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蒲松龄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不间断地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孜孜不倦地写作《聊斋志异》，前者当然是刻意用心而为，却一世与功名无缘，后者或是闲暇无奈之举，然身后成就文名。简单一句话，县考、府考、院考三考均拔头筹的蒲松龄，却因乡试屡败不第，“意有所郁结”，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借“多具人情”的鬼狐花妖以抒“孤愤”。怎么不是呢？以《聊斋志异》的文学天赋，居然敷衍不出区区三篇达到乡试及格线的八股文，别说蒲松龄，搁谁都会超不爽。因此，从小说中读出对科举制度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实属入情入理。
蒲松龄是矛盾的，一方面因科考不中而“孤愤”，另一方面却又在“孤愤”之中仍情系科考，仕途之心始终萦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想想常觉难以理解，早在十七世纪，作为小说家，比莫泊桑整整大二百一十岁的蒲松龄，就已经那么娴熟地讲究文思和技巧。为表现、讽喻现实，他把笔下虚幻的鬼狐精魅游刃有余地驱使，为艺术所用，呈现出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科考中举者都无法比拟的天赋写作才华。但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他的仕途如此不幸，年过古稀才混上个老“岁贡”，此后四年即驾鹤西归。不过，对中国小说的艺术贡献及后世读者，又实在幸莫大焉！试想，如果蒲松龄顺利中举，仕途坦荡，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的心灵苦楚、郁闷？有“孤愤”，也是矫情得无病呻吟；哪里还会躲在“聊斋”里，“志异”出那么多文言小说的天才之作？有，或许还真会像纪晓岚微词的那种“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
吴敬梓可不像蒲公那么轴，非要在科举这一棵树上吊死，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直至彻底没戏。吴敬梓倒非先知先觉，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跟“功名富贵”过不去，曾几何时，还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居，并一样地把求取功名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取向。因此，到他后来描绘笔下像周进、范进那样只求“功名富贵”的人物不断落第的感受时，绝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深切体察，刻骨铭心。就连他自己，也有过参加秀才科考因“酒后耳热”在文中发牢骚，几不被录取时，向考官“匍匐乞收”的境遇。至于他因何突然顿悟不惑，中年以后将科举丢到脑后，不再理睬，非一言以能蔽。但他终归科途醒悟，或许是遥念、心仪魏晋风骨，“佯狂忆步兵”？俗话说，性格即命运，吴敬梓有他笔下杜少卿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也正因为此，他才“性耽挥霍”，“浮云富贵非所爱，爱山成癖乐其真”，成了乡人眼里的“败家子”，耗尽家产，离开故里，移居秦淮，开始穷愁度日。又也许因为是自己亲手败家，轻弃膏腴，他才没有“世富贵而乍贫者”那样的“志卑而馁”，一蹶不振，相反，却活出了一身洒脱。闭上眼，科场的林林总总，士林的形形色色，便纷至沓来，如影随形般从笔底流淌而出，比俄国讽刺作家果戈理早一个世纪就在中国开了“讽刺之书”的先河。
勿庸讳言，吴敬梓也是矛盾的，要不到了晚年，何以还以“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为荣呢？这一方面或可以见出，当年的确是因“消渴”病而错过了“博学鸿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胸中时有憾意；另一方面，同时可见其内心对科场还是有一份难解的心结，毕竟是“落魄诸生十二年”。不过，难得的是，吴老夫子已不像蒲公那样非跟自己叫劲儿不可，而是安于自隐。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不同在于对科举的命运选择，一个是终生至死不悔，一个是中途主动放弃；而同则在于两种命运选择又都真实地折射进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更意味深长的是，一个借“鬼狐”挑刺人情，另一个拿“士林”讥讽世相，留下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和一部“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的“以公心讽世之书”。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非复人。”到《儒林外史》“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简言之，由于这二位先贤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科考境遇都不一样，对科举的讽刺、揭露、批判的着眼点与切入点亦有所不同。蒲松龄通过屡考不第，清晰目睹了科举的弊端，对试官的不公及试场的黑暗都有亲身的体验、感受，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揭露、批判科举。而吴敬梓揭露的则主要是科考对读书人心灵、心态和心智的戕害。
二
考不上科举，也得养家糊口为稻粱谋，蒲松龄只好去当教书匠，一干就是三十年。幸运的是，毕府三十年，成为科场失意、困顿潦倒的蒲松龄最好的人生避难所。在这里，他靠教毕府子女背四书、诵五经、写八股、作诗文，衣食无忧；结识有一代文宗之誉的王士祯，其“爱听秋坟鬼唱歌”，即便自觉“十年颇得黄州意”，也倍感“志异”觅得知音。同时，蒲松龄笔下的鬼世界时常温情胜似人间无数，亦与官宦世家的毕府密切相关。毕府的丰富藏书、幽雅园林，都对他的鬼狐花妖故事起到了催生促产的作用。
《聊斋志异》是一部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小说，里面的许多小说，揭示出封建科举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命运。它在离异奇幻的内容中时时处处透露出浓厚的人间气息，反映出人们关切的现实问题。仅举两个小例子，许多年前香港拍过一个根据《聊斋志异》中的《促织》改编成的电影《蟋蟀皇帝》，今天现实生活中不是还有不少层层摊派、盘剥的“促织官员”吗？再拿狐女来看，在她们身上呈现出丰富、美丽、崇高的人性，是那么的石破天惊，而透过这些鬼狐花妖所表达的思想意义，更是令人称奇叫绝。事实上，即便搁当下，它的现实性也还没过时呢！不是吗？我们不会觉得小说中的哪个书生、狐魅，就仿佛是身边的谁谁吗？
还常能发现，在蒲公刻意塑造的许许多多个鬼狐花妖身上，闪烁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单说一个王六郎，他是多么善良，没有因自己要还阳，而自私地把一位母亲捉去当替死鬼，撇下婴儿不管。这就是人本思想！甭提蒲公那个时代，环顾现实，莫说面对生死攸关，就算摆在眼前的“功名富贵”，得有多少人表现出来的是见利忘义啊！“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真是连鬼都不如了。因此，蒲松龄决不是要将读者引入迷幻的天国，却是要引入真切的人世，并希望改变这人世，读来令人掩卷省思。
我想，一般读者，包括少时的我，一说《聊斋志异》便以为它是讲鬼故事的。看香港电影《画皮》时，我还很小，夜里做梦惊醒，觉得“聊斋”就是“鬼屋”，看都不敢看，更不会去想，鬼从民俗学的视角来审视，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鬼魂崇拜之一。现在知道了，《聊斋志异》里竟有那么多涉及民俗的篇章，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民俗世界。
《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一部百科全书，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了解古老而广阔的中华帝国民俗的入门。显而易见，这些个民俗篇章在反映作者民俗思想的同时，也自然流露出他的民俗心理，像他浓郁强烈的男权意识，即是受时代所限。另外，民俗的编织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想象，仕途不顺、孤愤不平的蒲松龄，借鬼狐花妖抒写自己的浪漫情怀，也使《聊斋志异》具有一种诗性的特质，发散出一种诗意美。
《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而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之作、孤愤之作。蒲公对鬼狐花妖“一书而兼二体”的艺术颠覆，前无古人，堪称独创。而当下诸多时髦的对名著似乎是无休止的“Ｑ版”解构，却是货真价实的恶搞。庸俗的“戏说”、“恶搞”充斥媒体，若长此以往，受众也只能像王渔洋对《聊斋志异》的那句题词“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所说，我改了两个字，叫“厌闻人间语，爱听鬼唱歌”。总之，读《聊斋》，可从鬼魅身上感悟人生！
“聊斋”篇末的“异史氏曰”，一准承自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若非蒲公有以“小说”来写“史”的意味，能如此乎？《史记》中“小说”笔法比比皆是，蒲公的“志异”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写史？！
三
说到《儒林外史》，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种似乎已成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只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想说，《儒林外史》对当下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前行的现代“范进们”、许多读书人的利欲熏心、有些已渐成潜规则的学术腐败，等等，有多少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们进行辛辣讽刺的！“功名富贵”之风席卷士林，许多人为求此而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甚至“礼义廉耻，一概都灭绝了”。
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即一个成为媒体炒作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个侧面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
因此，思考《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评定职称、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功名富贵”的事情上，也体现着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不过，问题是，对“利益驱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再者，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马二道路”，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以现代视角看范进，他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还是幸运儿？同样是耐人寻味的。凡事都有两面性，看待事物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特别是对古人，要给予“理解的同情”。拿科举来说，一方面，透过《儒林外史》，的确可以看到它的腐蚀性，扭曲人性，制造废物，像中举前的周进、范进们无一例外；但另一方面，从科举制度的历史源流，又可看到，它的确是封建社会相对来说最为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由《儒林外史》反观今天的教育制度，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或缺陷。简单说两点，第一，我们缺乏尊老敬长的教育。当然，教育不能仅仅来自学校，而应由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来承担，学生呆在家里的时间毕竟有限。最近，我女儿回到家，常称呼我为“老大”。我当然不会对她这样的称呼而暴怒，因为我知道她是在学校受了同学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来自社会，来自目前的文化生态。电视、报纸、网络，“恶搞”盛行，“Ｑ版”不断，多的是娱乐、炒作，缺少了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电视为例，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失去了文化担当，多可怕啊！
第二，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能多一点同情、关爱与悲悯，对同类多一点理解、容忍与宽恕，社会便会多一分和谐。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各个方面、环节的和谐，单拿教育来说也是如此。老舍先生有篇幽默散文，题目叫《考而不死是为神》。意思是考那么多的试，考完以后若还活着，就是神仙啦！但没有办法，考试是制度，不论封建科举制，还是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像高考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它们毕竟是相对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唯一合理的硬性标准。
以上点滴感思，均来自收入在文学馆主讲《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学者们。对我个人来说，在主持文学馆“公益性、学术性、高品位”演讲的近七年时间里，得以结识一批又一批作家、学者，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得知识。我不想夸大其词地说，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日公益演讲，业已成为我事业和生命的一部分，我愿在有生之年，努力为文学馆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为传播学术、文化尽职尽责。还是那句话，作为讲座主持人，竭诚欢迎各界朋友莅临文学馆，聆听智慧，感受讲座！
（傅光明编：《在文学馆听讲座：说“聊斋”话“儒林”》，山东画报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