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年，有两个宝贝，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还是弟兄俩。周武王灭掉殷商，建立周朝。这两个宝贝“耻食周粟”，竟然逃往首阳山，吃野草野果。人毕竟不是猴子，单靠野草野果难以维持生命，所以不久这两个宝贝即被饿死。
这两个宝贝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成了一种很吓人的标准，后世的人们常常拿是否“食敌之粟”或者是否“食过敌粟”来衡量、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品质。如果有过“食敌之粟”或“食过敌粟”的经历，那就绝对是他历史上、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不但会被歧视，需要的时候还可把这从他的档案里翻出来“晒太阳”，让他难堪，甚至以此算老账，把他“算”倒。即使尊者、圣者，有过这样的经历，用阿Q的话说，也是一件十分“妈妈的”事情。按我们传统的“为尊者讳”、“为圣者讳”的美德。也要为他们讳莫如深了。
就说完全可以称为“尊者”的鲁迅先生吧。鲁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地位，早已经奠定了。但是，1912～1926年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享受着不菲的高薪待遇(有人说其年薪相当于今天的11万多元人民币)。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些论敌，就把这个当做鲁迅的“污点”来攻击鲁迅。力挺鲁迅的人们，也同样把这当做鲁迅的不能炫耀的经历，因而在对鲁迅的生平叙述和评价里，千方百计回避，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唯恐这一段经历有损鲁迅的光辉形象。例如笔者是学中文专业的，现代文学是重点课程之一，而鲁迅又是现代文学中的重点内容。但无论当时老师讲的还是讲义写的，对这14年在北洋政府供职的经历都语焉不详。为什么?就因为这一段鲁迅“食了敌粟”――北洋政府被当时和后来都视为反动政府。竟然“食反动政府之粟”，当然不是好“行状”了。这是鲁迅，可以讳莫如深；要是其他人，只这“食反动政府之粟”的14年经历，他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足以把他弄得臭不可闻，至少也得要他把这14年“说清楚”。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吃饭，这是第一要务。在任何时代，在任何政权的统治下，在任何人的统治下，都改变不了这一点。那些把所谓“气节”看得比其生命还重要的人是这样，我们一般老百姓更是这样。先要活着，才能谈到其他；而活着，就不能不吃饭。鲁迅也是人，也要吃饭，不但他自己要吃，他的家人也要吃。那么到北洋政府任职，用自己的劳动换来薪水养家糊口又有什么可耻的呢?那个伯夷和叔齐，以“耻食周粟”表示自己的气节，自己把自己饿死，可笑得不能再可笑。不要说周朝是顺，是正，就是逆的、邪的，“耻食周粟”也愚不可及。要说那“粟”姓周，耻于食，那野草野果甚至那空气不也随着改朝换代而姓周了吗?要彻底“革命”，应该连那野草野果都不吃，甚至“耻吸周气”，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捏住窒息而死。某个个人，用这种“耻食周粟”表示自己的志气，那就不妨由他去。所谓人各有志，但以此来要求他人，要求老百姓，那就不但不道德，而且是一种残忍。他自己八成是有“粟”可食的。
上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政府崩溃前夕，由于粮食短缺，曾从美国运来粮食救急(或者是美国的援助)。当时共产党视美国为敌人，谁若不“食关粟”，当然就是有民族气节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朱自清就拒绝“食美粟”，很被表扬了一通，称颂他拍案而起，与那个“不吃嗟来之食”的人同样有志气。对朱自清来说，他可以拒绝“食美粟”，这表达了他的志气，也可以上升到民族气节；但即使他当时“食了美粟”，也丝毫不影响、不降低他的人格，他朱自清还是朱自清。而那些当时就“食了美粟”的人，更不能说就是丧失了民族气节。这样来衡量气节，每一次改朝换代，由旧朝入新朝的人，旧朝时“食过旧粟”，都是历史污点；而对新朝不满的人，都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耻食新粟”而饿死了。
然而，我们就曾这样衡量和检验人的政治立场。共和国成立后，过去在旧政府做过事，即“食过旧粟”的，都成了历史问题，都得讲清楚。这倒也罢了，说清楚就说清楚。可一来运动，就不是说清楚可以了结的，常常要因此被整来整去，一些人还丢掉了性命。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旧政府做事不过是为了吃饭而已。这种衡量和检验办法，还在阶级斗争时的“排队”中被广泛运用。谁一旦成了“黑帮”，曾在他手下、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可能被视为“食过黑粟”，沾了“黑边”，有了“污点”。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就都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要随着那“黑帮”的倒台而倒台了。其实，许多人和那“黑帮”的关系不过是工作关系，甚至只不过是为了拿那一份工资罢了。
无论对历史人物，还是对现代人物，抑或对以后的什么人物，单单以“食什么粟”来褒贬的做法，应该彻底“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