之中,参与到情节里,所以能收到更好的叙述效果。这种叙述者表面上似乎在表演自己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是经过乔装打扮的,他们的每次讲话、每个动作实际上都是在讲述,以便告诉读者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东西,他们是借人物的面具偷偷地来讲故事。而毛姆小说中的戏剧化叙述者则主要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
在《月亮与六便士》这部以描写人的个性、天才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相矛盾冲突为主题的长篇杰作里,作家采用了“人物――叙述者”“我”来叙述故事。小说中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以19世纪后期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创作蓝本的,作者通过对思特里克兰德一生的叙述,表达了对社会的逃避与对艺术的追求这种主题,反映了社会对于人性、天才的扼杀。在毛姆的心目中,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个追寻自我生命旅程的艺术天才,尽管历经艰辛,生活潦倒,却矢志不渝,犹如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或不可思议的涅�。在灵魂无以寄托,惶惶不可终日的现代社会,毛姆对于思特里克兰德的这种精神境界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那么,小说中的戏剧化叙述者对主人公是否也持同样的态度呢?毛姆又是如何使小说中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保持最佳的距离状态呢?
在戏剧化叙述者“我”的眼里,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个“道德沦丧”“卑鄙无耻”的魔鬼,“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给施特略夫家所带来的悲惨深恶痛绝。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向“我”诉苦时,她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而“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冷酷、残忍感到非常气愤。当“我”接受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委托,劝说思特里克兰德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
他心肠冷酷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气愤得要命,一点儿也不想给他留情面。
“我想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问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好奇――你对勃朗什的惨死良心上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吗?”
我瞅着他的脸,看他的面容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脸仍然毫无表情。
“为什么我要内疚?”
……
我感到自己的面颊气得通红。你根本无法使他了解,他的冷酷、自私能叫人气得火冒三丈。我恨不得一下子刺穿他那副冷漠的甲胄。
他心肠冷酷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气愤得要命。
很明显,戏剧化叙述者“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伦理观念,他对思特里克兰德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这个人物又是作者极力赞扬的,两者之间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定的分歧。作者曾提到,“在描写思特里克兰德这样一个残忍、自私、粗野、肉欲的人时,竟把他写成是个精神境界极高的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认为这是事实”。可见,当叙述者为“戏剧化”叙述者时,他与作者对思特里克兰德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也正由于这点,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戏剧化叙述者“我”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有着自身独特的性格和生动的形象,有着自己的判断与好恶,同时也具有人物本身的局限性。当他的人物功能独立于叙述功能运作时,他的视角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对故事的叙述与对人物的判断时,不免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如他对阿美的仰慕与对勃朗什的同情,都将影响他对思特里克兰德的认识。这样,他的叙述难免会不可靠,其有限的叙述并不能代替全知的叙述,并由此误导读者。事实上,思特里克兰德是作者所极力赞美的一个人物。因此,戏剧化叙述者“我”与作者之间在价值上、理智上、道德上、情感上都形成了一定的距离。
二 隐含的作者
瑞士心理学派美学家爱德华・布洛认为,审美距离“是指审美活动中一种主客体关系的心理描述”,并且控制距离应该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即“恰当的距离”。他认为最希望得到的距离是尽可能缩小距离而又不失去它,并且,他提出了两种失去距离的方式和两种最可能失去距离的情况。两种失去距离的方式是“距离过大”和“距离过小”。无论是在客体方面不是在主体方面,都各有两种失去距离的可能。客体方面的“距离过大”是太抽象,容易失去真实性;“距离过小”则是过于真实,缺乏艺术感。主体方面的“距离过大”,是对艺术品采取冷漠的态度,不感兴趣;“距离过小”则是把艺术当成生活真实。
毛姆是极为睿智的,他充分认识到了小说中距离控制的重要性,把握住了审美距离“度”的问题。在他的小说中,由于“人物――叙述者”“我”具有人物与叙述者两种功能:当人物功能大于叙事功能时,“我”实际上已经“戏剧化”了,是一个“戏剧化”的叙述者,此时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是相互保持距离的;当叙述功能大于人物功能时,“我”则成为“非戏剧化”的叙述者,这时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小。这样,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既不“过大”也不“过小”,而是正如布洛所言,是“最恰当的距离”。
在毛姆看来,讲故事是自己最大的娱乐。但在给读者讲故事时,他也并不完全使自己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如布洛所说,距离过近或过远都会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削弱与丧失,毛姆充分认识到了距离控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重视小说的故事性,认为情节是一根指导读者兴趣的线索,由于作家要靠叙述者来引导读者的兴趣才能使他一页页看下去,也是靠指导读者兴趣才能使读者进入他要求的那种心境,因此,情节也就成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且,毛姆擅于运用一些修辞技巧,从而使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既不太近,也不太远。
在《月亮与六便士》这部作品中,如前所述,戏剧化叙述者“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伦理观念,他对思特里克兰德是持否定态度的,而非戏剧化叙述者“我”却隐遁背后,默默地对思特里克兰德进行肯定。小说开篇就提到,“他(思特里克兰德)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并且,作者还提到,“在描写思特里克兰德这样一个残忍、自私、粗野、肉欲的人时,竟把他写成是个精神境界极高的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认为这是事实”。可见,当叙述者为“戏剧化”叙述者时,他与作者对思特里克兰德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也正由于这点,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而非戏剧化叙述者“我”作为作者的代言人,他无疑传达了作者的心声。毛姆认为一个恶棍的性格如果刻画得完美而又合乎逻辑,对于创作者是具有一种魅惑的力量的,尽管从法律和秩序的角度看,他决不该对恶棍有任何欣赏的态度,可见,思特里克兰德这种所谓的“恶棍”,对于作家毛姆是有吸引力的。毛姆对他的艺术天赋及内在的精神境界是持欣赏态度的。非戏剧化叙述者“我”与作者在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的认识上意见是一致的。因此二者在价值上、理智上、道德上、情感上几乎是没有距离的。
三 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潜对话
毛姆是一位擅长于讲故事的作家,并把“讲故事”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艺术目标。他曾这样说到∶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回到年代悠久的新石器时代去,仿效那在山洞里围火讲故事的人。我有故事要讲,我把讲故事看作是乐趣。在我看来,那时单是故事本身就足够成为一个目标了”。
的确,小说是要讲故事的,小说没有故事则无法成其为小说。故事是小说构成的基本层面,它决定了小说存在的前提。小说的其他功能只有在故事层面上才能生存与创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故事,小说的美学因素也将无以寄寓。
在毛姆笔下的叙述者,大多为 “人物――叙述者”,他们的艺术功能往往具有多种维度:作为小说人物,他们有着自身独特的性格和生动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一形象是与主人公平行的,其性格魅力也几乎可以与主人公相媲美,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叙述者“我”,其浓厚的道德伦理观念及阶级观念与思特里克兰德的无道德,乐于享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还可侧身和周旋于小说的其他许多人物中间,记载下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并可能随时随地阐发自己对那些事件与人物的感受;作为叙述者,他还能经常隐遁幕后,促成观察视角围绕中心人物不断推移、切换,尽量客观、生动地向读者转述发生在某些人物中间的事情,在小说中“我”有时又是一个观察者,当“我”的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即在编排故事情节结构,表露作者意旨时,“我”则又成了作者的代言人。
如评价思特里克兰德最终的艺术成就时,毛姆是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和口气表达了自己的赞赏∶
“我想思特里克兰德一定把他理解的生活、把他的慧眼所看到的世界用图象表示了出来。我还想,他在创作这些巨画时也许终于寻找到心灵的平静;缠绕着他的魔鬼最后被拔除了。他痛苦的一生似乎就是为这些壁画做准备,在图画完成的时候,他那远离尘嚣的受折磨的灵魂也就得到了安息。对于死他勿宁说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综观上文,我们可以得知,毛姆笔下的“人物――叙述者”“我”由于具有戏剧化与非戏剧化的双重身份,并执行着人物和叙述者两种不同的功能,戏剧化叙述效果与非戏剧化叙述效果是显然不同的。他们在对主人公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从而导致各自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不同的距离。应当承认,毛姆对于叙述技巧的见解大多属于感性顿悟的经验随想,还明显缺乏像当代叙述学家那样的理论上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姆所做的理论探索是颇有新意的,这其实是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一种潜在对话。
参考文献:
[1] 布斯,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毛姆,傅惟慈译:《月亮与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毛姆,周煦良译:《论小说创作》,《世界文学》,1981年第3期。
作者简介:欧阳伟,女,1978―,江西萍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