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有一本不厚的论文集，名字叫《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Con－fucianThought：SelfhoodAsCreativeTransformation)。大陆的中译本，易名为《儒家思想新论》。说“新论”，并不错，因为无论是经典的中国哲学家，还是后来的中国思想史家，似乎都没有想到要把自我，selfhood，ego，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儒家学说说到底，不过是成圣成贤之说。外王只是内圣的推论与结果。而整个成圣成贤的思想脉络，是自我论的。成圣的基础、目标、途径都是在个体的生命、或自我中实现的。因此完全可以在自我论上建立新的儒学。杜维明教授无疑这样做了。
然而我们不应高兴太早。当我们细心地考虑自我、自我论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西方或中国思想与用语中，当我们讲“自我”时，不是将“自我”与自然、道、上帝、道德原则等对称，而是将其与“他人”，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对称。“自我”，谁要说这两个字，就让别人也让自己把眼光集中在“我自己”上。“自我”即“我自己”：不是我与他人的共同的地方，也不是我的社会特性，而是我的独特性。为了显示出，或说清楚“自我”、“我自己”，就要把目光从共性、社会性、高踞于你我之上的原则中移开，专注“我自己”的独特性。
自我论可以是主体论的，但这种主体论中的主体是不同于你、他，即所有人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主体。这个主体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独特的经历、感受、世界。它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与他人、你、社会、你们、他们对称的。这是自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含义。
很显然，这种意义上的“自我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很晚才出现的。在道德、宗教、理性主义(总之使人关注共性)的时代，不可能有完整的自我论。这种自我论在中国尤其缺少。显然，对自我独特性的认识，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肯定下来，首先是艺术对人类的贡献。
给不同个体的独特性以地位，不仅强调人的尊严，而且强调“我自己”、我个人的尊严，把我的独特性当作尊严的一部分要求被承认、被尊重，把我的独特性当作人与人交往中的一条定理与价值，这在思想史上出现更晚。要为之立法，所谓保护人的隐私权(当然隐私权或隐私并不等于自我，但要求尊重隐私权必以发达的自我论为文化前提)，则是更晚，或干脆是当代的事情。承认、尊重“我”的独特性，并视此为一项基本价值，这不妨作为自我论的第二层涵义。
这样一梳理，我们便很难同意杜教授的革命。因为如果不能在儒学中发现对“自我”、“我自己”或孔夫子，或子路，或冉牛，或卫灵公等人个性的独特性的承认、描述(第一义)与辩护(第二义)，我们便不能说儒学中有一条自我论。同样，若不把儒学再行视为对个人自我的独特性的辩护，便不能视杜教授的儒学研究“新取向”为恰当。
儒家思想，其实是“去我论”或“勿我论”。《论语》有个教条叫“勿我”。王阳明把人的“去私”过程看作是艰难困苦的。儒家要做的，是去掉独特、怪僻、个人或私下、自私性的东西，而让完全抽象的、社会性的、超越个体的原则占统治地位。他们的兴趣自始至终在于发掘日常的、个人心理的独特体验中浮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是共同性，社会性，而独特性、个性被儒学的思想筛子筛掉了。这不是儒学的缺陷，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儒家并没想建立一套完整的人的学说。同样，在儒学中也完全看不到自我理论的另一方面内容，即为个人的独特性、私自性、私下性、不可替代性，总之，一切可以归结为遗传、教养、身体状况、社会遭遇等等的东西的辩护，为它们的存在的合理性而辩护。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见解，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行事方式――当然这要在不侵犯别人的前题下，这种有条件的自我辩护论，不仅不是儒家提倡的，也是儒家学者连想都不敢想的。
(《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曹幼华、单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