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洲问题的核心在于战后，特别是冷战形成后未完成的脱殖民化以及脱帝国化。是“新”殖民帝国主义，而不是其“后”的形式构成了当代亚洲的文化主体性。忘记了这一点，任何关于亚洲的想像都可能会重新卷入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中心的霸权论述。
今年正值“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亚非各国将派代表在万隆相聚。万隆会议又被称为“亚非会议”，标示着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首次的集结与合作。虽然它举行之际，许多亚非国家依旧未脱离被殖民状态，然而却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将反殖民的斗争带进了一个全球性的视野。
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想问：回顾这五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亚非的人民到底继承、留下了哪些万隆会议所倡导的东西？殖民主义已经宣告结束了吗？所谓的“万隆精神” ――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的友谊等等宝贵的信念 ――依然被我们所记得、重视吗？
我想通过对两部电影――《苹果的滋味》以及《疯狂英语》――的讨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这两部电影让我们看到，在英国、法国等殖民国陆续撤出亚洲之后，亚洲的独立自主并未真正到来，因为美国在战后迅速地取代了老殖民帝国主义的地位，接管了原有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的空缺。就文化与思想层面而言，美国新殖民帝国主义对于战后亚洲主体性的构成，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两部电影的分析，我将比较两种通过“亲美”而内在化的殖民主体性如何导致被殖民者自我的丧失以及异化。最后，我将进一步指出存在于当前所谓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特别针对新殖民帝国主义问题在那些理论取向中的缺席，提出批评。
《苹果的滋味》是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一九八四年发行）的第四段故事，根据台湾地区乡土作家黄春明的小说改编而成。导演万仁是所谓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一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导演。由于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台湾战后电影史上头一次采取一种反讽的、批判的方式来描写战后台湾主体性被美国殖民、对于美国方方面面的依赖，因此曾经遭到国民党禁演。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通过一个台湾工人被美国人开车撞伤之后的种种遭遇展开叙事。《疯狂英语》则发行于一九九九年，是一部由大陆所谓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所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张元一人身兼这部片的导演、制片人及摄影师。这部纪录片是张元自己一个人扛着摄影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跟踪片中惟一的主角李阳在大陆各地传授他那独特且富有高度感染力的美式英语教学法所累积的片段剪辑而成。整部电影被李阳在全国各地不同城市、不同乡村、不同年纪、不同背景的群众中作英语教学“表演”以及他人生哲学的自我宣传所贯穿。
《苹果的滋味》对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对于美国霸权毫无批判意识、毫无免疫力、心甘情愿臣服其下的主体性，做出了相当敏锐而切中要害的观察。从乡下来到台北寻找工作机会的建筑工人江阿发一如往常、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上工，不料被一辆超速的黑色大轿车撞成重伤，大量出血、当场不省人事。肇事者是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格雷上校。事故发生后，肇事的格雷上校连忙慌张地打电话给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人员寻求协助，希望通过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淡化处理车祸事故。这位大使馆人员接到电话后，连忙安抚说他撞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况且台湾是亚洲“国家”中和美国关系最密切，也是和美国最合作的“国家”，所以不会有什么麻烦。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的非凡影响力与地位，以及台美之间所隐含的权力关系。长期以来，台湾人一直被官方及主流媒体灌输一个概念：台湾把美国视为是“最亲密的盟友”，而美国也把台湾看作是“最忠实的朋友”；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也在各种事务上维持着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最密切”、“最合作”的交往，是建立在怎样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基础之上呢？台湾作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基地，作为一个美国用来围堵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战略棋子的角色，从来没有被主流的官方言论以及媒体公开承认过，更不用提对这种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了。《苹果的滋味》一开始的这段对话，可以说捅破了一个长期以来被权力机构所虚构的幻想，一个被不断重复的公开谎言。这段对话透露出台湾的战略价值，以及美国具有插手台湾事务的特殊权力与地位。大使馆官员的语气与讲话内容透露出一个具有位级性的殖民逻辑：美国（及其政府）的主权凌驾于台湾地区政府的主权，也凌驾于台湾人民的主权。换句话说，美国作为台湾地区的好朋友、老大哥，能够超越台湾在自己土地上所享有的自治权、有权不受台湾法律的限制，甚至有权帮台湾人决定他们的前途。
相较于《苹果的滋味》所反映出的台美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疯狂英语》里，美国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强势的文化、政治与经济霸权，作为一个能够支配广大中国大陆人民精神与意识的新殖民者的形象，充分反映在近几年全中国所掀起的“学英文”的热潮与现象中。影片的主人翁李阳是一位走遍大江南北、推广他所谓“疯狂英语”教学法的英语学习专家。李阳对于自己无师自通的学习英语经验非常自豪，并很有计划地通过大众传媒，用举办大型造势活动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学英语经验，以及“根据中国人的需要”而设计的特殊英语教学法。李阳强调，要学好英语，要有“不要脸”的勇气。他一再强调自己以前是一个不会讲英语、又极度自卑的人，但通过自己的体悟，他克服了羞怯与心理障碍，通过努力自学而成为一个能够流利说美式英语的人。他对众人声称他自己通过学习英语从极端自卑走向自信的经验，成为众人竞相学习的楷模。在整部片子里，李阳不断强调他的英语教学法结合了对于个性的改造、对祖国的热爱以及重建民族自信心等多重目的。
在《苹果的滋味》里，通过自我贬抑，台湾的从属地位被牢牢地巩固。当医护人员将刚开完刀的江阿发从手术间推出来、转送至加护病房后，江家终于有机会看到江阿发。在加护病房里，当格雷上校通过修女表示他将负起一切应负之责任，并且有意将江阿发的哑巴小女儿送到美国念书作为补偿江家的条件时，那位始终陪同格雷上校的台湾外事警察非常热心地向江阿发及江太太说道：
这次是你们运气好，撞到格雷上校的车。要是撞到别的车，说不定现在还躺在马路边呢！
闻言，江阿发及江太太感到受宠若惊，连忙对外事警察说道：“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在这里，台湾的外事警察（代表台湾当局的角色）体现了一种殖民情境中相当普遍的“自我异化”（也可以说是“自我殖民”）逻辑，也就是当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时，将被殖民的自我自动投射到殖民者的自我；这种投射不是一种殖民者强迫威胁被殖民者的过程，而更像是被殖民者自愿的、自发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状态，如同外事警察这个角色所揭示的，往往将殖民者的统治地位与统治加以美化、合理化、正当化，甚至将殖民者犯下的过错归咎到被殖民者本身，使得被殖民者的被殖民地位进一步被确认与强化。作为受害者的江家也把肇事的美国人当作是恩人，浑然忘记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谋生的基本能力。被美国人撞伤后的江家不但没有陷入愁云惨雾，反而沾了美国人的光而“因祸得福”。美国象征着富强的、进步的“现代性承载者”以及对第三世界友好的“施恩者”。
《苹果的滋味》通过对于江阿发及其他小人物面对美国人时极为屈从、臣服以及对自我极度贬抑的细腻描绘，暗讽台湾作为战后脱离殖民地、却在冷战期间进入新的殖民结构的第三世界的处境。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具体而微的缩影。影片以一种比较含蓄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出在冷战反共时期，物质发展基础薄弱的第三世界地区在面临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殖民现代性时，以甘愿放弃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权来换取“老大哥”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援助的普遍现象。痛失双腿的江阿发尽管获得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赔偿金，小女儿也被送到“先进的”、“现代的”美国读书，但他同时也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与决定自己未来的自主性，完全听命于撞伤他的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阿发这个角色代表了在冷战构造下、后殖民时期的“台湾性（Taiwaneseness）”；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形成的“台湾性”，不是一个真正脱殖民的、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台湾性，而是一个甘愿让出主权、自决权，紧紧依附美国、崇拜美国的台湾性。
如果说《苹果的滋味》揭露了台湾人对于美国的依附情结，《疯狂英语》则呈现出中国大陆的人民如何不自觉地复制了殖民者的想像与欲望。在这部片子中，李阳不断跟成千上万的群众强调学习英语是为了要“吸收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把“美国”上升到一个代表着“现代”、“进步”、“超前”的地位，把精通“美式英语”、讲一口让美国人能听得懂的英文看作是中国人迈向成功、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必要途径。例如他在北京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太庙对群众的一段讲话，毫不掩饰地鼓吹学习美式英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学习美国、像美国一样能够赚大钱（背景音乐是美国流行歌手迈克・杰克逊的歌曲Bad）：
我们讲了二十年的中文，我们的舌部肌肉是完美的中文发音肌肉。我们讲中国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英文和中文相差太大了。你会发现中国人讲英文，一听就是中国人……所以我讲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中国肌肉。把中国肌肉变成什么肌肉？变成国际肌肉。我现在的肌肉就是国际肌肉。别人说变成美国肌肉……不，变成美国肌肉是最划不来的。因为变成美国肌肉容易，美国肌肉再变回中国肌肉就难了。美国人学中文是最痛苦的。我教外国人中文的时候特别自豪……昨天我看到一个小孩，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汉堡、嘴里喝着可乐……哇！精神状态[很好]！而且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的饮食结构，已经被美国人成功改造过了。要喝就喝Coke Cola、Pepsi Cola，要吃就吃那种奶油。慢慢慢慢就改成他们的口味了，所以语言侵略的后面是文化侵略，而文化侵略的后面真正的目标是经济占领。中国现在欠缺的，恰恰是商业高手，中国人就是有点太虚伪了，心里想赚钱，但是又说不要钱、不要钱，我们是朋友、不要钱等等。这种文化一定要改造过来。从小教育你的小孩为什么学英语。“我为了将来考上大学”，错了！学英语的目的就是两个字：Make Money！以后当你的小孩问你：为什么学英语，你要说：Make More Money！
这段讲话包含了两个看似相互矛盾、却有内在联系的逻辑：民族主义与殖民的认同化。一方面他认为美国代表着文化侵略与经济占领，强调在美国人面前讲中文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却又极度崇拜、热衷于“美式英语”的腔调与说话方式，要每一个学生改掉中国口音、讲出能够让美国人“听得懂”的英文。他融合了被殖民者的自卑感、受到创伤的自尊心，以一种对自我缺乏自信心的自我责备，来制造一种“依附性的优越感”（或用俗语来说：“挟洋自重”）。同时，他又不断强化他的民族主义口号，强调要“让三亿中国人开口讲英语，再让三亿外国人学汉语，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这反映出主体性中既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如“做中国人是最划得来的一笔买卖”、“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要让祖国失望”、“振兴中华文化”），也有对美国的殖民化的认同。
在许多场合中，李阳一再对群众强调学英语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去（反）“占领”那些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在湖南省一所小学，他对听众说：
不要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句话所迷惑，应该这样教育我们的青少年：“中国根本不算是什么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市场应该在美国、日本、欧洲。中国人需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占领这三大市场……所以同学们以后大家互相讲:我将来要占领日本、美国、欧洲三大市场。以后再也不要洋洋得意，应该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样才能更加刻苦地学习。问大家一句话，学英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家跟我一起说：占领……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市场……Make Money Internationally……赚全世界的钱！
这种通过学习殖民者的强势语言与内化其宰制性、掠夺性的价值体系来对其他民族或国家进行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与占领的心态，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混杂的状态；也就是说，新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所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如台湾的例子），还包括一种糅合了新殖民现代性与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个人自我实现的向往。《疯狂英语》反映出的正是对于殖民主义的复制以及一种想要成为、取代殖民者的欲望与想像。
在谈论美国帝国主义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时，印度左翼理论家阿赫马德(Aijaz Ahmad)区分出民主的、强调自我解放的、世俗化的反殖民民族主义，以及非理性的、歇斯底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不同。阿赫马德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当前者遭到击溃，后者将取代之而成为当地一种保守的、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在我看来，《疯狂英语》所展现出的正是一种右翼的、反民主的文化民族主义趋势；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半殖民性”：它既不是纯粹的殖民化、但也不排斥殖民者的文化。在这种半殖民状态下，被殖民、被压迫的经验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被去殖民，而是以一种补偿心理转化为以被殖民者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对于殖民主义扩张逻辑的复制。
《苹果的滋味》和《疯狂英语》分别代表亲美被内化为殖民主体性的两种后果：在《苹果的滋味》中，殖民者的形象被美化，殖民者的统治地位、殖民与被殖民的宰制关系被全盘合理化；而《疯狂英语》中殖民者的语言、殖民者所信奉的价值与观念渗透到被殖民者的主体内核，然后通过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借尸还魂，复制具有扩张性、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亲美的主体性虽然在表现的方式上有所差异，但都对美国殖民现代性表现出一种肯定与认同。
如果万隆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反抗殖民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强调民族解放的话，《苹果的滋味》和《疯狂英语》所反映出来的主体性则显示出殖民主义并未结束，也不再是一股外在于我们的力量，而是早已进入、活在我们的主体性里面了。以美国为首的新殖民帝国主义正是通过“亲美”这样一个殖民认同化的过程而内化了、延续了宰制性的价值观。美国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连那些热烈反抗美国的人，也难以摆脱把美国当作主要的效仿、学习对象的心理。我认为这种“亲美”的主体性所导致的依附情结以及复制出来的扩张逻辑，正是当前亚洲的问题核心所在。
战后亚洲的问题，必须客观地放在新殖民主义的构造下来理解。在这样一个构造下，亚洲各国主要的认同对象不是彼此，而是美国。由于彼此之间欠缺一种相互理解与共同体的意识，亚洲的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维持着一种竞争、对抗的关系（像是过去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不然就是支配的关系（日本或中国台湾及香港对于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国家廉价劳动力、土地与原料的剥削）；或甚至彼此威胁对方、相互敌视、想要侵略或企图并吞对方。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之下，亚洲内部仍然缺乏一套属于自己的坐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掌握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在美国霸权秩序的大伞之下，亚洲国家彼此之间、与美国之间都还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很多问题上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相互掣肘，缺乏互信的基础与氛围来解决自己或外围的事务。
“后殖民”文化研究对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大多数研究第三世界殖民经验与文化殖民化过程的重要著作偏重于分析英、法等殖民主义，对于战后兴起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毫无批判性的讨论。（即便有些理论家意识到新殖民主义的存在，但他们大多只是稍微点到为止，未更进一步处理更实质性的、更与当下现实有关的问题。霍米・巴巴（Homi Bhabha）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著作《文化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Culture）只在第二十页使用了“新帝国主义”这个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篇幅讨论新帝国主义的成因、实践与后果等等。这反映出后殖民文化研究没有真正地进入现实的问题，以至于形成了和新殖民主义之间的共谋（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其后果是把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正当化、自然化，甚至是一笔勾销了。）
针对这种避谈美国作为殖民国的理论趋势，这篇文章主要是希望能够重新将文化研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问题结合起来――毕竟战后亚洲脱殖民化的问题依旧没有结束，还没有到“后”的地步。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起头，“亲美”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以及案例来佐证。诚如陈光兴所说的那样，除非能够对深植于我们心灵中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清理、美国作为一个认同化与反认同化的对象能够被置换，我们将注定要重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殖民化、去殖民化然后再殖民化他者。换言之，通过这样的清理，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回被殖民主义撕裂的自我，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去寻求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的、相互理解而不是对立的、真正脱殖民的亚洲 ――这也是 “万隆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理由。
二○○五年一月于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