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那个周日下午，我在哄鹿歌睡觉时错过了一个打给我手机的电话。孩子睡着后我回到小书房，急于回到午餐前中断了的工作。但忍不住查了一下手机打入电话历史栏里那个最新的号码，非常陌生，好像是用电话卡打的，连从哪个州来的都无法判断。换了平时我会置之不理，判断要么是错号要么是讨厌的促销广告电话。我停顿了一下，隐约感觉到那个号码后面潜伏着一种能量，那个拨号的手是否握着一把通向我过去或未来的钥匙？
这与以往寂寞空旷中期待爱情甚或任何事件的发生很不一样。这个多事之春延入一个难得不是海陆空时差中度过的夏季，一档子一档子发生了许多事，见了很多我笑称为“牛鬼蛇神”的故人或新友（是的，新人也有感觉像故人的，相见恨晚或似曾相识）。本来生了孩子买了房子拿了资本主义“铁饭碗”后似乎超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突然变得危机重重，却又似乎充满了变数和契机。很久以来我重新获得强烈的梦境，感受到身心的饥渴，从中获得种种微妙的启示。我重新开始用中文写一些东西，断断续续地不成篇章，跟心情梦境呓语一样破碎，创作于我已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好像维持开销后才能开始考虑储蓄甚或投资一样。有了孩子更是连睡觉看报的时间都没有了。
是的，当母亲好像是重新学会看钟，重新认识时间这个神奇的，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存在。没日没夜的婴儿的混沌，混合着奶香，弥漫于每分每秒，似乎把我席卷而起，然后抖碎，像星辰一样散落，不着边际，突然觉得脚底要踏空的感觉。从１９８０年代初开始的那次为了自由和爱情背井离乡，好像既是被迫的又是奋不顾身的，借用当时的一个与晚期社会主义抑或“修正主义”有关的比喻，更接近人造卫星脱离地面被射向星空的状态。但不寻常的速度似乎使我早就脱轨，与任何指挥中心失去联系。卫星上天，红旗真的落地吗？我真的上了一条无归路吗？
在没有游乐场穿山道飞车的时代，那种先是由幻想、小说、诗歌以及电影承载，后来干脆跳上长途汽车火车能去多远便多远的义无反顾，成为之后轰轰烈烈的出国大潮带着光速的先声。未完成的青春序曲和没有读完的学位，与之有关的年久失修的家乡与国家都被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破旧肮脏的大小站台上。
为了大沼泽的呼唤
我驶出月台／驶出深深的夜……
（《月台》，１９８２）
２
我拨通了那个异样号码，谨慎地用英文说明我是谁，是回答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电话。一个轻扬的女声用上海话惊喜地说她姓周，我中学同学，从朋友那里得到我的消息。听不出像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她说没能在纽约碰上头，很遗憾。此刻她和家人在中西部的高速公路上，老公开车，两个男孩自顾自玩，没事试着给我打个电话。我从电话的时强时弱的声频中似乎听到汽车轮在横贯美国８０号公路地面上的因高速产生的摩擦。那个快速行进中封闭的铁盒载着一个与我１９８３年盛夏留在上海北站的过去多少有关的女人，还有她在美国创造的家庭。他们年前已随“海归”大潮回沪，这次是来度假。我很抱歉地说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也许见面会想起。她的声音好像来自一部录音书磁带，清晰悦耳，却勾勒不出任何我能记起的脸庞。就这样，她用亲切的乡音带我上路，开始了我完全没准备的一次时间之旅。
看完好友唐颖从上海带来的新作《初夜》，这比先前她关于上海７０年代以降的诸种小说，更能使读者强烈地感受那个年代，那个拉扯我们长大的城市在无可挽回地消逝。营养不良、缺乏血色的日子荒诞地浇灌了无数关于飞翔的梦。出国前唯一接近飞机的记忆，是随中学的迎宾队去西郊的虹桥机场，我那时跳舞不错，但被认为长得不够俊俏可爱，安排在队伍后面，离飞机、跑道和外宾都很远。好像压根就没看到一个外宾的高鼻子红头发，只见同学们挥舞的手臂彩带――周姓同学是否也在呢？太阳刺眼得很，机场上连块阴影也没有。我急盼一切快快结束，可以上厕所回家。我对这种让女孩跃跃欲试，可借此化妆打扮“祖国的花朵”的迎宾活动很快就厌倦了。倒是夏夜乘凉时，仰望星空里偶尔掠过机器鸟一般的飞机，对黑夜毫无畏惧，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使我生出遐想。不知自己来生是否能坐上飞机或飞船，去哪里，倒不是最重要的。
唐颖到纽约上州Ｉｔｈａｃａ来看这个香格里拉似的大学城，来看今夏无法飞越美国国境的我，是说来就来了，从遥远的上海飞来，有点不可思议。到纽约还没倒完时差她就坐“短线公司”（Ｓｈｏｒｔｌｉｎｅ）的长途车来到离纽约五个小时的“手指湖区”（Ｆｉｎｇｅｒ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一周我们絮絮叨叨地用上海话谈天说地，话东道西，没完没了的ｇｉｒｌ－ｔａｌｋ交换为人母的喜悦与烦恼。唐颖飞回上海后，在我步入中年的一个重要时际，深夜读完作为生日礼物的《初夜》，我好像被推上一条无形的轨道，射入时间的黑洞。三十年前的上海突然从失忆的迷雾里渐现，如电影里的闪回一般。小说主人公蝶来三十多年后在寂寞寒冷的美国中西部小城通过迂回曲折的电话线，重新正视少女时代的创痛，本为了重续初恋旧情，却引出另一段被长久压抑的幽怨，名不正言不顺，剪不断理还乱。正是这个她生命里的“不速之客”及其不期而至的病逝，不仅给予蝶来的过往和现状以新的意义，更使《初夜》进入了文化史的范畴。从冷战到全球化，蝶来和她的青梅竹马的友人和情人们，追求着物质的自由，远走高飞的自由，性和爱的自由，弥补青春实现自己的自由，却无时不再地被那个叫做“自由”的多面怪兽驱赶着，疲于奔命。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
第二天我在笔记本里写道：“小说里看到ＴＹ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的影子……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已成废墟，埋葬了我们的青春。去年夏天回沪，与ＴＹ在淮海路见面逛街，她拐弯带我去看了她家老房子弄堂，还在，仍充满生活气息。但对她已是‘鬼域’。……小说带来的怀旧感，有点像追悼感。”十年前我回到市中心儿时的老房子，听说快要拆了，我照了几张相片，没有勇气去敲门找旧日玩伴就匆匆“逃走”了，好像一半是怕无人应门，人去楼空，一半是怕找到了人相见不相识，无言以对。“逃”路上经过曾充满欢笑与眼泪的幼儿园，一半已是断墙残壁，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以前接受爱国教育时必然提到的八国联军和颐和园。
我在电话里，对高速公路上的老同学大力推荐这部小说，她好像一边在忙着从手提包里找纸笔记录，好像一边在点头同意我说我们的“重逢”，很多是因为见证我们少年时代的老房子、学校、邻居等等都荡然无存了。我好像患了失忆症，记不起她的名字和面容。她说身边开车的老公也是老同学，我也无法回忆。但说起小时住处，南京路华侨商店后面，六合路中百公司对面弄堂，西藏路北京路口等等，那些市中心街区里弄三十年前的样子，特别是“后面”、“对面”、“路口”这些浸透了人气、体温与故事的微观地理与人文空间，虽然大都已从上海最新版的地图上消失，突然在我眼前清晰具体到可以触摸。
我们都是属于阁楼的女孩子
我们的梯子的色泽和极数相差无几
我们互相爱慕又互相嫉恨
时而是天使，时而又是女巫
我们为无从认清的情谊烦恼哭泣
我们是彼此心上的麦芽糖
永远的伤痕
（《阁楼》，１９８３）
３
好像电源的正负两极相通产生能量。这位老同学的出现与那些作为我们少年青春载体的时空化为乌有有关。我没有提到其他的因素，比如人到中年感怀流年似水，流落他乡的最好的年华与童年少年之间的桥梁要么早就断裂，要么已成浮桥，没有确定的方位。也没有提到可能是唐颖这个我近几年才获得的乡亲挚友，用她的记忆和文学再现的魔力棒，将这个“老同学”变戏法似地引出场。不然怎么我刚看完小说，泪眼迷蒙地试图追溯自己的少女时代，正为怎么也记不起而羞恼的时候，老同学（确切说，她的声音）就出现了呢？
她的落落大方的上海话，是从没间断过使用和刷新，从小天地到大世界，出国又回沪，多次回炉后的那种，包涵量很大。语气里丝毫没有怪我“贵人多忘事”的意思。我开始安心下来，但仍紧握手机，神差鬼使似地任她的声音带我走向那些尘封的地域与形象。她先说到我们不是同班的，这让我的愧疚稍稍减轻。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记得好多我们８班的事，而我连自己是８班都忘了！首当其冲提到我们的班主任，对，是姓吴。她说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那时孩子还很小，很可怜。这消息如晴天霹雳，怎么说我也没料想到在这个时代比我父母还年轻的人，会这么快就走了。
读《初夜》产生的浓重的追悼感忽然铺天盖地弥漫到我个人很具体的历史里了。吴老师是那时知青回炉训练后来当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比我们也就大十几岁吧。他个子不高，精瘦，与其他老师不一样，很有幽默感，背一个当时算时髦有风度的洗得发白的军用书包。他跟我们这些发育中的小孩子有点没大没小，像我们的大哥或小叔似的。他教中国语文，却用上海话授课，唯有朗读正文时会用蹩脚的普通话，常常令我们发笑。他为了维持课堂纪律或保持那么一点“师道尊严”，故意板起脸装严肃，却“噗哧”自己先笑了。那些年的课本里充斥了不少泛政治化的内容，但也有不少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段落。吴老师对古文诗词和２０世纪初散文情有独钟，对我那时开始写诗有影响。这个老师我当时并没有看作自己的启蒙者，以为自己从饥不择食的大量课外阅读中得到了足够文学养分。更何况我们几个“高材生”视他为兄长，还去他家玩（那时他还是单身，随父母住），好像在八仙桥那边。他家二楼对天井的客厅，宽敞明亮通风。这也许是后来刚上了大学后去他婚后住的北京路一带一条弄堂里昏暗的小房间以后产生的对照印象。
他和显得很和善的妻子坐在床边的阴影中，突然给我一种时过境迁的荒凉感。我那时最怕的就是看见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结婚后被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吞噬掉，为此自己想好不要结婚成立家庭，不要为要命的房子问题、油米酱醋之类而过早衰老，放弃追求。他不经心地问了我一些近况，一点也不谈自己的事。好像我们都感觉到了距离，好像师生关系走到头了。我去看他一方面是要取回寄他的一些文学习作，他说搬家后还没找出来。我感觉是他弄丢了，就不好意思再提。他对我和随同去的女友微笑着说，“看着吧，张真是很有野心的。”我当时一愣，不知这话的含义，是好是坏。多年后想起与他这次最后的见面，就会想起这句不着边际的话，觉得不是滋味。这也可能是我再没有拜访他的原因之一。没过几年我就离开上海翻山越岭，横跨西伯利亚赴北欧了。那时出国没钱有胆，有一种赴汤蹈火，好像飞向太空一去不复返的气势。
现在想来，吴老师怕是当时我从少年迈向成人阶段最了解我的人了，我的强势与弱点他似乎一目了然。他也从我父母那里了解到我作为长女大姐“母性”的能力，将在郊区学农的全班的采购与伙食的重担委任与我。在电话里，老同学提醒了这个细节，说，“你们吴老师说让你当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吴老师没有我认识的其他大人们的病态或虚伪。他似乎看透了那个才气逼人的少女对一种莫名的东西（或者就叫自由）的向往远胜过对知识或名利的渴望。我此刻才意识到，也许那正是他自己的“野心”！我离开上了两年的初中去浦东上重点高中，后来考上复旦大学都没有善始善终，对那些框框很多、束手束脚的机构很腻烦。住读使我从家庭和弄堂的嘈杂中解放，但七八人上下铺挤一室，军队化的集体生活让我更压抑，连个藏日记的角落都没有。顶着当时“四个现代化”口号的压力，不顾父母的反对，我设法脱离了那个集中营一样的理科高中，将自己转回市区人民广场附近一个普通高中的文科班，满腔热情地补修地理历史。每天穿过当时仍需门票或月票的人民公园，出西门经过上海图书馆（现美术馆），黄陂路上的花鸟市场，再转入弯弯曲曲的窄巷。
那是些在普通地图上找不到的城市秘径，细微的神经末梢。我每天独自一丝不苟地穿梭来回，在那个多雨的春天，读烂了很多书本，做了很多梦，迫不及待地走完了缺乏营养、发育不足的少女时代。那条七转八弯的小巷里，有时我会从雨伞下瞥见另一个为别的原因从浦东高中转来这边理科班的男生，远远走在我的后面。他原来坐我后排，早我半年转走的。现在好像我们从不认识似的。后来上了不同的大学后我们却成为好友知己。最终他也像卫星一样弹飞出去了，在法国谋生，学建筑之余给《今天》编辑小说。周姓同学来电前不久，我刚收到他与法国女友生的女儿的照片。她比鹿歌小几个月，但神情中那一丝忧愁与鹿歌的很像，似乎都与那些雨巷有关。说远了，那该是另文详述的一个故事。
我们是孤儿，是囚徒
是那车窗外即逝而永存的树木
是那光团里湮灭而升腾的烟雾
（《潜行》，１９８３）
４
吴老师的死讯，差不多跨越了一个时代，越过了新世纪才抵达，我才真正体会到人去楼空了，更确切地说，是人亡楼废了。吴老师随着一个消失了的上海走了，化为灰烬与烟雾。但他的幽灵是否还常常尝试沿着熟悉的马路弄堂，去探访１９４９年前曾是英国租界巡捕房的校舍和住在周边“南京东路街道”的学生们？我突然很想回到西藏路已不复存在的老房子，回到初一的我，看到老师走近我们８号大门，赶紧进屋按家里招待来客的“仪式”，打开日光灯，沏上一杯茶，然后安静地坐在一边，听老师与父母交谈。
这个画面让我突然想起吴老师并不是我的青春回忆中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虽然他是最早认识我的“野心”的一个有趣的成年人。从我上大学后，进入诗歌圈子，到出国前，来我家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处在市中心的我家，交通方便，虽然窄小，却在那没有茶馆咖啡馆之类公共空间的年代成了一个小聚会“沙龙”。每次来人，我照样开日光灯，沏茶，有时也会用母亲珍藏的咖啡器具煮上海咖啡，还必然拿上精致的玻璃烟缸。当时男人，尤其诗人大都抽烟，我也就跟着一起吞云吐雾，摆一个潇洒入流的样子。抽得最凶的是王小龙，比我们这些“校园诗人”大一拨，是个兄长角色。但其中一个不抽烟的，也不留长发的诗人是顾城。好像还是王小龙介绍带来的。顾城不是上海人这一点也很突出，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加上他才气过人，出口成章，又是“奇装异服”（雪白的衬衣或浅色中山装扣到脖颈），一切都不同凡响。顾城１９９３年秋在新西兰小岛上自杀，可能要比吴老师病逝走得更早更匆忙，更没有后者死在家乡的运气。
当时顾城和他的诗歌已名扬四海，认识他我有点受宠若惊，好像见到天仙下凡，果然也食人间烟火。他是带着新婚的妻子谢烨来的。听他们说是在京沪火车上认识相爱，之后顾城就穷追到上海求婚。岳母不同意女儿嫁给穷诗人。因为谢烨也深爱顾城，两人还是结成了婚。但上海住房紧张，顾城没有户口，又是无业游民，两人无处安身，便在两幢房屋之间的一块方寸之地上自己动手盖起一个小屋，也就是违章建筑吧。我当时听着这现世童话，看着眼前黑眼睛闪亮的金童玉女，怀疑自己随他们去了火星！同样地，他们看着快要启程赴离安徒生故乡不远的瑞典南方的我，扎着两根辫子，形同灰姑娘跃跃欲试要去参加舞会，就差水晶鞋（或曰出国护照）没到位了。跟他们在一起，与跟其他忧国忧民的诗人好友见面不同，更像玩家家的伙伴，盖房做饭作诗，都是儿戏一般认真而脱俗。
我没去过他们的那个小屋，现在看来，那个在过去未来任何版本的上海地图上不存在的微型棚户，其实是他们多年后在南太平洋激流岛上白手起家盖农舍的排练。他们一生中唯一拥有过的这两间房子，根本不像卫星或宇宙飞船，而是风雨飘摇中的住家船，驶出苏州河黄浦江，飘洋过海，闯过无数风浪，却禁不起波及全球的海啸。我每次送他们到弄堂口，老有心惊肉跳的不祥之感，怕他们就此从密密麻麻的人堆里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抱着白天妈妈晒过的枕头
望着他们的位置
望着黑暗的幸福
（《梅雨季节到来》，１９８３）
跋
之后好像一直在披星戴月地赶路，在无边际的太空中经受失重带来的快感与孤独。很多人催我写下自己的“传奇”，作为对个人和历史的一个交代。因为害怕直面往事，更怕伤害还活着的人们，我不敢贸然。而且，甜酸苦辣的日常生活将我磨炼成一个新人，演出各种社会角色，承担很多责任，很少再有时间与力量回首过往。随着时光流逝，大量日记书信在迁徙中的遗失，与一站又一站的同学、朋友、邻居失去联系，感觉像交通事故后动过多次大手术，换上的死者捐献的角膜和新装的义肢没有与我的大脑和心脏同步的记忆，所以无法找到回归的方向与轨道。
老同学从高速公路上的来电突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开了西藏路老房子里的日光灯。在黑暗中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屋子，家具摆设，还有方桌上残留的茶烟具一下子被照得通明。但我的眼睛却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记忆黑洞里射出的强光。我握话筒太紧，手心出汗，似乎怕我刚开始进入情景，突然光又灭了，一切都会化为烟霭。我的眼睛牢牢地聚焦在书房窄窗外，树冠上方慢慢浮动的夏日白云上，好像从那里可以瞥见往西疾驶载着老同学的车子，还有吴老师在西天腾云驾雾的身影。我突然很感激这个老同学好像从光年之外传来的信息，吴老师的死使我明白回归之路真的已经断裂了，那些人事地貌岁月，从这一刻起已经进入了传说的世界。
电话刚挂断，鹿歌午睡醒了，揉着眼睛，光着脚轻轻地来到我身边。我猛然意识到这溪水叮咚，奇花异草飘香的Ｉｔｈａｃａ并非虚构却也不是真实的。我好像进入了Ｔａｒｋｏｖｓｋｉ的电影《镜子》，和Ｋｕｂｒｉｃｋ的《２００１：空间奥德赛》片尾新旧交替、时空翻转的场景。我用手指梳顺儿子睡乱了的头发，突然十分思念从未见过的吴老师和顾城夫妇分别留在上海和激流岛毛里人家中的孩子。他们的命运与上一个世纪的上海有关而截然不同，我从心底为他们一样深深祝福。
……
我的一生中失去的发辫
悬着永不停息的秋千
我们的孩子坐在上边
我们的孩子坐在上边
一只猫头鹰唱出他的语言
他转过脸看熟睡的父母
那脸是一片无边的风景
他捧着的那本大书
只限于被打开的一页
森林的浆汁从他指缝中流出
……
他捡起一只橘子放在耳边
听到我们絮絮情话和心脏
他忽然感到无比羞愧
为这一切所暗示的久远的山水
他转回脸重新面向那一边
我们无力看到的世界
他的背上映出一条纵深的道路……
你
是否还有力量与我一起
去梦见我们孩子手中的书
我们美丽的孩子
（《在岸和岸之外……》，１９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