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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真]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5 04:51:06 点击:

      关键词:《红豆》 《三生石》 中国知识分子 精神写真   摘 要:宗璞的《红豆》与《三生石》是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爱情和精神成长历程的姊妹篇,通过互文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爱情有别于一般爱情故事的大开大阖的特质,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成长历程和建国以后特有的心灵轨迹。
      
      在宗璞小说中,《红豆》与《三生石》是姊妹篇,两者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两篇小说连读,能够使我们更深切地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建国以后的心路历程,了解东方式爱情的玄机。
      
      《三生石》中的梅菩提与《红豆》中的江玫有着精神气质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所不同的是梅菩提身上积淀了越来越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完成,从《红豆》到《三生石》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历程。《红豆》中的江玫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学校园里的少女,在她身上显现更多的是生命的原色,她的人生道路选择是基于普通人的良知与少女的生命直觉。十多年后,《三生石》中的梅菩提已经是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受到了深刻的文化浸润,超越了江玫身上的生命原色,具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风骨、气节,是形容中国传统士阶层的专用语汇,是其人格精神的抽象与概括。它是“个体人格的道德自身作为内在理性的凝聚”而显现出的“一种感性生命力量”(李泽厚,《美学三书》),表现的是一种充塞于宇宙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傲骨。拥有这种正气与傲骨的人,在社会的动荡中,在生命的艰难中,都会像一棵根深的大树,独立而不倚,显现出人之为人的崇高与壮美。梅菩提的动人魅力就来自于这种中国文化传统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内涵。在小说中,梅菩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深重的人生苦难几乎是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然而梅菩提有她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正气与傲骨,凭着这,她走出了命运为她设置的绝域,也赢得了方知的爱慕与尊敬。
      作为一个政治生活中被载入另册的人,面对着造反派头目张咏江的嚣张,她表现出冷漠的傲然,因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心中,他们有着“道”的拥有者的自信,也有着对于时局的理性的观察,面对着一时的小人得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刻会区分出人格的高下一律给予轻蔑的一瞥。作为世俗生活中的畸零人,梅菩提的爱情选择也超越于民间道德判断,显现出士的风神。梅菩提以自己残废之躯接受了方知的求婚请求,不具备大众化的传统道德观念所要求的牺牲奉献精神,但是梅菩提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独立自主意识,对生命对人性的更深一层的理解,超越了民间的理解,显现出精英文化的特色,其中融合了重个体生命重独立意识的西方现代思想。
      《红豆》和《三生石》因为写的是秉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爱情,所以这种爱情就超越了一般爱情故事的卿卿我我的狭小格局,有着深厚的人生含量和文化含量,显现出大开大阖的特征。
      在现实层面,由《红豆》向《三生石》的推进,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与人生内容,让我们越来越多地触摸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生命,挺进到人物的精神深处。作为姊妹篇,《红豆》与《三生石》表现的爱情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爱情也越来越与沉凝的生命血肉相连。如果说《红豆》讲述的是一个初恋的故事,那么《三生石》讲述的就是中年人的爱情。在《红豆》的开始,两个少男少女的一个眼神的相遇就展开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它是人的青春期生命的激情勃发的展开,有着所有初恋的浪漫与甜蜜。到了《三生石》时,梅菩提与方知都已三十多岁,进入了中年人的行列。与《红豆》的浪漫相比,《三生石》的感人之处在于朴素。我们看到梅菩提与方知的相识平淡得不能再平淡:在医院里,一个病人去就诊于一个大夫。方知对梅菩提的最初吸引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脸上的善良的表情。就连他们的语言与《红豆》相比也显得那么朴素与沉实。在《红豆》中,齐虹聚集了世界上最美的词藻来赞美江玫,而在方知与菩提之间,语言反而显出了一种朴素的沉实,尤其是在求婚时,方知的语言更是出乎现在人的想象:
      
      “梅菩提同志,你累了么?”
      菩提正沉浸在久已疏阔的自然景色中,方知在身边也给她平安、幸福的感觉。这郑重的称呼使她有几分惊讶。以前他总是用“梅老师”这三个字的。
      “不累。我小时就有走路的习惯。”
      “那很好”。方知的口气很干硬。他轻咳了一声,转身对菩提看着,菩提也不觉停了脚步。
      “梅菩提同志”,他又说,“我认为你应该结婚”。
      ……
      “当然了”。她惘然地说。
      “那就结婚吧。乳腺癌病人应该结婚,这原因很复杂。你现在的处境也需要结婚,你可以得到合法的关心照料――”方知一气说下来。
      
      这种语言绝不浓情蜜意,相反,它比平常的语言更简单更生硬,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语言中看到的是郑重的人生信托,有着沉甸甸的人生重量。要知道,这时的梅菩提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千金小姐”、“黑小说《三生石》的黑作者”,是一个身患绝症被宣判了准死刑的病人,而方知愿意和她一起肩负起人生的行囊,愿意和她一起穿过蔑视的人群。还有什么样的爱情比这样的人生交托更有重量呢?所以《三生石》的朴素不是单薄不是贫瘠,而是剥离人生表层的浮华,直接与广漠的人生与坚实的生命相连,朴素是孕育在丰厚的人生重量上的。
      由《红豆》到《三生石》,既体现了人的不同年轮情感的自然特色,其中也涵蕴了主人公在人格境界上的不断提升。《红豆》中的爱情更多体现的是生命的原生形态,而《三生石》中的爱情,更多地涵蕴了文化修养、精神境界的内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一大部分来自于孔门儒学,孔门儒学的一大特色是讲究道德的砥砺、精神的修养,这种道德的砥砺、精神的修养要求的是实践的践履功夫,而不是语言的夸饰。这样的文化传统造就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行动体现自己的意志,以内在的生命境界完成人生的行卷。《三生石》中方知向梅菩提求婚时的朴素语言就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西方人认为语言是人生存的家园,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认为语言是肤浅的,身体力行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表达,剥离语言的浅表的浮华才能直逼内在的生命意志,方显出君子本色。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艰难困苦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是不喜欢使用花哨的词汇,而愿意作出自己超越于语言之上的生命表达的,他们的语言会非常的简单,甚或会生硬,他们是靠他们内在的生命境界、内在的信念完成他们的人生行卷。
      在爱情层面,由《红豆》向《三生石》的推进,人生的苦难越来越浓重,情感表现也越来越沉潜,而爱情的华美飘逸的一面也越来越浓厚。红豆、三生石本身就是两个古色古香、富有东方情韵的情感符号,红豆代表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三生石更代表了生生世世的约定。在这两篇小说中东方爱情的神秘与飘逸显得美轮美奂。在《红豆》中,当两个少男少女终于叫出对方的名字,江玫问齐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时,齐虹有一句“我生来就知道”的回答。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是一种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经验,真实地再现了情感的空灵与微妙。而《三生石》更是如百瓣花一层层地引你走向一个华美的境地,“三生石”是一个故事套着故事的意象。在小说中,梅菩提写的小说就叫《三生石》,并因此而成为“文革”受批斗的重要罪证。男主人公方知在政治生命遭遇危机的时候正是看了梅菩提的《三生石》才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梅菩提父女在“文革”中被迫搬到勺院,在荒僻的院落里有一块矗立的石头,被菩提的难友陶慧韵和第一次进勺院的方知都看做是三生石,可以说梅菩提与方知是相会于三生石下;更出人意表的是,梅菩提十几岁在四川的时候,曾经遇到过还是小男孩的方知,方知还为梅菩提下水捞过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结下了一段夙缘;这篇小说取名《三生石》,集合了小说里小说外的一系列神秘因素,这些神秘因素又经过作家的包藏埋伏,更是草蛇灰线、跌宕起伏,小说情节婉转曲折,回目安排有着中国古典戏曲式的情趣。中国知识分子与生命血肉相连的爱情通过这样的形式得到了塑形,读者也如行山阴道上,不断地领略一种出乎意表又意在情理之中的惊喜。
      华美飘逸与朴素沉实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词,但《红豆》与《三生石》作为一幅爱情画卷却同时具有了这两个特点,我们也并不觉得矛盾,究其实,是因为《红豆》《三生石》展示的爱情画卷直接与广漠的人生与坚实的生命相连,人生、生命的硬度成就了它的朴素沉实,人生、生命的厚度与广度焕发了它的华美飘逸,华美飘逸与朴素沉实是同结在人生、生命之根上的。我们说《红豆》与《三生石》的爱情具有大开大阖的特征也是基于此而言的。
      陈思和先生曾经把《红豆》解读为“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当我们把《红豆》和《三生石》连起来读的时候,就更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心路历程:那就是知识分子在紧跟形势的自我改造中,渐渐识破这种改造的虚妄与荒谬,而重新寻找、回归美好人性,回归个体生命独立、尊严的过程。
      《红豆》中的江玫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自觉而又痛苦地斩断自己的万缕情思,走向革命的队伍,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融入革命洪流的时代主题。宗璞写出这样一个恋爱故事,表现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紧跟时代步伐,自觉改造自己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根性,竭力呼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当五十年代的江玫成长为六十年代的菩提的时候,我们看到菩提在一开始也还是自觉地保持与时代主潮的一致,“在自身的血肉中”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改造,但是这种艰难改造的结果是人的异化、情感的异化,她不再多愁善感,就连爱情,这种人类情感的最深沉冲动,也被菩提当做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进行了自觉的思想改造,致使她三十八岁了,依然孑然一身。
      应该说,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受压迫的人得到解放,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恢复人的美好天性。虽然革命有时要以牺牲个人的正常人性为代价,但是如果革命的进行过程中是以砍断所有正常人性为手段,那么这种革命就是不合理的,是摧残人性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革命就显现出这种样态,所以菩提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喊出了:“我恨这样的‘革命’!我再也不想改造了。”面对方知的求婚,梅菩提曾经犹豫过,但是,方知的请求是非人性时代的人性的证明,而菩提的拒绝也将是她关上她心的闸门,生的意志个体的尊严使菩提靠近了方知!梅菩提与方知的千转百折的爱情过程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在非人的时代里重新寻找、回归美好人性,回归个体生命独立、尊严的过程。
      我们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最优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吸收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某些精髓,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的更开阔更健康的呈现。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我们的文化传统乃至于它孕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与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隔膜。传承中国文化,展现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是宗璞矢志不移的追求,这在她后来创作的《南渡记》《东藏记》中有着更鲜明体现,解读宗璞小说正是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触摸与靠近。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彩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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