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稳根要求将“心存感激”4个字印在行政中心入口旁。集团党委第一副书记何真临记得，梁在当选十七大代表后，就公开表达过三一集团已和党的事业融合 梁永根完成高中学业后，极不安心地回到故乡道童村。他身形瘦且矮，在生产队集体清理河沙时，只能站在一旁统计出工量。党支部后来安排他到广播站，1976年前后，他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会定时在湖南中西部这个小山谷响起。“他当时已成年，还是全村仅有的几名高中毕业生之一，但因为家庭原因，党组织没打算很快吸纳他。”时任村支书梁云长说。
1979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后，他在大学里改名为梁稳根。这个名字多年后因为三一集团董事长身份而备受关注。组织在8年前完成对他的考察，梁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正式入党。去年，他被几家民间机构评为新的“中国首富”。以他在三一集团各公司中持有的权益计算，其掌握的财富超过370亿元，绝对数字已是他离开家乡涟源时，全县工业产值的80多倍。
“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说到这数十年的变化时，梁稳根的发言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我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家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带到核心层去。这也是向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示，是对民营企业更高层次的认可和支持。”梁稳根在北京说。
梁稳根1956年出生在道童村，距离县城40多里路，而县城到省会长沙又有200多公里。据当地党组织比照层层下发精神形成的看法，梁的父亲梁柳清是一位政治路线不正确，跨地域流窜的商贩。他“扰乱生产积极性”的生意最远时波及到了邻省湖北。因此直到梁稳根年满20岁时，全家9口人仍要等到夜里，才偷偷编织竹篾保证供应。
梁稳根高中毕业是1974年，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只能先回道童村，白天他从事相对较轻的棉花生产，或者在生产队挖掘河沙时负责计数。梁云长记得，他能承担的工作量不大，一个月大约得到200多工分，“当时10工分等于2毛3分钱”。
“文革”结束后，在安徽、浙江已有村民在悄悄分田自营。党内也有人希望维持旧路线，当时一支县委下派的工作组在道童村蹲点，他们仍需要确定一批走资道路的恶劣案例。梁柳清再次成为负面典型。“上面定了指标，梁家是走资户。”梁云长说，梁家在本村并没受到太多实际打压。
在道童村，学梁家做生意的家庭已很普遍。村党支部书记梁云长也在亲手编织篾具。但他同时要继续执行上级的布置：在已出现资本主义苗头的村庄，分片区安装线路和喇叭。党支部试图借此净化村民的心，重振它指挥集体生产的能力。
梁稳根的身份却因此得以提升。党支部任命他担任广播站的宣传干事，还兼任一个团支部的副书记。在高考恢复后，梁等不及请示村支部同意，自己去县里报了名。村党支部没有因家庭问题阻挠梁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在他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全村真诚地“开了欢送会”。
就读期间，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认定自己每月19元的生活费来自于党—他提出入党申请，但没有得到党总支的批准，他也没有足以继续深造的科研表现。以至于党最终将他分配到涟源北部山沟里兵工厂时，已被同学和家人看做极大的荣幸。
洪源机械厂是自1965年筹建后，一直为兵器工业部的国防生产计划服务。这家中央部属企业，共有3000多名员工，大约有600名党员，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相同的时间和广播声中上下班。在2000多坐席的俱乐部，休息日有老胶片电影播放和文艺汇演。热处理分厂技术员梁稳根很少出现在这些场合。他住在一套单身宿舍里，每天规矩地在两点之间运动。一段时间后，他即结识了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等人，他们开始饭后游走闲谈，甚至到隐蔽处违反纪律打牌。
他结识的这群人在厂区并不正统。当时工厂仍施行半军事化管理，即便面对教官的呵斥时，袁金华等人给人的印象也是“姿态松散”。但梁逐渐得到厂长王福全关注。王是大连人，搭班的党委书记是湖南人，当时国营工厂正从党委负责制转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求简化行政流程，扭转亏损局面。
王希望在行政序列里提拔更多年轻人。“王厂长当年用人很有意思，他提拔的年轻人里不少是不安份子。”当时曾担任党委办秘书、团委副书记等职的谢放华说。梁稳根入厂一年多即被任命为体改办副主任，“这个速度当时非常少见，但也还有几例”。
梁稳根进入体改办后，能以非党员身份接触到党委扩大会议，他也更关注整个工厂的变化。在别人印象里，梁稳根似乎提出过全盘改弦更张的经营建议。这让一些人形成他讲话不够谨慎的印象，他们认为以梁的资质，即便已经身为副处级中层干部，3年内也很难排入党员队列里。很快梁就萌生去意。这件事并不像后来某些记叙那样引起轰动。他始终和一些工友保持联系。之后近10年时间，他都在劝说他们加入自己。
多位当时职工说，梁离开后的第一桶金，来源于与当时涟源县委书记的儿子短暂合作的废弃金属买卖。这个领域存在明显的价格双轨制。县委书记的儿子也在洪源厂工作，他们有望从江西获得一批处理锌料。但要谈妥这趟有几分“官倒”色彩的业务，尚需要证实自身的实力。王批准了一些假期，还借给他们一辆厂领导专属的吉普车。它仍然悬挂军牌，在部队体系里仍至少是团级干部专驾。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保证打开门跳下车的人是可靠的。
最初，梁还依靠王厂长特批生产弹药筒的废旧黄铜。分管技术的副厂长黄佑程记得，在他焊条生意起步那年，从厂里借出大约40吨这种材料，并约定一定时间还上相应的处置费和利息。“都是好东西，但放在厂里已经没太大用了。”黄说。
几年后工厂运营更加困难，直至2005年宣告破产改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虽然继续生产少量装备驻港部队的穿甲弹，但近一半设备和厂房已被留守员工个人租用经营，在他们身上，梁稳根当年以承包为导向的改革计划得以实现。
梁脱离体制内身份后，在创业初期，他并未实现超凡的资本累积，但他很快找到在正确政策语境中适合自己的身份。梁先是被视为科研人员离职到乡镇承包业务的代表，企业管理部门向省政府汇报了他正在试制铜基钎料，称其创业首年就实现利润20万元。实际上梁的厂房并无村集体的投资。借成为典型人物，他赢得党政部门注目，在市场上也显得更具信用。 在创业第三年，梁彻底公开私营企业主身份，他在工商部门注册涟源市特种焊接材料厂。地方党委很乐于看见他的进展。当时涟源市财政局撰写的材料称，国资企业缴纳的利税在1990年代初仅有顶峰时的1/10。县里又需继续上缴定额税收，因此私营企业是他们新的税源。
之后两年，中国开启以价格波动为代价的改革，当地村办企业数量减少了近20%。湖南省也就个体私营经济萎缩向全国工商联递送过专题汇报。梁很快谋求到担任省工商联副会长的机会。这保证他可定期向工商联提出建议，以纪要形式向省级党政部门抄送。
三一集团最初的经营业绩甚至不是涟源第一。但梁稳根年轻而有代表性，获得过团中央、全国工商联等机构表彰，顺利在次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梁没有在材料生产领域恋战，决定进入他并不熟悉的工程机械。这也符合湖南省委发展高科技工业集群的思路。他将重型工程机械板块迁入长沙经开区。几年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资金链尤其显得紧张。2000年8月，省委书记带着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和一批银行行长考察三一集团。此后中国银行等机构将三一等公司列为“重要扶持单位”，之后它们不断向三一提供短期贷款和商业发票贴现。政府的产业引导资金也投入到三一项目中，到2003年10月胡锦涛亲往视察时，三一重工已经名列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标志性工程”。
在上市前3年的关键时期，通过长沙经开区给予其三种减税政策，三一重工共获得约1.12亿元税收优惠。当时审计机构认为，计算免税年限的法律依据欠充分，但给予的优惠真实存在。
在梁稳根经受过各类考验后，他希望企业也对党本身有所回馈。在上市前一年，他决定在三一重工建立党委。
最初企业里很多党员不主动表露身份，也不希望参加组织生活。梁稳根选择强势宣示的姿态。在一次高层早餐会上，梁提出今后只提拔共产党员担任干部。但下属认为这有违宪法原则。梁此后换了一种稍微宽松的提法，他要求干部在提拔前要提交入党申请书。董事会和党委联合下文确认了他定的规矩，同时每年拨发党建经费100万元，梁还承诺上不封顶。
现在三一各公司共有5200名党员，占员工总数约9%。每年新推动近400余名骨干入党。党委要求业务骨干尽量在党支部任负责人或委员，未来不仅考核他们的经营业绩，也要考核党建工作。梁稳根本人并不担任党委委员，无需参与党委例会，他有效保持着党委与董事会之间的平衡。向文波虽然兼任党委书记，但极少以党委名义干预其他高层的管理条块。在人事提拔领域，党委至今也从未使用过否决权。
去年8月下旬，中央多个部门组成工作组来到三一工业园。当时一共有4位部级官员参与，他们与公司党委、当地党政、税务、金融和司法机构分别进行了谈话。接到通知后，与梁稳根共事多年的公司党委成员也觉得，准确描述梁与党的关系并不容易。最终党委向中组部汇报情况时希望说明，梁的经历和党的重要精神和阶段性政策密切相关。
梁稳根要求将“心存感激”4个字印在行政中心入口旁。集团党委第一副书记何真临记得，梁在当选十七大代表后，就公开表达过三一集团已和党的事业融合。而他在十八大再次公开向党表达感恩后，则遭遇到互联网用户的各种解读。下属一直希望为他寻找更好的发言稿起草者，“最好是来自党委政研室”，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言论场合。
56岁的梁稳根说他准备在10年内退休，他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道童村钓鱼。他的朋友认为，“他对党的情结不会消失”，在他培养下逐步接手企业的儿子梁在中，已在4年前进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