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主编： 前曾寄了一些文稿与你，发了关于杨绛的一篇，也挺高兴。当然发的多些会更高兴。实在说，现在发文已不在乎稿酬的多寡了，主要在乎将一些人的胡编乱造，对名人胡乱吹捧者棒喝一声以为快也。我写的此类文章多，发表之难已难于上青天。因为现在多见唱赞歌，几乎没有什么批评的声音，以致有关错误泛滥成灾。
这不我又写了一篇批评《文学自由谈》的，其中包括你的一个说法。你与此刊主编为“莫逆”，我觉得你肯定不会刊出的。但也寄给看一看。我知道你也很宽容，当年广东李更说你是“纵横文坛一恶棍”，我想驳他写一文寄给你讨个好，当时未买到他那本《捆绑文坛》的书，后来想写文章了去买已卖完了，再也未买到。再后来又知道，他那“200名作家的一句评论”，就是发表在你主编的《山西文学》上，那我还有何话可说?
《文学自由谈》第三期我读了不少篇章，发现事实错误很多……还有你第二文认为“我喜爱雪，所以北方多雪”的唯心言论，我也不认同。雪的多少与喜好与否是无关的。此文18页，5400字请审阅处理吧。祝夏安!
陈福季 2006年7月2S日陈福季先生：
外出归来，见信，不敢怠慢，即复。近年来，先生寄我文稿确实不少，发表者寥寥，歉甚。实则对先生指错批谬的精神，我是敬佩的，此中微意，还望明察。所以未能如数刊出，除了本刊是小刊，不能多发长文外，怕与先生文章的内容与写法也有相当的关系。即如此信中你斥为是唯心论的那句话，若以天象与个人喜好立论，谁又敢说不对?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句话，那样的俏皮，那样的雅致，我又如何敢苟同先生?
我所以复先生此信，非为此也。乃是因为先生文中批评的我的一个说法。先生此文，不发的可能居多，我怕先生会说，没说错吧，一批评《文学自由谈》，一涉及韩石山本人，他就不发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的话我不敢说，但见识不广，气量不宏，这样的话却不敢不说。我的说法是：“我说万幸，那是真的，当时考试时，把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里，那个教室里，就我一个考上了。”见《文学自由谈》第三期拙文《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先生引用过此话后，驳斥道：
这里说的我大为怀疑，按当时的考试办法，似乎也没有如此编考场的。那时(1965年)虽有出身好与不好的差别争论，但都始终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等等，不能明显地表现出出身歧视。当年周恩来总理对此就作过许多指示和讲话，好像也下发过一些文件。按韩所说，是一种极为明显的“出身歧视”的考试安排，能有如此的考试安排吗?我感到极为可疑，也从来未听说或见到过有如此高考安排的。按我个人的高考经历说是1963年，进入考场后只知道自己的座号位置，至于其他到底是什么人，何等出身，考上考不上，除考生本人知道自己之外，其他是一概不知的!若想知道，除非再作调查。可这调查能让你随便进行吗?真不知韩老兄是如何得知的?我们极想奉闻!(《文学可以自由谈，但事实不能自由谈》)
陈先生，你说这话真是欺人太甚。你这样说，觉得很好玩吧。你这不是欺侮我一个，你是欺侮那个年代里，受到歧视的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我要是不回答你，是我在欺世，我要是回答你，是让自己心头再流一次血。按你的说法，国家对出身不好的人的政策何其英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你走革命的道路，谁也不会歧视你。要是歧视了你呢，对不起，那是你没走上革命的道路。你说的还不全面，这方面的知识我比你丰富的多。国家的政策是：“论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周恩来总理不光作过许多指示，还以自己为例，说他就是出身不好又如何如何。这话是“文革”前一两年他外访归来，在新疆的石河子农场对上海支边青年说的。
我实在不想再说下去了。我只能说你肯定不是出身不好的人。按你的理念，就是光看报上说的，领导人说的，中国不光不会有出身歧视，还不会有“三年自然灾害”，更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我们这样的不晓事的人造的谣。
至于我参加高考时，那个考场上全是出身不好的人这件事，也不想说了。跟你说是白说。你是绝不会承认人世间有这样的事的。
陈先生，我毫不掩饰我对你的这种冷酷的厌恶。不过，作为一个编辑，我绝不会将这种个人的情感带到工作中，你有相宜的文章，还请寄来，我会认真阅读的。只是我仍要劝告先生一句话，在中国，有些事情，不是亲历者，最好别谈，比如右派问题，知青问题，还有这个出身问题。祝好!
韩石山 2006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