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在电视新闻中露面时，我便留意了她。看上去她像一个女中学生，小小的脸庞，五官并不鲜明，一副眼镜掩盖了她的表情，一顶连舌帽也像是用以掩饰内心的道具一样，略显突兀地盖在她的头上。后来才知道帽子下面是光头，她刻意剃掉头发装扮成男人，拿着被她杀死的丈夫的护照，蒙混过关出了美国，但一下飞机就被上海浦东机场的边检民警怀疑而查扣：她那慌乱不安的神情，游移躲避的目光，瘦小的身子和尖下巴，明显与护照上那个也戴眼镜的壮实的年轻男子不是同一人。事情很快清楚，这个身高1米55、拖着两口大箱子进入中国上海的人，是一个28岁的四川籍中国女子，名叫陈丹蕾，系清华大学化工系95届毕业的留美硕士，数天前亲手枪杀了自己的丈夫何雷，然后将尸体藏匿于她和何雷共同用过的别克车内，独自逃回中国。
她的凶器是一把事先在美国互联网上订购的手枪。这个弱不禁风的高学历女生，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拿过这么沉的装上子弹的手枪。正式实施凶杀前她练了一下枪法：趁丈夫不在家时，朝她和丈夫同眠的床开了两枪,留下了枪洞，但丈夫毫无觉察。看来这次她很冷静，远没有前一年圣诞凌晨那次，用一把切牛肉的刀先两次刺伤丈夫的胸膛，再跑到另一个房间,用同一把刀对自己割腕时那么激动。用法律术语说，圣诞那次应属激情犯罪，而最后这次应该是有预谋有步骤的故意杀人。
下此毒手，为了什么？说出来也就是那类千百年来两性间一直在发生的情感变故：她爱他，而他不够爱她，甚至要与她离婚。后来，在看守所，陈丹蕾对我说（也像自语）：“我爱他，没他我活不了。”爱，这个词从她嘴里出来，有一种阴冷的怪异，但又像是真的。这个词人人会说，也的确容易脱口而出。但爱之却要杀之，爱而不得就断然毁灭，这还是爱吗？这爱多么可怕！而且她杀死他后，也并没有“活不了”，反而扮成男人自逃性命。在我有限的视野和信息范围内，也听闻过不少相似的案例，在模糊、笼统甚至可怕的爱的名义下，朝对方泼硫酸的有之，夺取性命的有之，双双自尽或自杀了断的也有。如果原先有爱，爱也演变为伤害、剥夺、践踏。不过，如果陈丹蕾不是这么一个年轻的留美女硕士，而是中国偏僻地区一个没文化的农妇，以如此逻辑做出如此惊人的残忍举动，我或许还能稍稍理解：她不够理智、不够独立，她以为丈夫和婚姻就是自己人生的一切，她缺乏文明社会公民基本的关于“任何人无权剥夺他人生命”的法律常识。而陈丹蕾应该不在此列啊，她接受过硕士以上的高等教育，有大好的事业和前程，又处在一个开放的年代和社会环境，她的幸福观和生命价值观不至于如此滞后吧，而且，她的行凶方式也是这么现代的甚至美国化的。
在这样的狐疑中，我记住了这个可怕案件中的女主角。但她的镜头很少，几乎只是一闪。
接下来我看到她远在四川的父亲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这位大学教授的脸上，布满了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重重击伤甚至摧垮后留下的疲惫、苍老和茫然。他说：“我不知道我上辈子犯了什么事，出这么大一个事。陈丹蕾和何雷在美国有金子般的前程，这一下全毁了，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他说，“尽量地，我千方百计地不去想陈丹蕾。……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陈丹蕾，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告诉采访者，陈丹蕾带回来的箱子里甚至还装着她和丈夫过性生活的避孕套，还有两盘自摄的有关两人私生活的录像带。他估计那最多是两年前拍的，他感慨：“两年前都还那么好啊，关系还好到那种程度，还要自己拍一个片子自己去观赏，就是说那种爱的程度，其他一般人不会那样做的，对不对？就是他们两个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爱到那种程度又会突然之间发生那么大的问题？”他不能理解。他和女儿在心理和地理方面也许隔绝已久。但是他谈到自己的前妻，也就是陈丹蕾的母亲，觉得母女俩在某些方面很像。母亲从前也老盯着丈夫，总是无中生有，觉得丈夫会离开她，反对丈夫和一切女性交往，也有暴力倾向，如当街冲上前抽假想中的“情敌”的耳光，拿菜刀站在丈夫床前等等，两人最终离婚。他认为女儿和她母亲一样有这方面的精神问题。
采访者将这归结为“离婚恐惧症”。电视上说，陈丹蕾的丈夫曾在半夜凌晨时分给妻子写下一份保证书：“我，何雷，保证：一辈子不跟陈丹蕾离婚，不能对她不好，不能老惹她生气，不能不听话，不回国，不跟狐朋狗友乱来往，不能跟别的女人乱搞（各种身体接触一概不允许），不许喜欢别人。”这一系列“不”字后面就是陈丹蕾的担忧所在吗？还是她的幻觉？她自己后来承认，丈夫从未在外面拈花惹草。而婚姻已到了要靠书面保证（而且是深更半夜写下的）而不是两颗心自然的趋近来维持的地步，明显是岌岌可危并可怕了。陈丹蕾害怕离婚的理由，在她到案后的一份供述中可以见出：“父母时常争吵打闹。在我考上清华以后，他们还是离婚了。母亲一个人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想离婚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以致在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她就病逝了。她的逝去对我来说简直是场噩梦。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困难也不能离婚！我不要重复我母亲的悲惨人生。只是这样的坚持更加剧了我们的矛盾，最终令我崩溃。”看到这里，我只能说，有着高学历高智商的陈丹蕾，在感情思考上是远远不合格的，她不明白爱一个人是应该让这个人感到幸福、可以自由呼吸的，而不是有压力、受束缚的。当然，婚姻双方必须在道德上自律，但这应该是一种自我约束，是人一辈子的修行，双方可以互相提醒，而强行压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加大加深矛盾，导致事与愿违。后来在看守所，陈丹蕾对我说过的寥寥数语中，“事与愿违”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我希望她这时已经悟到，挽救婚姻靠蛮力、武力、暴力没用，如果一方或双方不幸福了，两颗心越来越远，离婚未必不是好事，至少一方还有幸福的可能，而怀着爱却痛苦着的另一方，痛苦也会走到尽头。是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婚姻的缔结或者解体，都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其最初、最终的目的都是幸福，而不是相反。
当然，婚姻关系里包含着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变化，也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质量、幸福指数等等，并不是一句话、一个道理可以讲清的。它在大多数时候甚至以感性为主导，而非理性。因婚姻带来的家庭，是这两个人最安稳最放松的身心栖息地，没有人愿意把它变成战场。婚姻是夫妻双方携手学习人生、共同成长的一座摇篮――我不愿意把它形容成一座学校，虽然可能更确切，却太过严肃而不温馨。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视之为儿戏很危险，但把自己的人生全押在上面更危险，再怎么说，它也不能与人最宝贵的生命等同吧。
年轻的陈丹蕾，从她小小年纪就离开离异的双亲去远方寄宿读书，一直到和同学、爱人何雷双双赴美，结婚，直至闹出这天大的命案为止，她的人生是一条坦荡的阳光道，还是一条幽暗曲折的隧道，其间还有众多密室，以致她总是在黑暗中？当我决定去采访她时，我承认，是这些疑问吸引了我。更确切地说，我就想了解这么一个1977年出生的高学历女生，她对爱情、幸福、婚姻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引她走向了黑暗？
采访前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陈丹蕾杀夫案的相关信息，想多了解她一些。我看到她从小到大的邻居、亲戚、同学、在美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一些评价是互相矛盾的――正如每个人都有多面性。一个学习勤奋但有些孤僻的乖乖女，从来不惹什么是非。似乎和同学关系不太好。很天真，像个小男孩。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从不穿裙子也不留长发。不合群，我行我素。爱丈夫，非常担心他申请来美时被拒签。等等。最让我触动的是几张她和丈夫在美国的生活照。背景可能是他们的房间，电脑、各种生活用品、晾衣架上洗过晒干有点皱巴巴的衣物凌乱地随意摆放，倒像是一间大学理科生的寝室。她在里面显得安然，满足，脸圆圆的，带着笑意，坐在房间地毯上拿一个不锈钢碗，正把一块食品往嘴里送，完全是一个馋嘴而幸福的可爱小女生。另一张照片上，她被丈夫何雷从后面伸出的双臂抱住，两人都坐在地上，她面对镜头的笑容幸福而满足，但不知为何，抱着妻子的何雷没有笑，眼里有某种忧郁，但这表情是坐在前面的陈丹蕾看不见的。另一张，她略带调皮地从后面拥着何雷的脖子，仍在笑。何雷仍没有笑，但抿起又略微撅着的嘴像是含着幽默，又像有些无可奈何。很像两个大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戴眼镜，高材生模样。都是独生子女。是否他们都还没有长大？无论如何，他们有过美好的时光。但美好没能持久。美好能否持久是一件复杂微妙的事情，也许任何事物都像生命一样，有开始就有结束，有上升就有下降，永恒总是相对的。因曾经有过美好，就要把后来的不美好强行拖回到从前的美好中去，这显然不可能。该放手时就放手，这才是明智的有尊严的选择。陈丹蕾却没有放手。
于是我看到最痛心的时刻。是法院开庭审理时陈丹蕾的亲口供述所提供。经常为琐事吵架的这一对年轻夫妇终于走到婚姻尽头：何雷要和陈丹蕾离婚。然后发生了2004年圣诞凌晨的陈丹蕾杀夫未遂案。然后何雷借钱用重金将妻子保释。然后两人被美国法律规定分居一阵后却又住到了一起，争吵并未停息反而愈演愈烈。然后，陈丹蕾花300美元在网上买了一把手枪，她的试射就发生在一次争吵后。然后，也可以说是最后，在2005年8月19日晚上，两人又一次爆发激烈的争吵。次日凌晨，在何雷熟睡之际，陈丹蕾从床头柜中取出手枪，对准背朝自己的丈夫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当时我看到血流出来了，立刻就慌了神，我捡起地上的衣服把他的头包起来想为他止血，但是止不住。我推推他，他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呆住了，在床前不知站了多久……”血，是否警醒了愤怒中的陈丹蕾呢？她竟还想用衣服把丈夫的头包起来为他止血！之前她在干什么？她不知道这一枪足以致命吗？她究竟在干什么呀？你要离开我我也就不让你活？愤怒和偏执是多么危险而巨大的一种力量，非要通过不可挽回的毁灭来达到释放？而子弹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正如血流出去也再不可能回流到身体里，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它是不可逆的。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被她一枪断送，而且还是她深爱之人的生命。于是，所有的可能、所有的希望也就被断送了。我想象她站在床前，看着一动不动的丈夫的尸体，闻着越来越浓重的血腥味，外面天还没有亮，她一个人，在遥远的美国的一个州的一间屋子里，是多么深多么重地被黑暗包围着。黑暗无边，那是她内心的恐怖和孤独。而她还要打开空调去拼命去除尸体带来的异味，还要找人帮忙，把尸体分解后藏到汽车里――她不忍再看丈夫这“凄惨的样子”。这个过程，这段时间，对这个瘦小文弱却又残忍、危险、胆大包天的年轻女子来说，真是太漫长了。漫长的黑暗，将要浸透她的一生。她实际是亲手断送了自己。
我第一次去上海市看守所时，陈丹蕾正处在一审被判死缓，终审还未下达的阶段。这显然不是采访的合适时机。我只见到管教她的女警长杨泰娟和女警官龚伊丽。龚警官对陈丹蕾刚进看守所时的光头形象记忆颇深，还有陈的洁癖和怪僻：不愿别人碰她的东西，不喜欢别人看她，连她自己换下来的内衣裤都只用拇指和小手指头捏着，对自己在监房里的床铺位置和同室人都要挑挑拣拣，不要靠近卫生器具，不肯和聋哑人同处一室，等等。喜欢一样东西就不愿别人搭手。平时不和人说话，有时看报纸杂志，或一个人闷闷地想心事。龚警官与她谈话时曾问她：“你怎么会做出这件事（指杀死丈夫）呢？夫妻吵架很正常啊！”陈丹蕾怔了一会儿答道：“其实他（指何雷）很忙的……”似乎答非所问，但又含义丰富：丈夫对她的冷落，她的孤独、寂寞和由此引发的怀疑、愤怒、丧失理智……
杨警长说，自己做看守所女监管教工作多年，从没碰到过陈丹蕾这样的管教对象，典型的高智商低能力，从小死读书，不关心窗外事，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怎样爱别人，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矛盾。刚进来时陈丹蕾情绪很不稳定，除了严重的洁癖，从不和同监房的人谈自己的案情，但别人的事她是留心听的，也打听，特别那种类似的恶性案件。有人判了死刑，她就敏感，可见非常在意自己的判决结果，非常恐惧。一说自己这件事就哭，怕死，也后悔，但看不出对自己有什么反省。对丈夫，仍表示爱死他，而言谈中看得出她潜意识里就是要男人样样听她的。任何事，第一反应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在美国曾看过心理医生，后因价钱太贵没再继续，而丈夫非但没安慰她，还嫌她“作”，让她心里大不平。对管教的苦口婆心，对她生活上的关心和必要的照顾，她似乎认为是应该的。她“就是自我为中心。”杨警长说。
一年多来，看守所的女警官们在细致观察陈丹蕾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她进行过多次谈话和教育，疏导她的心结，稳定她的情绪，让她做能够发挥特长的事（如为外籍犯人翻译），希望她有正确的认识和好的改变。当杨警长和龚警官这么向我述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如果陈丹蕾的身边一直有这样深切关心她的师长同学朋友，她也不拒绝与别人的交流，那么，这桩惨案还会发生吗？
2006年岁末，陈丹蕾的终审判决下达，维持原判，死刑缓期执行。我又去上海市看守所采访她。之前，杨、龚两位女警官已经断言：陈丹蕾不会愿意说的，不接受采访也说不定。是的，极有可能。她一生中最黑暗惨痛的时刻，回避、删除都来不及，或者说她自己到今天都还无法面对，她还会和陌生人去说吗？以她一贯的性格，她必是保持沉默。可我还是来了。我在看守所一间提审室里等她。我们围着那张她要坐的专椅，呈扇形摆好了我们的几张椅子，离她的椅子很近，咫尺之遥，以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我们只是来看她，关心她，和她随便聊聊。除了纸和笔我没带任何采访工具，我甚至不准备一边交谈一边记录。就这么说说话，说说爱情，婚姻，幸福，幸福的反面，脆弱和强悍，困惑和艰难，这些女人们注定要面对的话题。
陈丹蕾出现了，和龚警官一起，出现在看守所四方形的大院子里，朝我所在的楼房走来。我在楼上窗前看得很清楚。上海暖冬的太阳均匀地洒在大院的每一处，使得这地方就像一个学校的操场，而身穿厚重的草绿色棉大衣的陈丹蕾，梳着短发，戴着眼镜，穿着白色球鞋，仍是一个女学生的样子。宽长的棉大衣在她身上像一件厚厚的裙袍，外面套着的红色识别马甲远远看去很耀眼，配着绿衣分明也是青春的颜色。她的头是低垂着的，背也没有挺直。阳光下，这样一个形象显得怪异。她其实不应该在这里，而应该在任何可以发挥她聪明才智和专长的地方。她应该是挺拔地笑着的，而不是这样要拼命躲进一件棉大衣里的瑟缩样子。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
如大家所预料，陈丹蕾什么也不愿说。“不好意思我不想说，抱歉。”“无论记者作家，还是同监牢的人，都一样，我都不想说。” “从前？我什么都不愿意想。” “你们就去看网上、报纸上说的好了，我没意见。”“我爱他，没他我活不了。”“和他沟通？表面的沟通算什么？有没有用？”“我从小孤独，孤僻，一直都这样。就这样。”“事与愿违。”“说什么都晚了。”“现在我很茫然。”“最好大家把我忘了。”“记忆，记忆能删除吗？我巴不得删除。”“心里再有什么也是无的放矢了。”……她断续的话语透露出高学历理科生跳跃而不失敏捷的思维习惯，语速很快，语气决断，用语突兀，那可能是她的性格使然。没有一点余地。就像飞快地把一扇扇门关上，关得严严实实，让人再也找不到她。
我理解她的不想说。在她始终低着头不愿和我们的视线接触的时候，当她的泪水接二连三掉下来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当她把我的名片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折着时，当她接过我递去的纸巾擦着脸上、手上的泪水，再无意识地把它包在那张名片上时――我看到她藏在宽袖管里的手腕，细瘦白皙，不锈钢手铐铐住了它们。她心里的黑暗没有过去，也许永远都无法跨越。即使她有后悔，反省，或也连带着那些难以消除的不平、委屈和愤怒，她都准备一个人烂在肚子里了。黑暗将伴她终生。这是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离开时我握了一下她的手。出于礼貌。也或者是因为我告诉她，大家并没有看她笑话，她的女管教们说到她时都表示痛惜，这时候，一两颗硕大的泪珠重重地从她脸上跌落。我心里突然生出莫名的震动。她的手和她的脸色一样苍白，很小，无力，冰冰冷。后来我才想起她是不喜欢别人碰触她的。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遇到一个专攻犯罪心理学的年轻女硕士，比陈丹蕾更年轻。我们一起吃饭，她身边坐着她的男友。我们还不怎么熟悉，但我十分欣赏她的生气勃勃，开朗，健康。她总是笑，开怀而温柔。她也非常爱身边的男友，虽然他们的结合还要跨越很多鸿沟，譬如年龄，譬如地域。他们彼此间说过“没你我活不了”之类的话吗？就爱的执著和深度而言，这的确是一句最具热情和感性的话，就像信乐团的歌《死了都要爱》所表达的那样。可是我宁愿他们没有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人是活不了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爱情和婚姻只是两个生命在特定时段里的交集，这时候自我并没有消失，也不应该消失，一个生命不能也不应占有另一个生命，无论他们有多爱。
我想他们是懂的。他们都是成年人。我和女硕士谈起陈丹蕾的案件，她做了一些相应的分析。很准确。女硕士还说：“普通人和罪犯有时只有一线之隔。”
噢，是的。千真万确。
发稿编辑/楼伊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