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文集》五卷（陆建德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出版，翻阅书页，触发我想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些诗文人事，连绵蜿蜒到今天，已经是历几代人而起起伏伏了；却都如在眼前，萦绕不去。
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在《新月》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首题为《西窗》的诗，这首诗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副标题，“仿T·S·艾略特”。如果我们今天感到有些诧异，那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这两个人的诗风、气质和精神，实在不是一种类型。
但倘若你以为那个年代“幼稚”的汉语新诗里就不可能出现T·S·艾略特式的创作，就可能犯了一般推论的毛病。一九三〇年间，孙大雨在纽约、俄亥俄的科伦布和回到中国初期的日子里，雄心勃勃地写出了将近四百行长诗《自己的写照》，虽然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一千余行，但已经非同凡响。长诗的主角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诗中各种相异的力量互相冲撞，又彼此缠绕；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深藏和活跃在杂乱无章的日常情景之中。T·S·艾略特后来说他从波德莱尔那里得益，主要在于这样的启发：“他写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但丁于我的意义》）孙大雨从T·S·艾略特那里得益，差不多也可以这样描述（当然不止于此）。《自己的写照》诗行的推进，模拟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而“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异曲同工地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人在无限增长的速度中迷失自己。不过，孙大雨的诗似乎出现得太早，对于一九三〇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来说，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接受和理解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创作。一九九三年，我的老师李振声写《孙大雨？骉自己的写照？骍钩沉》，虽然无从弥补历史的遗憾，但发掘遗漏重新阐释，多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强烈回应。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浪漫主义，特别是雪莱，底下一个学生卞之琳听的感觉是，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徐志摩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别开生面，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后来叶公超还让卞之琳翻译了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学文》创刊号上。卞之琳坦言，现代主义的诗歌和诗论，影响了他三十年代的诗风。
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赵萝蕤，听过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详细地讲解《荒原》，一九三六年底戴望舒听说她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叶公超写了一篇序言。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赵萝蕤在北京收到样书。这本书计印行简装三百本，豪华五十本。多年之后，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T·S·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送给她两张签名照片，两本书：《1909-1935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前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晚餐后T·S·艾略特为赵萝蕤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他希望她能翻译这首诗。
从赵萝蕤和卞之琳各自的初始接触现代主义作品、接受其影响从而进行研究、翻译或创作的个人经验，我们多少可以遥想一下当时清华和北大讲授西洋近现代文学的情形。后来，这样的情形就渐成气候，它把尚嫌孤立、微弱的个人经验连接起来，唤起一群青年互相呼应的现代感受和文学表达。这一时期，就是这两所学校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时期，在讲授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特别应该提到英籍讲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当代英诗》课。
从当年的学生王佐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燕卜荪讲课的方式：“他只是阐释词句，就诗论诗，而很少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评见解。”这样做的结果，就逼迫他的学生们“不得不集中精力阅读原诗。许多诗很不好懂，但是认真阅读原诗，而且是在那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之下，总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十七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怀燕卜荪先生》）联大的青年诗人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穆旦的由来与归宿》）周珏良也回忆道：“记得我们两人（另一人指穆旦——引者）都喜欢叶芝的诗，他当时的创作很受叶芝的影响。我也记得我们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The Sacred Wood ），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谈论。他特别对艾略特著名文章《传统和个人才能》有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当时他的诗创作已表现出现代派的影响。”（《穆旦的诗和译诗》）在王佐良一九四七年为评介他的同学穆旦的诗歌创作而写的英文文章里，深切而动人地描述了初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学时青年人那种特有的兴奋和沉迷：“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一个中国诗人》）
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着、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些青年诗人而言，真实发生的情形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和中国现实内容的“结合”，却可能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在新诗创作上求变的心理和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个人感受，在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那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认同，进一步，那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得他们本来已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更加深入和丰富起来，简而言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他们的现实感更加强化，而不是削弱；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自然地包含着把现实感向文学转化的方式，从而引发出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 这群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穆旦。“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他以“非中国”的形式和品质，表达的却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和痛苦，他“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这种奇异的对照构成了穆旦的“真正的谜”。（《一个中国诗人》）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穆旦与一个学诗的青年的通信，解释自己年轻时候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
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致郭保卫的信》）
“非诗意的”这几个字大有讲究。“非诗意的”辞句，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自身经验的“非诗意”性。诗人在转达和呈现种种“非诗意的”现实经验的时候，是“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使用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要求现代诗的发现和创造。穆旦说：“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把穆旦的这段话和T·S·艾略特一九五〇年一次演讲里的一段话相对照，会惊讶于两个人之间如此相通：
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但丁于我的意义》）
一九四九年，穆旦在经历了大学毕业后九年的各种生活之后，赴芝加哥大学读英文系研究生。我曾经特意在芝大查找并复印了穆旦的成绩单，看到成绩单上排在最前面的那门选课，我笑了：T. S. ELIOT。
一九五三年回国之后，穆旦当然不能再研读和创作现代派的诗歌，他变成了一个翻译家，翻译雪莱、拜伦，特别是从俄语翻译普希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他偷偷翻译青年时代喜爱的现代诗，主要是T·S·艾略特和奥登，留下一部译稿《英国现代诗选》。辞世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偷偷创作起诗来，恢复成一个诗人。我有时会想，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迸发，也许就和他翻译现代诗有着隐秘的关联，翻译启动和刺激起了他重新写作的热情。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晚年的穆旦所理解的T·S·艾略特，晚年的穆旦所写的诗，已经和青年时代不同了。
一九五〇年，曾经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过的夏济安短暂栖身香港，写了一首诗。时隔八年之后，才拿出来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题目是《香港——一九五〇》，还有特意加上的副标题：“仿T. S. Eliot的Waste Land”。夏济安写了篇后记，对这首诗详加解释，坦言“我是存心效学艾略忒的”，得到的启示主要在于，两种不同节律的对比运用：诗的传统节律和几乎毫不带诗意的现代人口语的节律。此外就是，避居香港的上海人，是把香港看成“荒岛”的，可以模仿《荒原》来表现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闷心理。还有突出的一点，这首诗的“戏剧性”或称“叙事性”成分远远超过“抒情性”。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世骧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传统·创作·模仿》，称这是一首相当重要的诗，“其重要性在于其为一位研究文艺批评的人有特别意识的一首创作”，“明显的方法意识，在我们这一切价值标准都浮游不定的时代，总是需要的。”
《文学杂志》的大本营是台大外文系，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大大启发了当年外文系的学子们，从中成长起一代作家和文学学者，早已书写进台湾文学的历史。一九六四年，白先勇尝试以意识流的方法叙述香港这座“荒岛”，题为《香港——一九六〇》，以小说的形式向他的老师夏济安的诗作致敬，隐含着的对话文本是《香港——一九五〇》，那么也就不能不和《香港——一九五〇》对话的《荒原》发生又一层对话关系。师生二人作品的关联，环环相扣，其中有《荒原》这个重要的环节。
几年前，我和严锋在法国旅行，火车上对坐闲聊，严锋兴起，背诵了很多诗歌。普希金的《致大海》，雪莱的什么诗，都曾经传诵一时。忽然他用英文背诵，风格骤变：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我说，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他也许是明知故问，你怎么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说，那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啊，八十年代，T·S·艾略特的诗让多少文学青年沉迷。记得吗，那时候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用车拉到复旦校园去卖的，中午的食堂前围了一群人抢购。袁可嘉选T·S·艾略特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用老同学穆旦的译文，《荒原》是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译文。后来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里有了裘小龙等翻译的那本厚厚的《四个四重奏》，我好几个同学有一阵子都书不离手，不断地在书页上划条条杠杠、波浪线、三角符号。
当严锋的英文一句一句传进耳中的时刻，我脑子里很自然地转换成了穆旦的汉语译诗。当然，这也是因为，我熟悉和喜爱穆旦——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冷清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馆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店；
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
带有阴险的意图
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李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