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艾略特是原籍美国的英国现代诗人和批评家。他的诗歌创作，为欧美现代派诗歌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文艺理论，为欧美新批评派奠定了基础。他是西方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48年，艾略特“因为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于1888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父亲是砖瓦商，母亲夏洛蒂・斯特恩斯是个诗人。
1906年，艾略特进入了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反浪漫主义观点影响很深。1910年，艾略特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听过柏格森的哲学课，接触到波德莱尔、拉弗格和马拉美等作家的象征派诗歌。
1911年，艾略特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1914年去德国求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1915年开始定居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学习希腊哲学，并在海格特学校教拉丁文和法文。
1917年至1925年，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供职。他还曾于1917年到1919年担任杂志《自我中心者》的助理编辑，1922年创办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一直到1939年。
1927年，艾略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并参加英国国教会。艾略特还从二十年代开始，曾长期担任费柏出版公司董事，直到1965年1月4日逝世为止。
从1909年艾略特发表诗歌开始，一直到1927年，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诗大多收集在《一九○九―一九二五诗集》（1925）中。其中包括他的第一部诗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1919年与1920年出版的两部短诗集和长诗《荒原》（1922）等诗作。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和十七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打破了欧美诗歌的传统手法，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直抒胸臆的写法，他强调要通过“客观对应物”，用象征和暗示的方法来反映情绪。他的诗意象清晰、准确，语言口语化，富有韵味。
艾略特这一时期的诗作，通过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流社会人物的精神空虚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诗人表现了一个青年男子普鲁弗洛克在求爱中的矛盾心理，他想去求爱，但又不敢向女人吐露心曲。他不仅缺乏勇气，而且怀疑人世爱情的价值。诗篇用自嘲的写法，引用大量的典故，运用新奇的比喻和多种对照，反映了上流社会中一个庸碌青年的精神面貌。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荒原》，它最初刊载在《标准》的头两期，同年十一月又在美国《骤风》杂志上发表，最后出书。《荒原》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作者在《荒原》中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干涸得像一片“荒原”。全诗共五章。第一章《死者葬仪》，作者以荒原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在那里人们追逐私利变得十分虚伪，他们活着等于死去，又不想死去。第二章《对弈》，作者把上流社会的生活与伦敦酒吧间下层市民生活作了对比，一样的毫无意义，一样的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明天该做些什么”。第三章《火诫》，写人们在情欲中不能自拔，使生活变得卑微和庸俗。第四章《水里的死亡》，通过一个腓尼基人的死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指出现代人只有向天主投降才能求得解救。第五章《雷霆的话》，作者揭示“荒原”需要活命的水，但又惧怕革命的春雨，只祈求上帝的雷霆，使人们摆脱精神上的苦境。《荒原》集艾略特这一时期艺术技巧的大成。作者以鲜明的形象，通过暗示、象征和自由联想，构成了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成功地表达了主题。全诗很少用韵，大多数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诗，语言变化万千，除英语外，还直接援引了德、法、西、希腊、拉丁和梵文六种文字，把名家大作、里巷歌谣、历史掌故融合一体，不仅使诗篇五彩缤纷，而且还带上异国情调和盎然的生活情趣。《荒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的限制，而且还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1927年以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作者无法摆脱社会矛盾，企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如在《玛丽娜》（1930）中，诗人借莎士比亚的《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中的女儿玛丽娜的丢失，后来又奇迹般地回到父亲身边的故事，象征他自己在宗教中找到生活的意义，也是一种失而复得。在《灰星期三》（1930）中，诗人宣扬了基督教服从上帝的意志和悔罪的教义。
艾略特这一时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是消极的，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特点：诗歌结构严密，暗喻虽复杂，但不故意惊人，具有冥幻、自然、和谐的诗歌风格。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四个四重奏》。《四个四重奏》写于1935年至1941年。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东科克”，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十七世纪英国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并宣扬基督教的服从精神。长诗在艺术技巧上比《荒原》有进一步发展，文字更自然流畅，语言节奏性更强，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及《荒原》广泛。
艾略特在二十年代开始写剧本。他的剧作差不多都与宗教主题有关。1934年上演的《磐石》，宣扬教会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困难以及它最后必然取得胜利。1935年发表的《大教堂谋杀案》，是艾略特最著名的一部诗剧。写十二世纪英国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国王亨利二世的矛盾。作者着力宣扬为教义而献身，认为“受苦即是行动”、“行动和受苦都是天主意志”。三十年代写的《合家团圆》（1939），讲的是一个上层英国家庭的罪恶和灵魂拯救的故事。作者强调人物的赎罪心理。艾略特五十年代写的剧本，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如《鸡尾酒会》（1950）、《机要秘书》（1954）和《政界元老》（1959），将“宗教主题变成一种高超的现代社会滑稽剧”，取得很大的成功。
艾略特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他早在1915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1920年出版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以后又编了《论文选集》（1932年出版，1951年修订）和《古今论文集》（1936）等。他的最重要的批评著作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玄学派诗人》（1921）、《批评的功能》（1923）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1933）等。
艾略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实践中的诗人的批评。他的文艺理论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是“非人格化”（也译“非个人化”）的理论。艾略特认为诗歌不能当作主观的自我表现，他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因为在他看来，作品与作家无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他认为诗人的感情要想进入作品，必须要经过一番转化，转化为非人格的东西，也就是要脱离自己的人格，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更接近于科学。要做到这种“转化”，艾略特认为这需要有高度的艺术表现技巧。为此他提出了一条“客观对应物”表现情绪的创作方法，也就是把客观事物。如各种事件、情景、掌故和引语，搭配成一幅图案来间接暗示或象征某种情绪，造成某种艺术效果。他说：“我们的文明包容了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一种高雅的情感时，就一定会产生纷繁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越来越能领悟万物，借用引喻，表达简捷，以便意到言随，必要时使言意分离。”
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论，为英美新批评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也被欧美许多现代作家所接受和运用。它对丰富西方的文艺理论和诗歌的表现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但它偏重技巧，因而形式主义倾向也比较明显。
艾略特自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个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他毕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都是保守和落后的，有的还带有反动的色彩。他在三十年代以后，鼓吹教会来管理国家，建立秩序，企图以“宗教复兴”来挽救资本主义文明。他的文艺思想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反对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提出了新的审美标准，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他推崇十七世纪的玄学派，否定从弥尔顿以来到雪莱的进步传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的创作早期有较多的反映现实的成分，后期则宣扬宗教迷信，有更多的改良主义因素。
尽管目前世界上对艾略特的诗歌有不同的评价，尽管西方新批评派正在衰落，但他作为英国诗歌语言的伟大改革者，作为英美新批评派的开拓者，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颁奖词】
在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中，艾略特代表了一种最独特的类型。多数的得奖作家所表现的是文学接触公众意识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难免会处心积虑地运用某些手段。而今年的这位得主显然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原先在十分孤立的小圈子中，后才对外界渐渐扩大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似乎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在艾略特的诗和散文中，有与众不同的格调，才引得世人刮目相看；同时，他的作品如同金刚钻般的锐利，深入我们现代人的意识。
在有篇文章中，艾略特提出了一个客观和广泛的假设，认为要在现代文明中做一位诗人是很难的。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文明错综复杂，而这种错综复杂却起着精巧敏感的作用，必然会产生出各种复杂的结果来。于是诗人的作品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含蓄，越来越间接，为的是根据不同情况，将诗的语言溶入到人的思想中去。”
根据上述说法，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艾略特的成果，了解一下他对文学贡献的重要性。这样做是很值得的。艾略特最先以其精美的诗作《荒原》而闻名于天下，该诗作于1922年问世后，由于它的复杂的象征语言，马赛克般的精致的拼镶技巧以及深奥玄博的隐喻，给当时的文坛以不小的困惑。这不由使人联想到，在与《荒原》同时出版的、迄今为止仍被人们争论不休的、出自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之手的《尤利西斯》。把这两者相提并论并非偶然，因为这两部1922年同时问世的杰作，彼此在精神和章法上都很相似。
《荒原》，一个多惊人的题目，无法知道其含义，直到那些艰涩与苦心经营的“字谜”最后全部“揭晓”。这部诗作以充满忧郁昏暗的笔调，描绘了现代文明的枯燥和衰弱，其中穿插一系列的写实和神话，两者观点的不断冲撞，使整首诗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全诗四百三十六行，事实上，它的长度可与一篇短篇小说的页数相仿。《荒原》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已问世，但令人痛心的是，它所担忧的战争恐怖至今尚未消除，因为事实上我们仍处于原子毁灭的年代。
自《荒原》之后，艾略特又创作了一系列诗作，都同样的精练，追求一种在冥思苦想中寻找解放的主题――生活在世俗世界的现代人，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丽的世界里，充满着在真实里的恐惧，缺乏对生活的真诚。在他的近作《四个四重奏》（1943）中，艾略特的文字已达到了音乐般的境界，诗中反复出现的庄严、精美的迷句，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精神的体验。使他的心灵的超现实的结构，变得更加清楚。与此同时，他在戏剧艺术中也同样积极、主动地寻求这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关于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伟大历史剧《大教堂凶杀案》（1935）和《全家团聚》（1939）中，他勇敢地将基督教信条里，关于原因的概念和希腊神话的命运部分相糅合，整个配上现代环境――现代英格兰北部的乡村房子――所组成的。
在艾略特的诗作品中，纯诗的成分并不多，但他的作品如同海上突出的礁石，从地平线上挺立着，形成了诗的里程碑；有时还带有神圣的权威性。他的诗的特点是严格缜密和格外自律，没有任何陈词滥调，集中表达中心思想，强烈而毫无修饰地表现主题，并不时地从无限的“奇迹和怪事”空间中放射出一道光芒。
细细探究艾略特，我们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又是-种刺激。这位在现代诗坛上驰聘纵横，追求文体和风格革命的急先锋，竟也是个理智冷静、逻辑清晰的理论家，他从未厌倦历史观的维护和现代人类固定生活准则的需要。四十年代初，他便在宗教上成为英国国教的忠诚信徒，并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鉴于这种人生观，即表现与其年龄相吻合的观点，他的现代派作风将与传统理论相冲突。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是他作为作家的能力是否可以成功地弥补这两个观点之间的分歧，即使是他感到痛苦的分歧。在他最早创作的诗作中，尽量避免以戏谑和嘲讽的方式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作出相反的表现，而且为的是向往心灵深处更高、更纯的境界。换言之，作为一名基督徒诗人，他的思想甚至是反动的。总之，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知，艾略特并不刻意夸大宗教对诗歌的影响力，他还曾点明，他希望诗是可以作为人类的精神依靠，当然，他说得十分谨慎和保留：“诗常常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很少认识的组成我们人性最本质的深邃、不可名状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大部分处在一个逃避我们现实的状态。”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艾略特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很传统的基础上的；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传统”一词，为现代人在争论中所误用。其实，“传统”意味着运动，而不是静止不动，它是连续不断地传下去和同化着。诗的传统也是如此，同样适用于这个原则。虽然文学作品已形成了一个理想秩序，但这个秩序随时可以由于新作品的加入而调整。也就是说，新的比例和价值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正像旧的东西固然可以引导新的，新的东西也可以反过来引导旧的一样；能理解这一道理的诗人也必然会了解他的困难和职责范围。
如所周知，现年六十岁的艾略特早已返回欧洲，回到这个饱经沧桑而仍高贵庄严、拥有文化传统的故乡。这位出生在美国的诗人，是十七世纪末从英格兰移居新大陆的清教徒的后裔。他在法国的索尔伯尼、德国的马尔伯格和英国的牛津求过学，使之出自内心地对这个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旧世界抱有好感，甚至于1927年后，艾略特先生又归化为英国的臣民。
在此，我们无法一下子把这位复杂多姿的作家的性格说清楚。其中最突出的是在艾略特身上具有的高超的、哲理性的和严谨的智慧特色，因而不仅在想象力上或是做学问上，还是在对事物的灵敏性上和理念分析上，他都能发挥其特征。他的运用智慧和审美观点或是重新考虑处理迫切问题的能力也很突出。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诗歌的用语和论文的论据上，总是精益求精，采用最妥切的言辞，在他那个时代，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等功力，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对但丁的作品和人格上作过精深的研究。还在他的痛苦的道德忧虑中、形而上学的思想里，以及由于受宗教启发渴望世界新秩序的信仰下，艾略特与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在某些观点上的认识实在太相似了。对但丁思想精髓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提高他的知名度，而且使艾略特不论处于什么环境下，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但丁的最后一位传人的角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另一个时代的神圣的回声，虽然这回声并未使他的作品减少真实性，特别是这些作品的信息传给我们以及我们现在生活着的人们。
艾略特先生――根据颁奖证书，这份奖是用以奖励您在现代诗作方面非凡的开拓者的成就的。我在这里只能对您的作品稍作评价，因为它们早已赢得了敝国读者的衷心欢迎。
二十五年前，也有一位用英文母语写诗的作家站在您现在站的地方，他就是诗人威廉・勃勒特・叶芝。而现在，这份荣誉将奖励您在漫长的世界诗坛上，领导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的伟业。
我谨代表瑞典文学院向您表示祝贺，并请您接受敝国皇太子颁发给您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获奖演说】
我一直在想，今晚我该如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答谢瑞典文学院的诸位先生，因为是你们赐给了我这份崇高的荣誉。但几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说来惭愧：我是以操文为业的，但此刻我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若只是表示我已认识到接受了国际上最高荣誉的奖励而颁发给我的证书，我想诸位都已知道证书上写的内容了。若谦虚地说自己不配得奖，则是对学院的不敬；若以文学批评家的立场，赞同学院的明智抉择，又恐流于自我吹捧。进退维谷之际，我只能这么想，既然学院已经作了决定，我也就理直气壮地接受了。至于一个人因为获得了这个奖而一朝成名，招致各种荣辱褒贬，则是不难想象，也是无法避免的；诺贝尔奖和其他奖的性质也许相似，或许层次比较高。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些感激的话，若与其他奖的性质不一样，那么要表达我的感情就更难找到词汇了。
于是我只好采用直接表达的方式，用我自己的解释，表述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如果这个奖是用来肯定写作贡献，或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表彰作家的名声已超越了自己的国界和母语的区限，那我是不敢当的，而且，在场的诸位也恐怕没有一个配领该奖的。幸亏我发现诺贝尔奖远非这种意义。我觉得它是经年累月地从各国挑选，精挑细选，如同选一种特殊的角色和象征、起特殊作用的人一样。颁奖仪式的举行也非比平常，颁奖人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下子被推上了领奖台。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他值不值得被选上，而在于被选者能否在颁奖仪式上起到“作用”――即作为一个代表，如同许多人都能做的，一个要比他已有的创作都要重要的代表作用。
诗一向在所有的艺术中最受地域的限制。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可以为任何耳聪目明的人所鉴赏。只有语言，特别是诗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诗，好像更易分隔人们更不用说是团结了。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也别忘了，在语言造成隔阂时，诗本身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克服隔阂的理由。一个能欣赏别种语言写成的诗的人，也就能和使用该种语言的人们相沟通，此外就没有再比这更好的沟通办法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欧洲的诗歌历史，回顾一下一种语言的诗对另一种语言的诗的伟大影响；有些重要的诗人受到别国的诗的影响往往甚于自己国家的诗，我们也发现，很多国家的诗如果不是受到别种语言或别国诗歌的滋润，常常会出现难以挽救的危机。当一个诗人向自己的同胞倾诉时，他的话里必然包含了很多外国诗人的思想；当他向别国的年轻诗人讲话时，那些年轻诗人也会把他的思想和他所表现的民族性格再转达给他们的同胞。一部分影响到别的诗人，一部分通过翻译而使其他诗人对他的诗进行再创作。同时又通过那些爱诗但不写诗的读者，诗人就能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作出贡献了。
每个诗人的作品不仅都可以感到同文、同宗、同区域的读者，不仅可以作为“欧洲的诗”，而且可以作为全世界的“诗”。我认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之间的读者――虽然他们为数不多――彼此通过诗得到或多或少的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是给一名诗人的，正是诗的价值能够超越国界的一个明证。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要时时告诫诗人：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讲话，并非我自己有什么成就，而是作为一种象征，象征诗在一个时期的重要性。
T・S・艾略特
推荐访问: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