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期刊的栏目变动呈写实趋向，如《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花城》的“家族记忆”，《上海文学》的“惘然拾忆”，《作家》的“记忆·故事”，《钟山》的“非虚构文本”，《收获》的“田野手记”、《山花》的“非常记忆”等栏目；刊出了一批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品，比如“非虚构”栏目推出的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潇湘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郑小琼的《女工记》；“家族记忆”中荆歌的《父亲·母子对话》、北岛的《父亲》等作被多家选刊选本转载，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回应。
在图书出版领域，美国记者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诗人王小妮的《上课记》、赵越胜的《燃灯者》等著作也得到读者的普遍青睐。我以为，这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领域内的趣味变化值得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尚。文学就像钟摆一样在实与虚之间摇摆，二者之间的平衡坐标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取向。
在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率先占据了上风，这既是“十七年”革命文学的遗风留韵，也是当时控诉“文革”、重申历史主体性的时代需要；清新的改革时代气息需要各行各业的榜样，文学的宣传功能首先被开发，报告文学应运盛行、分外妖娆。随着对“西方”的走近，“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流派就大张旗鼓地涌现了。尤其是先锋文学掀起了一股形式实验的热潮，大家对叙事的热情呼啦啦地超过了描摹现实。但商品经济启动带来现实复杂深刻的变化，大家对精神生活的兴趣骤然降温，小说中泛滥着复制的故事、小资趣味的感伤、青春期的迷惘、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就是在这种疲软的文学语境中，“非虚构”一跃而起，在痛楚的现实和破碎的经验面前，他们没有背过脸去，而是以现场目击者、事件亲历者的身份传递出幸福泡沫下边的深渊。“非虚构”既不同于纪实新闻，也不同于报告文学。作者们是时代的在场者、行走者、观察者和思考者，他们勇敢地承担起文学的使命——“揭出弊病，引起疗救的注意”。总之，“非虚构”的兴起是对1980年代美学趣味的告别，是文学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再度弥合。
一 时代变化与报告文学的兴衰
当今在“市场现实主义”的宰制下，文学日趋边缘化、娱乐化是不争的事实，但从读者对上述作品的强烈反应证明大家对文学的认知功能依然抱有很深的期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呈诗问否臧”的文学传统；从“经国之大业”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中国统治者对文学认知功能以及对世道人心的匡正功用的利用。20世纪，文学的认知功能、想像世界的方式与现代性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胶着为一体。梁启超一气将小说从末流地位提到“新民”的高度；在安德森看来，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的想像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像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因为小说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表现同时性的设计，这恰与民族想像同源。华莱士·马丁直接指出：“当西方世界丧失了它对于《圣经》描述的生死与再生情节的信仰之时，它找到了上帝和神定计划的尘世替身：帝国与民族成为献身对象；处于历史终点的天堂被从人的角度构想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家族继承的连续性可以作为神学的时间概念的尘世翻版。”与此对应的是梁鸿、慕容雪村和何伟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上动用了“中国”的字眼。杰姆逊干脆以民族国家的“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文艺，他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民族寓言意指“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文学作为民族想像的重要介质得到倡扬，这就能够理解宏大叙事何以闪亮登场。报告文学体现了宏大叙事的价值观，它将“小我”妥善地藏在时代的“大我”中，将个人藏在集体中，由此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将对幸福未来的设想寄托在当下的激情洪流之中。
报告文学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写作样式，它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就建立在政治正确、道德优先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推广新的价值观，使领导、集体乃至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普及化。报告作为一种会议文体，为权力所垄断。在中国，写报告、作报告的人数很可能为全世界之最。工作总结、先进事迹、竞聘演讲、会议发言等都在报告广阔的怀抱中。报告是获得权力的途径，权力又通过报告流通。总之，报告与权力的内在纠葛决定了报告的附庸性质。报告意味着一种话语权。报告也是报告文学的主体，文学是为“报告”服务的，文学以其心理描写方面的擅长使报告披上柔软的面纱。报告文学实质是宣传或榜样文学，与时代号召、“核心价值观”建构相符。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能是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作品，因为它很长时间位居中学语文课本，享受了义务教育垄断性传播的优势。无可厚非，这部作品情感充沛，细节感人，但这两个陈词滥调叠加并不足以让其畅通无阻地进入语文课本，是意识形态给它颁发准入证，是当时中朝民族利益捆绑效应要求对中朝民族友谊进行歌颂导致的。今天，时过境迁，当我们以全球化的眼光重新打量历史，以普世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利益来衡量时，这篇文章就黯然失色了，一个士兵咬掉美国士兵耳朵的情节显得十分暴力，让人尴尬。文本以排比、对比、铺陈等修辞方式今天看来也不无矫情。魏巍的其他大部头小说未能广泛流传也从侧面证明其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并不匹配，不具有超越意义。
另一个高度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部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的头条位置，《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两个以“人民”命名的报刊充分保证了该作的人民性——政治的正确性。这部作品与知识分子努力修复自身的历史主体性的时代契机吻合。“文革”十年，知识分子历尽沧桑，拨乱反正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光明，恢复高考制度也使“人民”重新对追求知识和真理产生渴望。在这种知识与命运挂钩的历史背景下，《哥德巴赫猜想》大获成功，物质艰难与精神磨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当时的励志范本。还记得里边的一连串博喻：“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时过境迁，觉得这种夸张的修辞方式属于过度抒情，诗人将自然事物的等级秩序挪用到人格、价值及意义的等级系统中。大量“政治抒情诗”中的意象堆砌造成所指的隐匿，还不如一些平淡隽永之辞耐人品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过多卷本的报告文学大选，其中大事件卷被命名为《爆炸！爆炸！》，这种书名泄露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激进心态和炎热的政治气氛，煽情成为报告文学最主要的写作特点。相应地，在虚构领域，现实主义小说依然崇尚再现斗志昂扬的生活，求真成为旨归。在一个英雄主义号角嘹亮的“激动人心”的时代，这些作品对于时代核心价值传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理性的匮乏、对普通人欲望的漠视成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弱点，它没能从“十七年”革命叙事的审美窠臼中跳脱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携带着一个物质化的平庸的市民社会款款走来，道德日趋贬值，个人欲望得到解放和尊重，随之流行的是新写实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历史小说以及个人化叙事、小叙事。回归平凡的处境，价值日益多样化，“高、大、全”的榜样、“需仰视才见”的权威正在衰朽，报告文学从文学中心场域告老还乡。这并不意味着写实的衰败，相反这是从虚构真实到经验真实的回归。“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看上去都是写实，但发生了精神质变，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刻画环境，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叙述方式都变化了。报告文学是以虚乃至假的方式刻画真人真事，夸张是其核心的修辞方式，外部意志发出的指令让文本的叙事逻辑运转；而非虚构则以平实质朴的方式让我们分享在场的经验，即便是对重大社会事件的书写，内部独立自治的结构逻辑让我们不再追问其人其事是否实有。此时，审美与认知达成默契。
二 非虚构的叙述焦点：消失的故乡与人群
布罗代尔指出：“就像现代国家创造了大城市一样，大城市也创造了现代国家；民族市场和民族本身都在大城市推动下才得以发展；大城市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这个五色缤纷的欧洲近代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印证了他的预言，城市高速扩展，“北、上、广”成为标志性的大城市。城市的生长对应的是乡土的衰朽，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语境下，哀婉的情调笼罩着乡土文学。从鲁迅的《故乡》到本世纪初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显示了“乡土中国”的变化轴线。土地的命运几度沉浮之后，农村日见凋敝，农民变成了农民工。“陈奂生”上城时还有油绳可卖，“杨成方”进城只能将自己从捡垃圾者变成“垃圾”的延伸。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面对“山乡巨变”，忠实直录“乡土中国”的激变成为“非虚构”的写作动力。
在《梁庄》的前言，梁鸿写道：“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拚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梁鸿致力于描述自己眼中的家乡一点一点的丧失，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丧失：老人的疾病与落寞、孩子的孤单无望，女性寒冷的叹息、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村庄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种丧失带来新的道德困境，维系“乡土中国”千百年的伦理道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开“熟人社会”，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径频频涌现，民主宪政政治的福音依然遥远，新的现代文明及其道德秩序还需时日。
关于《拆楼记》、《盖楼记》的初衷，乔叶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因此对于变化本身，我能够以相对平静的心态接受。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变化，总有些内核的东西应该相对稳定，所以让我内心动荡难安的就是变得混乱，变得突兀，变得不合节奏和规律。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拆楼记》、《盖楼记》成篇的诱因。” 乔叶看到了“市场现实主义”背后的怪兽，市场的小鞋是我们心甘情愿套上去的，但市场与行政强权的勾结与碰撞诞生出更为畸形的怪胎，二者结合的病毒在乡村楼房的一拆一盖中流传。这个拆建过程对自然环境产生永久性的破坏，乡村成为河流消失的地方。在梁庄：“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在乔庄，曾有一条灵泉河，那是“我”童年时与伙伴玩耍的乐园，“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回想起来，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现在，农业文明时期的风景画被“忆江南”和“曼哈顿国际花园”取而代之，关于民主传统的想像和国际化、全球化的想像在消费过程中鳞次栉比、各领风骚。城市对乡村的掠夺是多方面的，在视觉上既表现为民工向城市的流动，也表现为生活资源的流动以及高楼对河流的取代，跳楼将取代跳河成为自杀的首要方式。
河流是乡土文学诗意的源泉。自《诗经》、《桃花源记》等传统经典开始，河水就以其流动调节宁静的乡土，河流孕育了哲学，“逝者如斯”的感慨至今萦绕耳际，对光阴的吟咏成为中国诗词最重要的主题。河岸则给人彼岸的联想，河水与河岸的关系构成乡村素朴辩证法的经验。河流也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学意象，将人的思绪带到远方，承载着人们到远方去的梦想，航海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河流作为乡土文学的中坚元素缓缓流淌。20世纪，《边城》、《呼兰河传》、《浮躁》、《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将故乡的河流牢牢地植入我们心中，成为恒久的“精神家园”。如今，河流消逝了。“上善若水”，没有了清澈的河水我们的心田靠什么来滋润？“人法地……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乡村景物的破败意味着我们与自然联系的切断，千篇一律的高楼是高度同质化的城市生活的表征，家庭生活亦然：电视机与沙发配对霸占了客厅的核心位置，同时也占据了家庭生活的主要时间。同样的生活模式、同样的电视剧、同一首歌……感情的荒芜与道德的枯萎在所难免。
我深深地记得在我们兄妹侃侃大谈高铁的便捷时，曾为乡土知识分子的父亲轻轻叹息：“就是占地太多了。”在父亲的心中，土地不仅是粮食，也是祖先的血肉，土地保存这人类荆棘密布的漫长道路。而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我很容易被日新月异的速度、数字、“第一”、“最高”鼓舞，我们迷醉在二手生活中，太多的“中介”割断了我们与土地的脐带。世界如斯变化，对农民来说，“民以食为天”仍是生存的黄金法则，“土地就是他们的命”。 正是对土地的理解，使乔叶、梁鸿诚实地记录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失去了河流，乡土就失去了血液，失去了流动的力量；失去了人，乡村就丧失了灵魂。农民“到城里去”，变成背井离乡的人、妻离子散的人、被现实绑架得无法呼吸的人，直到自己像杨成方一样把自己变成垃圾……身体失去了家乡的庇护，心灵也无“沧浪之水”洗濯。《梁庄》中，省悟的毅志再也不愿意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可是出路依然迷惘；留在乡村的女性并非个个都像宋家银那么坚韧强悍，春梅顶不住孤单和绝望自杀了，五奶奶的调皮孙子在河里淹死了……“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最具讽刺意义的一笔是当年作者就读的学校变成了养猪场，这是对作者记忆的釜底抽薪，恢复高考制后，知识、教育成为乡村改变人生命运的最重要手段。高考这条“独木桥”曾经给无数农民带来希望，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之骄子”贬值了，知识智慧本身也贬值了。除了金钱本身，我们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信奉？可是金钱是没有个性的物，它从不允诺幸福，精神依然在暗处寻找光明，持之不懈地提出自己的卑微要求。金钱的抽离性使我们贫乏，我们无法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生死、感受星空的浩渺和神灵的静穆，也无法感受天真与纯粹。这是《梁庄》呈现给我们的深广忧思，也是城市化带来的无法言传的哀伤。 城市接纳了农民工的躯体，却并不承载他们的愿望和梦。潇湘风以词典的方式反映了“南方”工业生活真相。改革开放伊始，“南方”就由一个单纯的地理方位升华为精神指南针，“南下”成为一种与传统告别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南方作为自由、机会、流动、自我价值、生气勃勃的代名词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前来寻梦，它的确曾经成就了一代打工者不同的人生，并孕育了粗糙有力的“打工文学”。然而，宽容并没有与城市规模一道扩展，当农民工的利益与本土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户籍制度的威力就凸显出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告诉我们另一种真相：“在流水线上，没有转折号、顿号和逗号，流水线就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 “我们对工作要加班，对生活也要加班。黑夜为白天加班，路灯为公路加班……”流水线成为物化的象征、无生命的象征，它将各不相同的生命安置成川流不息、井然有序的工号，具体的、丰富的、独特的个人被符号化、格式化。思念、孤单、失落、悲伤、憧憬、压抑等真实的情感被机器轰隆隆的噪音遮蔽了。这也是后工业时代人的真相一种。
郑小琼的《女工记》文体特别，糅合了诗歌与散文、叙事与抒情。诗人以“实名制”的方式恢复百名女工在城市留下的生命痕迹，它们由青春、梦想、躁动、爱情、茫然、绝望、失身、失业勾勒而成。火车的启迪号召女工们背井离乡，将她们和快速跳动的心一起载到南方，随后她们就淹没在拥挤的人流和庸俗的现实中。在厂区，她们是工号，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厂区以外的城市，她们连工号也没有。她们被安置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随机器旋转，她们的身体成为机器的延伸。机器在掠夺她们的身体之前已经摄取了她们的灵魂，热情、美丽和希望附着其上。像铁变成机器的组成部分一样，铁也变成她们心脏的一部分，而她们最终变成铁的一部分。女工们的血肉、情感、疼痛连同她们自身一片模糊，简化成年终总结中某个行业、某个数字的代号。对于这种符号化乃至异化，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甚至在麻木中失去了确切的感受，“这么多年，她无法解读报纸与新闻中/有关自己群体的痛与苦/劳累与悲伤”。“种子 欲望 道德 爱 怜悯/它们被命运隔得如此远——你爱着 却不断背叛 肉体中沉睡的野兽/伸出毛茸茸的爪子……”、“雾气蒙蒙的人生”、“涂满厚妆的脸 我看到白色的冷漠/没有表情 也没有忧伤”、“庞大的多角的生活/像复杂的异乡 被现实的酸液/浸泡得面目全非”……不同的脸组成共同的脸谱——打工妹/农民工。歧视不仅在可见的微薄的工资中，也散发在鄙夷的称谓和眼神中，将她们不属于城市的部分放大，乡土基因像原罪一样随身携带，那烙在她们的血液、容颜、乡音乃至行走的姿势中的乡土情感泄露了其身世秘密，使她们无法与城市互相产生身份认同。同时距离并没有诞生美，离弃的乡土也不能给他们确切的安慰。
鲁迅曾经通过祥林嫂、单四嫂子的形象刻画了当时女性的真实处境。萧红笔下呈现过一系列女性的病态身体。仿佛是借尸还魂，今天她们又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立在我们面前，小心翼翼地发出“是否有灵魂”的追问。一小叠的纸币伴随卫生巾月复一月地偷换她们的活力、容颜和青春。血流走了热量，钢铁冷却了意志。一万块钱就可以换走刚生下的男婴，她们谈论这件事与当年祥林嫂谈论阿毛的情境如出一辙。一个世纪的时光都到哪里去了。现在，郑小琼以一颗诗心为她们恢复了久违的名字，让那些伏击在灵魂中途的各种障蔽、暗礁显露出来，那些被劫持的心愿、梦想和爱、在暗处涌动的欲望和无言的打击终于得以敞亮，可是离自由、平等和解放仍然遥远。
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出示了作家走出书斋、走向行动的努力，二十多天的卧底经验的细致叙述让我们产生走在正午的阳光下突然目击到生活的背面的眩晕。对金钱的信仰发展到极端就会邂逅荒谬，传销者的“发财”梦与历史上的“英雄”梦、“长寿”梦结构一致。漫长的专制极权文化已经浸入我们的思想骨髓，我们像被安装了同一驱动软件的电脑，像臣子“忠君”一样忠于自己的组织和被灌输的观念，我们丧失了质疑的能力，放弃理性思考去信任一个公共的脑袋。慕容雪村一面呈现这些传销者们的可笑，另一面也同情于他们的可悲，更可贵的是他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他写到自己的歉疚与无力，写到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同胞受苦的痛楚，尤其写到转变身份后前往旧地时警察制服给他带来的虚假的力量，并写到自己对小琳产生的不正常的依赖感，“我之所以对小琳产生好感，并不是因为她身上具有某种打动我的品质，而是因为奴役本身”。这是深刻之笔，让我们窥见光明内部的黑暗。一名头脑清醒、满怀雄心远道而来指认真相的卧底者竟然也会对奴役者产生依恋，这就更容易理解传销者的行为，他们愿意典当真实的当下人生乃至付出整个生命去追求海市蜃楼的未来远景。是禁欲产生信仰还是信仰要求禁欲？精神信仰必定导致身体受虐么？鲁迅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寓意深远的一篇小说《药》，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变成了人血馒头——“药”，这一笔既是对传统中医的巨大讽刺，也是对国民灵魂之麻木与冷漠的揭示。慕容雪村的叙事展示国民精神的麻木依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常识依然匮乏，自由仍然遥不可及。慕容雪村曾为此番行程留下真实的遗书，怀着付出生命的勇气与追求真理的豪情，他让自己双脚踏入深渊中，沉浸在“末日感”中去寻找不可思议的“药”。慕容雪村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印在读者的脑海中。在金钱想像的驱使下人完全可能变成魔鬼。金钱这位现代生活看不见的主角秘密地支配着人的选择，它是全球化时代最为称职的永不缺席的在场者。启蒙这个未竟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三 非虚构的启示
面对纷繁变化的中国现实和日益破碎化的全球经验，文学何为？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认为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剧变导致纪实文学的出现，“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不同寻常的加速度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着，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像力的前面了”，“小说在今天比它在过去总是激烈动荡不稳的历史中更接近分裂”。我们今天的时代情境与美国当年有些类似，这也能够理解为何《寻路中国》、《江城》这样的作品会出自美国记者何伟之手并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对于面向“西方”的中国，何伟的美国视角乃是一种前瞻视角，更有利于呈现不同文明的差异，放大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现象。 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坦言面对现实时的无力以及阅读新闻时的眩晕，这促使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上述非虚构作品是作家们对当今社会的“超现实化”发展的积极回应。当我们再也没有信心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在庞大芜杂的现象后面找到所谓的本质之时，就会倾向于呈现现象和经验本身，让读者调动自身的感受，而感受已经成为肉身最后的不安力量。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动机来自于对历史必然的认知，与乡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对应。而非虚构否认了这种必然，非虚构确定了现实的偶然性的法则，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欲望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使事物变得斑驳陆离。通过什么揭示什么的陈旧话语方式基本失效了。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叙事处境。
非虚构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虚构的权威和荣耀，它以对其进行否定而不是反对的方式冒犯这种传统并对其荣耀进行挑战。非虚构作品依靠其对真相的追求和亲历者的叙述方式吸引读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场感，与报告文学高蹈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作家平实地呈现自身的经验、悲伤和迷惘。
当文化消费主义制造的时尚迷雾被暂时驱散，锐利的痛楚从四面八方围剿优雅的中产阶级美学趣味，还来不及仔细思辨这些文本的文学性，就感觉自己像溺水者被生活洪流的漩涡裹挟着喘不过气来。除了生活呈几何倍速变化这个因素之外，“非虚构”栏目所引起的普遍关注也提醒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小说的想像力衰败背后是思想的贫乏和历史意识的单薄！在文学史叙事中，我们曾一度为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实验小说的形式感奔走相告，短短的二十年过去，形式实验已让我们疲惫不堪，作家们纷纷改弦易辙。以至于先锋小说家马原像年老色衰的妇女叹息风韵不存一样感叹“小说死了”。在这个死亡的过程中，“市场现实主义”固然是帮凶，但元凶我以为仍是文学生产中的作家：作为生产主体陶醉在自我的小情小调和修辞的丛林中，陶醉在印数、奖项、排行榜等光环的快感以及体制与市场共同制造的荣誉蛊惑中。主体性的左边是体制的大鞋，右边是市场的小鞋。
自由乃是唯一的窄门。自由的心灵是自由的文学之源，只有播下自由的种子才能结出自由的花朵和果实。我们能够仰赖的只有自己那颗自由的心。
网络、微博、微信等即时的传播方式必定影响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将削弱传统文学叙事的认知、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不过文学的审美功能正是其历久不衰的“竞争力”。近期“非虚构”的努力证明写作依然可以与读者和周围的世界建立起意义关系，意义追求乃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写作可以让作家敞开，追求灵魂的自由，阅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的捍卫，即使日甚一日的娱乐化也不能淹没人的精神性和审美追求。
人类梦想的虚空性质使人不能满足于“实”，不能满足于“有”，不能停留于生活的物质部分，我们还会不断地探访“虚”，追问“无”，向往无限之境。神学家蒂利希认为“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文学创作乃乌托邦冲动的驱使。非虚构作品并没有排斥写作之夜的想像，而是对当代文学虚构边界丧失的纠偏。读者对非虚构的回应让我们反思既往虚构出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调整，使虚构不至于像浮萍一样四处飘零、无处皈依，使虚构不至于沦为作家的自说自话和独自意淫。无中生有既是虚构，也是非虚构，从世界、人类的根源处探究，一切有均从无中来。
虚实相生。没有实，虚就没有立足之地，虚就会变成空无；没有虚，实就不能变得宽阔，实就会抑郁窒息。文学永远在真假虚实之间，在求真与求美间博弈，不管我们冠以虚构、非虚构还是现实、浪漫的头衔。
当我们为虚实之争倍感痛苦的时候，古典文学以简驭繁、得意遗形、情景交融的叙事方式和古典哲学无中生有、虚实相生的思想观念也许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积极汲取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