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某日，高在兄忽然约我到台湾艺术研究所。刚一坐下，一沓砖头也似的书稿就搁在我的面前，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近50万字的篇幅。他让我提提意见，说是还要进一步修改。这让我很是吃惊。我本是台研所的常客，高在兄进入台研所剧目创作室担任专业编剧后，我们常在那儿碰面，但每次总是见他风风火火地开着一部捷达，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付日理万机的模样。台研所不坐班，尽管高在兄也隔三差五的拿出一部小品或是一部小戏交差，但从没有听说过他要写长篇小说。原来，他居然不声不响地躲在书房里进行着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
二十多年来，高在兄让我吃惊的事情不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十几年前。那一天，他突然到文联找我，说是打算辞官下海，有朋友准备高薪聘用他，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很吃惊，――不，准确地说是震惊。我说商海凶险，孟浪不得。你目前的级别、待遇，多少人奋斗了一生也难以获得。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经不起折腾。千万要三思后行！他只是微笑着，也不做声。几天后，他告诉我已经向组织部递交辞职报告了。隔些日子，他又愤愤然地告诉我，那位朋友背信弃义了。我说，“那好啊，让上级再重新安排吧！”他摇摇头：“我已经厌倦了那种生活方式！”“那怎么办？”我急切地问。“车到山前必有路，试试看吧！”木已成舟，我只能在心底为他默默祈祷与祝福。至此，我才发现，这位貌似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其实极为倔强、率性。
知道高在的名字很早。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市剧目创作室(台研所前身)任编剧。在福州开会期间，省文化厅的朋友找到我，说是闽侯县文化馆的一名编剧因为妻子在厦门工作，想调到厦门，让我帮助想想办法。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几年后才相识的高在兄。由于种种原因，这事搁浅了几年。几经周折，时来运转，他的调动终于成功了，正当我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和他共事的时候，却迟迟不见他来报到。后来才知道，因为看上他的文字功底，人事局近水楼台先得月，将他的档案扣下了，于是这位编剧成了人事局的秘书。那些年，高在兄似乎福星高照，仕途顺利得很，一两年一个台阶，从人事局到组织部，最后成了岛外某区的副区长。
我们虽无缘成为同事，但因为他分管文教，所以见面机会也不少。尽管为官多年，但他似乎没有染上官场的不良习气。依然一如当初那样真诚、热情，甚至带有侠义之心。在他的血管里，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在流淌。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次，我得知一位在70年代就出道但已经辍笔多年的诗人朋友境遇极为窘迫，便登门造访高在兄，希望这位副区长大人能够伸出援手，因为这位朋友就在他所管辖的区里的一家省属工厂当供销员。一位仅仅是国企工人编制身份的人想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这在壁垒森严的现行人事制度里犹如蜀道之难。想不到高在兄对此事很上心，亲自登门到这位朋友的宿舍看望。之后，动了很多脑筋，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将他调到自己属下的文化馆工作。这位朋友压抑多年的才华被激发了，佳作迭出，而且很快就成为该区文化工作的一员干将。另一件是发生在高在兄任某宾馆总经理期间。某日我心血来潮，驱车到宾馆想找他聊天。但办公室里不见其踪影，以为他另有公干，正要离去，办公室一位员工莞尔道，到厨房去吧，林总肯定在那儿。将信将疑地去了，果真如此。只见高在兄胸前系着围兜，挽着袖子，满头大汗地在热气腾腾的灶台上演示着他的绝活：福州名菜“佛跳墙”。而那位大厨此时却叉着腰，嘴里叼着一颗烟，一付悠然自得的神情。不知底里的人肯定会将他们俩的角色对调。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高在兄，“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相信读者诸君了解了作者的经历和性格后，肯定会像我一样，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陶诺潜当做是现实的林高在了。显而易见，高在兄在塑造主人公时，是以自己作为原型的。
时下一些评论家往往以题材内容将小说分为所谓的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商场小说，情场小说等等。《红尘作伴》该归于哪一类？它既有官场小说的某些特征，又有商场小说的某些内涵，两者兼有之，――这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所存在的难解难分的政商关系。在小说中，作者以从容不迫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描绘，将南港、陶阳地区各级大小官员和商人的人生百态表现得鲜活而深刻。像许许多多的官场中人一样，陶诺潜在这个充满希望、充满诱惑，却又波诡云谲的宦海中搏击、沉浮。尽管他有超群的工作能力，有正直的为官意图，却在现实的官场环境下难以生存。于是，他愤然下海。想不到，商场也一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处处陷阱。这期间，他经历了成功的喜悦和背叛的懊恼，感受了权、钱的诱惑和边缘化的尴尬，阅尽了虚伪奸诈和纯真善良。在他身上，始终透露着中国旧文人特有的自命清高的气息，为了恪守自己高洁的品性，他无法融入官场和商场蝇营狗苟的游戏规则中去，这种无法融于世俗却又无法完全超然于物外的矛盾心理让他苦闷、无奈。如果说，当初田花的欺骗只是给他一时的愤怒的话，那么，他最信赖的挚友高馨的背叛，无疑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由此发现“朋友是被这个世界用得最滥的词条”。
性格即命运。纵使满腹经纶、满怀抱负，只要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那么他的权力、富裕之路无法走远、走久，理所当然地被边缘化。在《红尘作伴》所展示的时代画卷中，陶诺潜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正面形象，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正面形象并非十全十美，作者丝毫不回避其身上所具有的那些人性的弱点，甚至丑陋的一面。正如高在兄在《梗概语》所总结的那样：“正是那种文化人格，使这个不论在官场还是商场本都颇具才华的人，却郑重其事地制造了新时期文化条件下的人生悖论。”和一般的官场小说相比，作者思考的已不仅仅是个体官员的堕落与腐败，而是个体的人在这种机制面前的困惑与无力，由此直指这种机制本身的弊端和文化人格的缺陷。我们也由此看到了高在兄探求的勇气与思考的深度。
下海失败后，高在兄选择了上岸，回到自己15年前本该去那里报到的台研所剧目创作室，此时他也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人生仿佛是一个圆圈，他又回归原点，于是，他，回到久违的案前，在电脑键盘上敲打起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实现自己向往多年却难以实现的梦想，仿佛此前15年的经历都是为了这部小说而准备似的。
这部小说时间跨度40年，空间连接两座城市，行业涵盖士学工商，如此浩瀚长卷，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无法支撑的。我以为，高在兄写成这部长篇巨制的优势有三：一是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在后记中讲到，“这辈子做过的营生，与当年国家劳动人事部公布的岗位对的上的，有近30个”，士学工商，每个行当都亲历过，每个角色都扮演过，这本身就是一个人的无形资源。尤其是他在厦门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就参与其中，而且一度处于一个区域的权力中心，这是他较别的作家优势的地方；二是有着超然的地位与视角。从前台回归后台，从中心回归边缘，从绚烂之极回归平淡。他不再是境遇尴尬的主角，而成了潇洒自如的看客。正因为远离红尘，和现实拉开了距离，站在局外的地位写作，作家才能获得一种超然的地位与视角，在写作中也才能摆脱一些约束和局限，有着较大的自由度。才能如弗洛姆所说的“我们小说家唯一的道德就是追求生活的真相和它尚未发现的秘密”，而不是其他。同时也才消除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不像当下相当一部分作家那样急匆匆地炮制长篇巨作，急匆匆地炒作自己、推销自己。就像曹雪芹当年“披阅十载，增删五回”那样，高在兄写作态度也相当严肃，这部书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前后经历了13个年头，三易其稿，从第一稿60万字删改到现在的42万字。比起先前我看到的第二稿，这一稿显然有了质的飞跃。有人说，作家有三种：一种是用头脑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写作，还有一种是用生命写作，高在兄当属第三种。其三是有着圆熟的叙述能力。高在兄是编剧出身，多年的戏剧写作经验，使他具有较强的驾驭文字、安排情节和刻画细节的能力。他的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文字通俗易懂。据说，这部长篇在一家杂志选载时，一位印刷师傅偶然翻阅，就爱不释手，他对该刊的主编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小说了。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高在兄借小说主人公的口说道：“我写书，愿望有两个方面：第一，想让世人，特别是后代人知道更多的事，或者说更好地认识世界与自己。也就是说，我还想做些有益社会的事，但这必须以我的书能被出版为前提。如果书出版了，还会有一笔稿费收入，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但也是最大的名利。第二，假如没人要我的书，就当作一种精神消遣，人是要有爱好的。其实，人人都有无聊的时候，干大事的人也有。如何打发无聊，还有个境界问题，任何境界都在自己心中，我更是如此……人生在世，怎么过都是过，但应该有一条：不能亏待自己的尊严。金钱固然重要，但金钱与尊严往往不能两全，如果选择其一，我要尊严。我知道，我是商业社会的失败者，但我又自信地认为，我绝不是个窝囊废。”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作是高在兄写作的动机：一是作为社会转型的亲历者，自己有责任写下这一段历史，让后人评说；二是要通过写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文学反映的是立体的生活。立体生活的多侧面、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客观上使文学作品成为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构架。读者心灵的棱镜就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折射出不同的光彩。所以，要想对文学作品主题作出统一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高在兄将《红尘作伴》的主题归结于一点：揭示中国当代“朋友文化”在变迁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并且在作品中多次通过主人公之口或内心独白，加以强调、凸显。窃以为这样并不妥，其一，《红尘作伴》的主题应该是多义的，它所反映的何止是“朋友文化”？如此简单概括反而窄化了作品的主题；其二，文学不是观念的传声筒，是借助艺术形象来传达作家审美意识、思想观念的，主题应该隐匿在艺术形象之后，而不应该是相反。不知高在兄以为然否？
人的一生注定都要亲历成败荣辱、悲欢离合。从容面对，惯看秋月春风，那便是最高境界。人生最美的，就是在生活中所感悟到的意境。也许高在兄在物质层面上失去很多，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有着让人歆羡的收获，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也。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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