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街行》是写上海弄堂生活的。正如写北京往往要写到胡同，写上海也常常要写到弄堂。弄堂是上海城市最重要的空间性单元，绝大多数市民以弄堂为栖息之所、出没之地。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此传宗接代，一个又一个家庭在此繁衍生息、兴衰浮沉，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都市活剧。弄堂体现了上海这个寸金之地缺少私密性的群居特点和城市民居高密度的排列组合格局。弄堂作为这座现代城市的主体始终存在着，并刻录着时代的风雨。在王小鹰之前，许多人已经写到了上海的弄堂，可谓各有特色，各有千秋，但更多的是作为小说人物的活动场景之一。王小鹰在写这部长篇以前，也常常写到弄堂，但这次却以近六十万字的篇幅自始至终地把弄堂作为一个小世界来叙述和描写，努力地挖深写透，这在她和其他作家的笔下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将弄堂生活进行到底。写弄堂生活，难免要写家长里短，弄不好有格局小、气度不够的毛病，这在王小鹰以往的作品中也在所难免，但《长街行》却令人刮目相看。它不仅以弄堂为典型环境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演绎着许多引人入胜的家庭故事，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了上海人居家的日常生活，而且以弄堂为载体，生发出许多与历史传统、时代社会盘根错节的关联，写出了小弄堂里的大乾坤和都市生活的哲理，探究人性的幽深奥秘。在广度和深度上，以及艺术的营构和表现方面，《长街行》的上海叙事都是富有特色的。
一条弄堂的宏大叙事
《长街行》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既写了弄堂生活的林林总总，又不局限于它的细屑繁琐，而是写出了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一条弄堂的变迁史。弄堂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如影随形，这根红线贯穿了小说始终。这条名叫“盈虚坊”的老弄堂原址可以追溯到近代的繁盛集镇，以及清光绪年间由常衡步的曾祖父在废墟上建起的盈虚山庄，后来历经战火和改建，于1926年由常氏家族集资起屋造楼，至1937年建成拥有三十二栋石库门住宅出租。全部建成不久，“八一三”的战火便将一部分夷为平地，接着，废墟上盖起了棚屋简房供难民居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常家在老宅造起了两栋西式洋房，一名守宫，一名恒墅。1958年，当地政府发动群众在近处填浜筑路。随着城市人口的繁殖膨胀，房管所又在洋房周边搭起了简易房。上海的弄堂有别墅洋房式的，有石库门式的，也有棚屋简房式的，有的则兼而有之，成为一道独特的都市风景线。盈虚坊可以说是各个历史时期弄堂建筑的浓缩版，并且保存了牌坊、尼姑庵等历史的遗留物，在局部拆迁时又出土了市级文物的古碑，遂成为上海历史风貌和文化积淀的见证。作者笔下的盈虚坊固然是一个艺术虚构，但也有部分的原型。如今靠近淮海中路西段的法华镇路上，就有一段民居的围墙外挂着这一带曾有的古建筑的图片，向路人诉说着久远的过去。最初触动作者的，想必就是她时常路过看到的这些已经漫漶了的手绘图片，然后她作了实地的踏勘和调查，当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盈虚坊的蓝图和出没其间的人物时，作为小说家的她已经“珠胎暗结”了。
在《长街行》中，太久远的历史是以插叙或回叙的方式时时闪现的，如同老照片中的黑白影像，书写了这部“弄堂志”的开头部分。这并非多余的笔墨，因为它诉说着上海弄堂最早的起源。而且表明，在十里洋场，仍然存在着按照“伏羲先天八卦图”设计的里弄，在某个住宅里，还有老墙显影观世音的奇迹，表征着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与传统文化若隐若现的联系。现代史上的民族资本家看准了列强越界筑路的动向，在紧挨租界的边上，进行了房地产开发。小说中常氏家族建造的盈虚坊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类似的开发显然使上海当年的房地产大大增值。有点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写到1956年的对私改造。像常家这样拥有盈虚坊产权的资本家，在那次运动后，实际上就失去了物权所有人的资格，他们充其量只拥有自己居住的房子，至于出租的所有房子，改由房管所向房客收取房租，收入归公。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但他们的待遇要比农村的地主老财还是好得多，毕竟每年可以收取赎买政策规定的定息。上海人把他们叫做“吃定息”的人。可是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就被彻底剥夺了，不仅停发了定息，连家也被抄了。小说写到剃了阴阳头的常太太从自家的晒台上飞身坠地，接着常家被扫地出门，挤进一所民房的三层阁楼里。新婚的“工宣队”黄师傅经区“革委会”特批，住进了恒墅二楼，一步登天。恒墅的房子还被一再分割，因为还有其他住户进来，终于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冯家住的守宫，则是岳父向常家买下作为女儿李凝眉的陪嫁，“文革”中二楼也被“造反派”总部占了。李凝眉曲线救家，抢先一步让出底楼客厅给儿子小时的奶娘吴阿姨一家住，才算保住了三楼的居住权。待到“文革”结束，常、冯两家都落实了政策，恒墅和守宫才物归其主。到了90年代城市改造，盈虚坊的棚户区拆迁，许多居民搬进了新造的高楼，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吴阿姨的女儿经商致富，花一千万收购了守宫的产权，接着又中标拿到了盈虚坊地块，没料到因被骗破产，只得转手出让，由香港的常氏家族公司接盘改造，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小说正面描写了从“文革”动乱到90年代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盈虚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见证了时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展示了世事的变幻无常，人生的波谲云诡。仅就盈虚坊产权和住户物权的几易其主，居住权的得而复失和失而复得，居住条件的恶化和改善，都无不昭示了中国当代历史所走过的复杂曲折的道路。《长街行》的原创性在于它写出了一部文学的弄堂史或里弄志，要了解上海老弄堂的起源和演变，并进而了解现代政治、经济以及传统文化对弄堂日常生活和心理的影响，这是一部不可多得又令人趣味盎然的读物。
文学的宏大叙述常常受到后现代理论家的诟病，受后现代零散化、取消深度模式和消解历史感的影响，小说也有了迥然不同的写法。作为文学多元化的趋向，本无可非议，但如果认为小说从此必须告别宏大叙述，那显然是偏激之词。《长街行》把一条弄堂的变迁史与时代社会的大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彰显了传统写实主义的优势，这是作者向中外写实主义大师学习又经过长期历练后的收获。
弄堂里的身份焦虑
在《长街行》里，浓缩版的上海弄堂盈虚坊既有洋房别墅，也有石库门和棚户区，穿行在这个参差不齐的建筑空间里，会明显地感到不对称、不平衡，更何况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过去上海市的不同区域素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区分，盈虚坊虽然坐落在上只角附近，但由于里面的居住环境截然不同，其实也有“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差别。建筑空间从来是权力的象征，高第大宅不言而喻着一种霸权，而贫民窟往往是压抑而失语的，其间的人际关系未必是政治上的压迫和被压迫，也不是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却又明显地存在着阶级、阶层的分野和社会地位、心理上的距离。不同的建筑空间造成了落差悬殊的等级秩序，它是可能越界又难以逾越的。《长街行》的重要构思在于：借助建筑空间占有上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的动荡变迁，深刻地描写了不同等级的人身份角色的差异和转换。有的为保持原来优越的身份地位殚精竭虑，为失去这种优势悲从中来，又因失而复得喜形于色。有的为低下的身份地位而自卑，为改变这种弱势而挣扎奋斗，为终于成功而沾沾自喜。因而，“文革”前后守宫的女主人李凝眉和恒墅里的男主人常衡步遭遇了住房所有权的归属风波和社会地位的沉浮，保姆吴阿姨家被邀入住守宫客厅和后来的撤离，以及她女儿许飞红几经曲折买下了守宫的产权等等，都有着形而上的意义。可以说，体现在建筑空间中的身份焦虑，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和弄堂人际关系的悲喜剧是这部长篇最为出彩的地方。小说中写到，因为守宫是女方李凝眉的陪嫁，丈夫冯景初等于是倒插门的女婿，虽然在外是建筑学的权威，社会地位不低，但一回到家里却矮了一大截，有一种人生依附的感觉，再加上他带来个来历不明的“女儿”，所以在家里就默默无言，在家庭事务上也少有发言权。落实政策后，恒墅和守宫的物权分别归还了常家和冯家，两家又亲上加亲，但因为新婚夫妻要住到常家，等于儿子去入赘，李凝眉推己及人，就有了许多顾虑。可见即使在家庭内部，物权的原始归属，也会影响到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心理感受。
在各种身份焦虑的描写中，其中刻画最成功的无疑是贯穿始终的女主人公许飞红。她幼年从乡下出来，住进母亲居住的狭窄的楼梯间，虽然与冯家儿子冯令丁青梅竹马，还经常受邀在冯家吃晚饭，参加生日派对和家庭音乐会，但愈是出入书香门第，就愈是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她擅长的游戏是用线“挑绷绷”，但人家的小孩会弹钢琴，每每见到丁丁哥哥与常家大女儿常天竹四手联弹钢琴曲时，她的委屈、忧伤、愤懑就油然而生。她终于明白“挑绷绷”与弹钢琴“是不一样的”，进而无师自通地“明白一个道理：住在守宫、恒墅那样大房子里的孩子与住在狭小楼梯间里的她就是不一样！我要住守宫恒墅那样的大房子，那样才能和丁丁哥哥‘天造一双，地设一对’”，这个愿望从此就在这个小名叫“小茧子”的女孩心里生根发芽。小茧子既有野心又有心计，而且敢作敢为，她的青春是飞扬跋扈的。在“文革”中她以“红五类”的身份和美丽、聪明、好强处处出人头地，后来又意外地住进了守宫。当她眼见常天竹拖着精致的牛皮箱灰溜溜地爬上了普通民房的三层阁，自认为已经超过了“天敌”，更使与白马王子联姻的愿望成为现实的动力。她处处关注、讨好冯令丁，被李凝眉看在眼里。大家闺秀出身的她看不惯“小茧子”的疯疯癫癫，痴头怪脑，关照儿子离许飞红远点，故意倨傲轻慢地叫许飞红为“吴阿姨的千金”，等于提醒她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总归是娘姨的女儿”。这加深了许飞红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一站到冯家门口就自惭形秽，而冯家少爷对她的殷勤有加也不冷不热。“这些痕迹默默无言，却冷酷地昭示了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基础和生活方式，无形的鸿沟永远无法填平。”可是她仍然于心不甘，心存幻想。当得知常天竹外出被歹徒强暴后，她既惊恐又幸灾乐祸，有意让这个惊人的信息在弄堂里迅速传播，弄得尽人皆知。她自认为从此一花独放，机会向她洞开了大门，甚至不得不接受黄师傅的奸污，为了毕业分配时与心爱的人一起留在上海。没料到后来天竹的妹妹天葵却取姐姐代之并结秦晋之好，大失所望的许飞红只得伤心欲绝地关闭了自己岩浆般炽热的心扉，一气之下嫁给了她一向鄙视的同学、房管所的工人陆马年。许飞红情场失意，商场上却得意，她靠承包水产摊起家，从“卖鱼西施”一跃为沪上有名的装潢公司老板，在发财致富后不仅在西郊买了独立的三层花园洋房，还千方百计收购了守宫的产权，就是为了在这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别墅里确定自己的地位身份，让冯令丁刮目相看。她去竞标盈虚坊的地块，就是要让事实证明，“她虽是娘姨的女儿，可她的人格也是尊贵而骄傲的，她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建造起比守宫、恒墅更壮美的楼房。”《长街行》围绕着身份焦虑和角色转换的艺术构思，塑造了一个不甘卑下，努力改变弱势地位和身份的当代女性形象。她的痴情、野心和心计，其实有可堪同情的一面，她的贪婪、强权也是人性的另一面在人生竞技场上的必然表露。作者让她每走一步都付出了心灵扭曲的代价，让她在自卑与自傲、屈辱与自尊、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中经受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小说对她的心理活动描摹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在当代小说中，许飞红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典型，与其母吴阿姨恰成鲜明的对比。吴阿姨是传统型的人物，她的知足、本分、殷勤、虔诚、热心肠都体现了传统的美德，尤其是旧式娘姨的美德，但毫无疑问，她不是值得过誉的人物。她肯定会受到所有东家的称赞欢迎，但毕竟有着太多的“仆性”。在艺术上，小说对她的刻画也是很成功的，但却是一个始终如一、缺少变化的扁平人物。许飞红则是作者真正具有创意的人物，她既非善的典型，也非恶的典型，而是比较复杂、发展变化中的形象，是立体的、圆形的人物。可以说，许飞红的塑造成功，是这部长篇小说成功的关键，而在身份焦虑和角色转换中塑造她，又是这个形象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长街行》的卷首，作者写了一句醒目的话：“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小说中一共写了吴阿姨、李凝眉、常家两姐妹等七八个女人，谁能担此重任呢？显然非许飞红莫属。作者有意识地让这个从外乡来的女孩，在上海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出又一出或悲壮或卑劣或辉煌或惨淡的人生大戏。而“盈虚坊”这条上海弄堂，正是她和改变她人生命运的各种环境的交汇点。
弄堂爱情和日常伦理
《长街行》写了几组爱情，都是发生在弄堂邻里间的，上海人通常称之为“弄堂爱情”。其中写得最突出的是两组，一组是吴阿姨与管弄堂的跷脚单根的黄昏恋，另一组是围绕冯令丁发生的少男少女间的爱情纠葛。
吴阿姨和单根都属于弱势群体，可谓志同道合、同病相怜。他们互相产生好感，是因为单根在填浜时奋不顾身地救了吴阿姨的儿子，自己落下了残疾，吴阿姨感恩不尽。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感情。单根结过婚，但老婆跟人跑了，所以是正宗的单身男人。吴阿姨表面上也是单身，但乡下有个坐牢的丈夫，后来音信全无。所以她虽然与单根相濡以沫，也受到弄堂邻里的玩笑和鼓励，却是清清白白的。直到见到了丈夫，发现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就终于下了再婚的决心。吴阿姨的爱情是有阻力的，阻力来自名存实亡的婚姻和她自身的道德约束，而她再婚的阻力却来自亲身女儿。因为心高气傲的许飞红反对母亲与地位低下又没钱的单根叔重组家庭，表示不参加他们的婚宴。显然，母女两代人的爱情观完全不同。母亲只求普普通通，相濡以沫，是一种没有多少功利打算的纯朴观念，而女儿的爱情观虽然更加浪漫，却隐含了更多功利主义的计算。
围绕着冯令丁的爱情纠葛就写得更加错综复杂。在冯令丁与常天竹两小无猜、家长默认暗许的关系中，许飞红的不断介入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破坏，因为起先都是中学生，根本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且多半是许飞红剃头挑子一头热。门不当户不对也是重要原因，连吴阿姨也不看好女儿的一厢情愿。但也不能说冯令丁在许飞红持续的攻势下毫不心动，所以在常天竹被强暴发疯，并且生下孽种后，故事会否逆转？在小说《简・爱》里，罗切斯特庄园的阁楼里住着个疯女人，是女主人伯莎。在小说的结尾，她一把火烧掉了庄园，自己也葬身火海，成就了原来阶级地位悬殊的简和罗切斯特的婚姻。女权主义者曾就19―20世纪西方女作家小说中颇多“阁楼上的疯女人”做过文章，把罗切斯特的庄园看作男性压迫的象征和女性爱情的障碍物。在《长街行》中也有个“阁楼上的疯女人”，那就是同样住在阁楼上的常天竹。作者设置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情节，使读者以为许红飞有了成为“简・爱”的可能，似乎情节会朝有利于许飞红的方向发展，“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可能破除，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将再次得到演绎。但作者却无情地粉碎了女主人公的白日梦，让一对姐妹花中的妹妹取而代之，这同样是合乎门当户对的日常伦理的。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发现“阁楼上的疯女人”似乎发泄了对冯令丁的不满和爱意，而怀孕了的妹妹因为“疯女人”的突然出现而失足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造成流产。据吴阿姨亲眼目睹，是疯姐姐把妹妹推下楼梯的，这个故事于是充满了诡异的成分。显然，针对同一男子的灰姑娘恋和姐妹花恋是《长街行》中的重要情节，比吴阿姨和跷脚单根的黄昏恋更充满悬念，也更引人入胜。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我们才知道，阁楼上的疯女人是装疯，而且是一种合谋的结果，冯令丁是唯一的知情人和共谋者，甚至是策划人。冯令丁当初与常天竹在外约会，突然遭遇了歹徒的袭击，冯在被制服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到常天竹被强奸，却无法解救，只能把她送进医院，自己偷偷溜走。常天竹被奸的事已经不胫而走，但他的在场却被隐瞒了下来。为此他一直深深地自责，责怪自己的卑怯和懦弱。如果他勇敢一点，可以向双方家长承认，日后与常天竹结为夫妻。但他将无法面对自己家长和弄堂里的传统观念施加的压力，而常天竹也需要避人耳目，把阁楼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和情场，装疯卖傻可能就是这样被策划出来了。毫无疑问，常天竹是这次暴力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她成为伪装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实在有难言之隐，因为她是大家闺秀，面子问题是她出身的这种家庭的首要问题。而当眼见自己的爱人与自己的妹妹结婚时，她的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场婚姻很可能得到过她的认可，并且得到过某种承诺。当然，这一切小说中并未透露过什么，从而保持了持续的悬念。小说唯一透露的是冯令丁向岳父的承诺：一辈子照顾好他的两个女儿，但这种承诺无异于一妻一妾的男权制的变相翻版。冯令丁的“赎罪”固然成全了这对姐妹花，却使她们都成了牺牲品。当妹妹无意中撞见丈夫与姐姐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丁丁哥哥虚伪得可憎”，“觉得自己陡然老了千百年，阅尽了人世沧桑，洞悉了人心的险恶”。是自己最爱的丈夫和最亲的姐姐，利用了她的单纯，设置了一个重大的骗局，使她咽下了人生的苦酒。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妹妹躲进了工作的医院不再回家，她自甘把自己的爱让给姐姐，而姐姐也玩起了失踪，想结束这种虚伪尴尬的局面。在这则弄堂爱情故事的演绎中，《长街行》在艺术上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始终保持着一种持续悬念造成的张力。与此同时，它又写出了隐而不露的日常伦理，就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在这则爱情故事中起到了某种支配的作用。它维持着一种秩序，保持着一种道德标准，维护了面子尊严，却以付出女性的牺牲和彼此心灵的扭曲作为代价。在《长街行》的这个爱情悲剧中，姐姐是受虐后的装疯，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姐妹俩的不疯之疯。按照女权主义的理论，女性疯狂不仅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意识危机有关，更是男权话语压抑女性的结果。王小鹰并非女权主义者，但她提供的文学案例，仍然值得我们作出深一层的解读。
现在我们不难发现，《长街行》描绘了上海弄堂的多重空间――建筑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心理空间和日常伦理空间，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弄堂世界的多棱镜，艺术地展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折射了时代社会的俯仰百变。《长街行》所昭示的人生哲理也是耐人寻味的，正如它描写的弄堂名字那样，人生有盈有虚，满亏互依，得失互见，盈虚只在咫尺之间。它的文学语言是精致优雅的，对上海方言俚语有节制的运用，也是特色之一，但并不造成阅读障碍。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是作者苦心经营、精心创作的成果，也是近年来上海小说中的优秀之作。不过，这部小说也存在着铺得太开，在一些事件上反复讲述的毛病，读时不无冗长累赘之感。如果在再版时能对这些方面作些删改，相信会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