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额：柒拾贰元 收款人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 收款人姓名：山西文学社 汇款人地址：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村 汇款人姓名：韩永
邮戳时间：二ОО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临晋
汇款人简短附言：订山西文学两份，一份寄张世忠，山东德州市生建机械厂，邮编：253018，选寄二ОО一年六、七期杂志看看。另一份寄韩永，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邮编：044100。争取前一百名。请勿失误。
这是一张汇款单上的全部文字。除了项目和邮戳时间外，全部是手写的。
原件不在了，这是复印件。两年多了，一直在我的一个文件夹里夹着。偶尔翻开见了，总是匆忙翻过，不愿多看。也曾想过扔掉算了，不知为什么总没有扔，时间久了，有些字迹已不太清楚。
看到原件那天的情景我一直记着。
二ОО一年九月底的一天，有事去编务室，负责邮购的一位女同事递给我一张汇款单，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事呢，我不在意地接过来。
一看我也愣往了，不知说什么是好。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说一会儿再过来，便拿了汇款单过到我的办公室。
怎么办呢，一时间我也想不出好办法。
《山西文学》是山西省作家协会办的一份文学刊物。从二ООО年第四期起，我接手当上主编。起初是挂个名儿，两个年轻人在办，他们要办成个社会纪实类的刊物。不能说这个想法不好，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充裕的资金，心有余而力不足。办了几期不太理想，从这年第八期起，我就接过来仍按纯文学刊物的路子办。是纯文学，也跟先前的大不一样。先前多发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思路是，要关注现实，提高文学品位，推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扩大发行，增加订户，我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儿。
这就是“订《山西文学》，获主编赠书”。大大的字儿印在封底上，我几本书的书影也印上了。计有《李健吾传》、《回到常情常理》、《我手写我心》、《亏心事》、《我的小气》、《别扭过脸去》等。这些书，没有一本是编辑部买的，都是我自己的。也不是我现买的。那可买不起。都是我的存书，情形却各有不同。《李健吾传》不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全本，是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的一种简传，当时买了一百本，说是要送朋友的，不知为什么没有送，大部分都还在我手里。《回到常情常理》，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也是买了一百本，大部分还在我的手里。这些年我出书，每本都买这么多，一来是送人，二来也是对出版社的一点情义。《别扭过脸去》是一部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没给稿费，给了三百本书，也赖得送人，都在地下室堆着。后三种，是前几年得了一笔钱，自费印的。卖掉一部分，大部分也都在地下室堆着。所以，这个主编赠书，说起来义薄云天，实则对我并没有多大的损失。
明年，也说是二ОО二年，可不能再这样以旧书充数了。一则是有的书已送完，二则是没有新书，前一年为了获得赠书而订刊物的人就不会再订了。正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我的《徐志摩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寻访林微因》，便由编辑部出钱各买了五十本作为赠书。书少，又耍了个花招，在广告上说，前一百名可获得以上这两种书。后一百名，不用说就是那些旧书了。
此招果然有效。这个月刚在刊物上登出广告，月底汇款单就来了。
但是，这个汇款单却让我尴尬，也让我羞愧。
汇款人是我父亲。
他要是个没文化的农民，好办，退回去算了。不是，他是个离休干部，有文化，就不能这么办了。最重要的是，他总在替我担着心，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劝我别当这个主编。
我刚当上主编，给他寄去我们的刊物，他看了，电话里说，他跟他几个要好的老朋友商量过了，以我的身份和性格，还是别当这个主编。他所说的身份，不是说我没这个资格，而是说，我出身不好，真要出个事儿是吃不消的。
有这个顾虑，在他是很自然的。
我是富农出身。过去的各种表格上都这么填着。这事很难说清。不是他是富农，也不是爷爷是富农，爷爷也是公职人员，四清中被打发回家，“文革”后就平反了。是家庭成份是富农。这样他出身不好，我也出身不好。他参过军，还授过军衔，当然是最低的那种。转业后安排在山东德州一家工厂当干部。我小的时候，随母亲在德州住过几年，对那个工厂相当熟悉。说是一家工厂，实则是一个监狱。安排他在这么个地方当管理干部，可见解放初期对出身还不是那么看重。后来就不同了。他是个能干的人，几十年间，因了出身不好，连个科长也没当上。一有运动，常要找他的麻烦，幸亏他总是本本份份地工作，揪不住什么。直到退休时，资历太深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才给了个离休干部的待遇。还入了党。离休了，不再为自己担心，却总在为我担心。在他看来，我的个性，属于刚烈的那类，当专业作家，发表作品有报刊编辑把关，不会出什么事儿，自己当主编，说不定会因刊发什么不合时宜的文章而罹祸，那就追悔莫及了。
父亲认为我性格刚烈，怕也是错觉。我只能说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不能说是个刚烈的人，要叫我自己说，我实在是个懦弱的人。遇事都是硬撑着，内心是很害怕的。你想么，一个人几度遭不测之祸，又是住学习班，又是上批判会，还能安然无事，不是苟且偷生怎么能混到今天呢。不过，父亲看儿子，总有他独到的见地。或许他认为我所以几度遭遇不测之祸，就是性格刚烈的证据，要不怎么人家都不出事，偏偏你就出了事呢。
对这样一个老父亲，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劝他，说我会小心从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后来他又来电话，说别给他寄刊物了，没多少钱，他自个订吧。你当主编，给家人寄刊物，影响不好。果然不久，他就寄来钱，订了二ОО一年的刊物。后来回到老家，我给他说，这不算什么，我们每年寄赠的刊物有数百份，不差你这么一份。他笑笑，没说什么。谁知，到了今年，才九月又寄来钱订下一年的刊物。不光给他订，还要给他在山东德州的一位朋友订，且要争取前一百名，也就是说，他要得到我新出的那两本书。
他代为订刊的这位张世忠先生，我是认识的。也可说是我的朋友，比我还要小几岁，父亲说起来，总是说你世忠叔叔怎样怎样。“文革”后，母亲转为城市户口，住在德州。父亲离休后，老两口在那边还住过几年，六十多岁了才回到临猗老家。父母在德州住家的那些年，我有空儿就去看望二老。每次去了，总会见到这位世忠叔叔。他是个热心人，常帮父亲办些事。也爱好写作，我曾在《山西文学》上发过他写父亲的一篇文章。父亲回到山西后，工资仍由山东发，有些事情还得朋友来办，父亲都是委托世忠叔叔处理。寄他一本刊物，趁便送一本儿子的书，也算是父亲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吧。
附言中说，给张世忠“选寄二○○二年六、七期杂志看看”，也是有用意的。这两期刊物上，登载了我这年四月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演稿，叫《骨气与学问》。文章有多好，父亲能不能看出来，我不敢说，能猜到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让他的同事看看，他的儿子在那么个地方讲演，这是多大的荣耀。再就是，我们刊物上曾登出广告，征订期间，愿意了解我们刊物内容的，可以写信索要近期刊物一册。他订了两份，当然可以索要两册。要是没有这个规定，他不会让我们寄这两册刊物的。惟一不合规定的是，应当是索要在前，订阅在后他这个规定反着用了。
有去年订阅刊物的事，那位负责此事的女同事，自然知道这个订户是我的父亲。就是她不记得了，光看地址也能猜出是我的父亲。父亲订儿子的刊物，在她看来太离奇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我自己处理。
桌上有电话，我很想给父亲打个电话，说世事虽没有大变，毕竟跟从前不一样了，往后不会单单为一个人出身不好而找麻烦了。我会珍惜这份工作的，不会出事的，你老人家就放心吧。
想是这么想，我没有打。我知道，父亲为儿子担心，是没个完的。就是没这回事了，还会有别的事让他担心。好在他已离休，工资不低，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平日也没什么可操心的，那就让他操操这个心吧。操一份不用操心的事，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不也是一份福气吗。
就是对我来说，也不是坏事。知道有个老父亲时时在为儿子操着这个心，我会更加勤勉，也会更加小心。当然，我也会更加努力，更加勇敢地担负起我应负的那份社会职责。就是什么也不为，光为了消除几十年间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弊端，让普天下的父母和儿女，不再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家庭成份而备受歧视与凌辱，我也要恪尽我的职守。
这样一想，也便坦然了。
起身离开办公室，去了一趟机关的办公室，那儿有复印机，我对管事的说，把这张汇款单复印一下。管事的是位女同志，奇怪地看看我，我也没作解释。要是往常，总会说两句闲话的。
将复印件收拾起，拿着汇款单原件过到编务室，那位女同事瞅着我，说还是退回去吧，我笑笑说：按规定办吧。
下班回到家里，我将这张复印件工工整整地夹在一个文件夹里。
这些都是前年的事了。母亲已去世了，父亲明年就八十岁了。这几天，我正在为父亲编一本纪念集，内中除了他写的一些自传性的文字，还有三弟、四弟和我女儿写的几篇文章，我这才发现，在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竟没有为父亲写过一篇文章，这让我很是懊丧。这一刻，我真恨我自己，几十年间，我写过多少无聊浅薄的文章，就说写人物吧，不知为多少不相干的人写过多少文章，怎么就没有为父亲写过一篇、一段、一行文字呢。
这才翻出这张汇款单，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但愿父亲能原谅我的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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