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由冯小刚执导，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首映礼。全体电影主创和近万名观众一起在国家体育馆共同“亲历一九四二”。此前，《一九四二》的首映礼门票预售平台在11月21日14：00正式上线，仅仅在2分零6秒后就全数售罄，创造该售票平台的新纪录。
从1993年冯小刚相中剧本，到最终付诸拍摄，《一九四二》前后历时18年。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饿殍遍野的灾荒，从开拍起就备受关注。《一九四二》在罗马电影节首映后，好评如潮，并斩获最佳影片金蝴蝶奖及意大利摄影家协会最佳摄影奖两项大奖。而扮演女主角“花枝”的徐帆，则成了苦难母亲的代名词。对于这个角色，徐帆说“是演戏以来值得珍藏的角色”。
“我现在特别爱惜粮食”
花枝是《一九四二》中虚构的角色，她是冯远征所扮演的“瞎鹿”的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坚强、现实，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凭借自己护犊的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
将这段淹没在岁月中的大灾荒重现在大屏幕上，是对导演心力的莫大挑战。而片中演员所承受的，则是如何将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的人栩栩如生地呈现。
花枝可以说是徐帆从影以来扮演过的最丑的角色了，佝偻干瘪、衣衫褴褛，几乎看不出她的真面目。徐帆说，当用几个小时完成灰头土脸的妆发，来到艰苦的拍摄现场，自己就会很容易地跌落在那段饿殍遍野的历史中。
为了更像难民，剧中的演员都被要求减肥。徐帆在长达5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每天就喝一点粥，一个月就瘦了8斤。
真实的饥饿，不仅让徐帆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表演状态，也让她第一次真切地理解了苦难与尊严之间的关系。她记得有一场戏，张国立要上城墙，拍那个镜头的时候，他说，“等会儿吧导演，谁有巧克力给我吃一块，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当我一听到巧克力三个字的时候，我就说我也不行了，我也要吃巧克力，我也好饿啊。旁边的录音师说，帆姐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儿有一块萨其马，但是被人坐扁了，行吗？我说没问题，你给我吧。我抢过那个萨其马，还没把塑料纸完全撕开，就连塑料片一起咬了。”
徐帆说，经过《一九四二》，仿佛觉得自己也经历了这场灾荒。4月份从《一九四二》剧组回来，徐帆歇足了3个月才接受其他工作。后期的时候看了成片，心就又揪紧了，至今还是刚从剧组回来的那个感受，“现在的生活可真好啊！这话说出来，如果没有看这电影，没有参加这个拍摄过程的人，肯定得说这人怎么那么假啊？但我真心是这样觉得的，从减肥到现在，我特别爱惜粮食。”
悲伤对难民是一种奢侈
扮演花枝这个角色，对于徐帆来说是一个挑战。除了忍受饥饿，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烂泥中摸爬滚打外，最大的挑战是表演。“这个戏要把你浑身的技术全部消掉，只要你的本质，只要你最简单的东西，我要尽可能地像个没有表演经历的人。”
在拍摄很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花枝为了给孩子们挣一点粮食而把自己卖掉时，她和孩子们有一段对话。她向孩子们交代好要保管好祖先的牌位，记住家是在河南延津。之后，女儿说，妈你别走。她回答女儿，“我不走你们怎么活？妈一走还有4升小米呢。”这几句台词，每一次说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下来。
但是导演不要眼泪，也不要悲伤动情的表演。导演一遍遍地跟她说，这个时候要的是你苦到麻木的那个境界，不是你正在可怜自己的那个境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悲伤显得太奢侈了。”
这个镜头，不知道拍了多少遍，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重来。最后徐帆终于控制住自己，像开白水一样地说出那段话，才算通过了。这次演出亦让徐帆深有感触，“减法远比加法难！让有技术的人过滤到从简，我觉得是一种表演的洗礼。”
冯小刚说，“20年前想拍这戏的时候，徐帆就是我心中花枝的人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想把这个角色给别人。”谈到这一次的“夫妻档”，徐帆说，“我们俩是属于合作，不属于沾光，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人的这种状态非常好。如果他的戏里头没有适合我的人物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我，不是说你是我媳妇什么戏都得搭着。我觉得那个做着做着我就会做得很惨，会把我的自信心削弱，那样不是帮我是害我。”
而原作者和编剧刘震云在评价徐帆的演出时说：“徐帆塑造了一个银幕上从来没有的形象——花枝，佃户的老婆叫花枝，花枝招展、花枝乱颤，本来是一个在农村算挺泼的一个少妇。我觉得徐帆作为演员，做出了演员生命里最深刻的东西，她是特别好的表演艺术家。”
平淡和原创的原则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红。”徐帆一直这样说。
不管是拍戏、做公益还是照顾家庭，徐帆都遵循着“平淡”和“原创”的准则。“虽然原创也许会失败，但那是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翻印、刻录别人的生活。”
徐帆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艺术世家，父母都是楚剧演员。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对演戏很着迷。小女孩对美的单纯向往，让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报考了湖北省戏曲学校。“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明确的目标，知道如果吃不了苦，就什么都干不成。”
3年后，她又转入武汉市戏剧学校学习话剧表演。1987年，是徐帆的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候。之前，在武汉拍摄电视剧和徐帆合作过的杨立新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这年春天，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合办一个班，成绩优秀者有留在北京人艺的可能，他希望徐帆不要放弃这个机会。那时，正赶上母亲生病卧床，徐帆自己也因为贫血住进了医院。犹豫了很久，她还是决定去北京碰碰运气，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
3月初，徐帆接到杨立新的报喜电话：“你被录取了！”
如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人艺。后来，徐帆由舞台转向影视，影视戏三栖发展。直到现在，徐帆仍然钟情话剧舞台。她先后担纲过《蔡文姬》《阮玲玉》《雷雨》《窝头会馆》等重磅话剧的女主角。2012年，为了北京人艺六十年的演出，徐帆出演《原野》中的女主角金子，推掉了不少电影电视剧的片约。
徐帆说，在人艺自己学到了很多。“那些真正称得上艺术家的老前辈手把手地教会了我怎么把精力攒着用在舞台上的两三个小时，同时又怎么对其他的东西无所谓些。上台你就是艺术家，下台你是普通的老百姓，别太早用尽自己的秘诀就是张弛有度，不能事事较真儿。” 这也让她在大红大紫之后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我觉得平淡就是生活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也许有人觉得乏味，但我很享受这种乏味。”
2010年，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徐帆扮演的母亲令无数人潸然泪下，也让徐帆深深震撼。她意识到“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事”。考虑再三后，她终于决定以“M计划”呼吁公众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灾难对孩子来说，不仅仅是地震等自然灾害，父母离异、学习压力、同学不和等社会问题更能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当下，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大家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关爱孩子，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徐帆说，“要发自内心做这件事，还要亲力亲为，这种方式才是我想做的慈善。”
在徐帆看来，所有事情“单纯”最好。正是因为简单、平淡，生活才会快乐、平安。
对话徐帆
——“我踏入了‘花枝’的灵魂”
《中华儿女》：之前有很多媒体报道说，你在《一九四二》剧组待了5个月，对“饥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能讲讲那个过程吗？
徐帆：在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吃极少的食物，感受剧中人的心态和言行举止，仿佛踏入了“花枝”的灵魂。人在长时间的饥饿状态下，其实做什么都能体谅，或许普通人无法理解这句话，你可以练习让自己挨饿一个礼拜，看看会是什么样子。倘若人的肚子里没货，就谈不上尊严！那时候，我看到任何人的脸都记不住，只能看到他的嘴在动，想着他是不是在吃什么，然后口水就流出来。
《中华儿女》：在那段时间，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拍完戏的生活有影响吗？
徐帆：这部戏所有的拍摄都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跟城市、科学、文明都不沾边的一个地方。每天不张嘴都是满嘴的沙子。通过拍摄这部电影又让我感觉到重新走一段那种没吃没喝的时候。在经过5个月艰苦的拍摄后，自己瘦了很多，然后慢慢开始增加食量，让自己的身体恢复正常。经过《一九四二》，我觉得自己仿佛也经历了这场灾荒，现在我做任何事都会柔软一些。
《中华儿女》：《唐山大地震》中你演李元妮母亲，这一次的花枝也是母亲，两位都是很伟大的母亲，是不是表演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徐帆：李元妮这个角色要从30岁演到60岁，我不太把注意力放在挑战上，而是顺其自然。原来觉得演老人要很夸张，但真正的老人可能就是个孩子，这要跟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花枝坚强、现实，把孩子看的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凭借自己的护犊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她是母亲的代表，母亲为了孩子怎么都行，但和之前《唐山大地震》里的母亲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一个类型的母亲。
《中华儿女》：那么，花枝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
徐帆：这次不觉得有什么挑战，拍摄的环境是个挑战，表演本身是个挑战，别的都不是挑战，都是可以做的。导演要求我化繁为简，其实减法远比加法难。不需要分析不需要解释，解释越多，事情可能越复杂。但真的这么容易做到简单吗？确实很难，这需要练内功，需要有底气。是很难，但是就是说，好多很难的事情，只要你想做就能做得到，除非你不想做。有的人就是想看起来简单吧，其实他大风大浪，挺吓人的。我只是觉得太辛苦了，我也可以做，但是可能坚持两个礼拜我就不行了。我要简单的话，可能更困难的是要练内功，我如果本身没有本事，就这样吓呆着，那就瞎了，就是你没有底气也呆不住，所以还是要把人锻炼的有底气，你才能简单。
《中华儿女》：这次剧中有两位好莱坞的明星，扮演神父梅甘的是因出演《肖申克的救赎》而被中国观众熟悉和知道的蒂姆·罗宾斯，扮演记者白修德的是因出演《钢琴家》而获得奥斯卡影帝的阿德里安·布洛迪，与他们合作，有什么感觉？
徐帆：这两个人真的是很优秀的演员，绝对和奥斯卡相匹配，在表演上称得上是艺术家的。罗宾斯在剧本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在塑造人物上是主动的，你觉得他们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中华儿女》：编剧刘震云表示很多人都觉得小说特别冷酷，但经过创作后的剧本变得跟朋友一样，发现它的底子是温暖的。他追求的温暖，是这种悲情底子下的温暖，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徐帆：对于演员来说，无所谓悲情不悲情，无所谓温暖不温暖，我们只需要做出准确性的判断。我是感性的，如果把什么事儿都剖析的那么透彻，就甭演戏了，这个东西我没想过，演员不需要分析得那么清楚，我们不是学者，当然，学者演戏也不一定演的很好，那不是学者的工作，演员和学者分工不同，所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中华儿女》：那么，对于人物角色，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徐帆：我认为整个剧本看下来，或许能感受的东西，又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只要用我的行为把它演出来就可以了。演员就是把事情做得简单，弄复杂了，反而麻烦。每一个行当都有每一个行当的表现方式，我觉得弄复杂了，是评论这个片子的人，因为他要去分析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对于我们，都是有剧本作为依据，跟随这些东西去做事情。
《中华儿女》：《一九四二》在未公映之前，就让很多人期待，包括之前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感情比较厚重，与冯小刚导演以往的贺岁喜剧相差甚大，你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吗？
徐帆：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他有各种各样的本事，可能在拍喜剧的时候，人家会说你只会拍喜剧，不会拍别的什么。可是到拍什么《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人家也没什么说的了，然后又开始找一个新的话题，说什么没深度。或许人在风口浪尖上，总是要被人说的，所以无所谓了，都这个年纪的人了，事业做的那么多了，还在意别人说吗？说也说不着。即便是自己愿意歇一会儿，愿意拍喜剧，愿意不拍，什么样都行，我觉得可以了，没有问题。因为不是年轻的时候去要闯这个，闯那个，你不用闯了，好了，可以了。
《中华儿女》：一路走来，你和冯小刚导演是如何分享电影世界的？
徐帆：这么些年，他还一直坚守，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很佩服他。我也觉得他这十几年不容易，这十几年很顽强，我都觉得他有点儿像吴琼花，打不死。我真的是很敬佩他。如果他需要我跟他搭个伴聊个天，我就聊一会儿，聊完了他说行，差不多了，那我就离开一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时时刻刻在一块儿得多烦啊！我就觉得要有距离，距离是可以产生美的。
责任编辑 张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