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北京偶遇几位台湾来客，他们穿着清一色黑色西服，戴着台商才有的金边眼镜，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个个都像明星CEO—但他们不是名人、不是商人，也不是学者，他们是佛教慈济基金会的管理者。
慈济基金会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佛教慈善组织，很多名人都是这个组织的志愿者。或许你还记得康师傅的老板魏应允，汶川地震时，身价超百亿的魏应允被基金会安排到震区担任临时安置点的厨师。
1966年，释证严在台湾小城花莲创立“慈济功德会”时，大概并不能想象到几十年后的盛景。那时只有一个名为普明寺的极为普通的寺庙，狭窄简陋的屋子里，证严与几位弟子在这里做手工，发放救济品。经过数十年发展，它在全球的会员（长期捐赠者）数逾1000万，志工近200万名，次级团体的会员（全职志愿者）接近30万名。除了台湾本土外，它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有分会，拥有372个据点，不仅得到华人世界的广泛赞誉，也被西方国家高度认同。“9.11”事件中，只有3个团体被批准进入现场救灾：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救世军和慈济。
基金会的发展，得益于证严这样的佛教偶像们本身的号召力，也有赖于现代化的组织管理。很多当代社会的佼佼者进入这个慈善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素质。以基金会的发言人何日生为例，这位高帅富曾经是电视台的主播，放弃高薪资，成为慈济的发言人。另一位基金会的中层管理者谢景贵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美林公司的地区高管。某次，这位高管告诉我，在缅甸发大水时，因为晚了几天，他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采购的赈灾大米比平常价格贵了三倍，他为此郁闷到自责“我仔细一想，这是因果报应啊，谁让以前的我是操弄期货的高手呢。”
若说台湾的佛教与其他地方佛教的区别，大概就在于其“更fashion”。宗教的哲学在台湾是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尤其是佛教，在台湾，结婚生子、丧葬仪礼有佛家参与的传统，佛堂寺庙四处可见，不少城市的道场就设在都市写字楼内。宗教信仰在这里似乎比在西方世界里更加成为人们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念经、不“化缘”、更似志愿者的僧人，让台湾的佛教更显得与众不同。
所以，台湾才会出现了证严、星云、圣严、惟觉四大佛教领袖。他们的出镜率可以和大陆的成功学和管理学大师媲美，机场书店的电视上，总是能出现他们的身影。不过，他们的粉丝不会局限于大款和渴望成功的丝们，知识分子和严肃媒体对他们也评价颇高，政治领袖们对他们更是敬爱有加。
不过，如此火热的佛教组织背后也有隐忧。不少人已经开始忧虑宗教领袖被神话后，会给专业的宗教组织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还是以慈济为例，随着证严年岁已高，早已有人担心后证严时代，慈济强大的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和慈善体系可否维持下去而不崩解。
问题来了，树立另一个如证严这样的偶像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即便是证严，都让内部人士担心。不少支持者希望慈济或证严能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持续振奋支持者的信心。尽管证严一直反对自己被神化，也时常鼓励追随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但是台湾人已经在证严身上寄托了太多感情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