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对话之八� 小引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学者们正在进行莫衷一是的新一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而中产阶级又是其中最热的语汇。应该说，这是一个既实在又虚幻，既庞大又狭小，既富有又贫乏的阶层，而中国目前与未来的许多事情似乎又与他们密切相关。“情调”与“趣味”只是一个边缘的切口，但对观照这一阶层的内心精神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却不无意义，因为审美往往是主体最真实而敏感的利益诉求。�
汪政晓华����
召集人：何平�
参加者：张光芒汪政何言宏��
何平：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提出了白领阶级的概念，把它作为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在米尔斯的研究中，这个由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的中级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大为不同，他们有着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是居于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缓冲阶层。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新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分子等组成的文化素养好、职业声望高的新阶层逐渐生成。对于这样一个新阶层，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认为他们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学术界对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仍然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就当下中国而言，好像还不具备“中产阶级”充分发育的制度和社会心理空间，而且除了经济指标上的趋同性，这些人在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评价、方式、取向和特征共同烘托出的“中产阶级趣味”似乎还在孕育中。当下文学书写虽然不像《时尚》、《世界时装之苑》、《精品》等新传媒自觉地以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趣味”为己任，但也以它的方式参与到这场“中产阶级趣味”培养运动中，追求一种想像中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
张光芒：我认同何平所说的目前“中国还不具备中产阶级充分发育的制度和社会心理空间”这一看法。“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确是一种想像，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消费时代的“神话部落”(波德里亚)打造与催生的想像。本杰明说过，“哪里有乞丐，哪里有神话”。以制造各种神话的方式，使在世俗化跑道上疲于奔命的现代人生活在自由、个体、多元化的幻象之中。这正是消费时代文化运行机制的突出特征。从根本说，中产阶级的萌孕与发展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虽然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的“亚细亚的历史就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这并不必然标志着处在国家与个体之间自律而成熟的市民公共领域的同步降临。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有学者在文化性的“中产阶级”之外提出了以经济标准取齐的“中等阶级”的概念，认为当下中国孕育的新阶层只能算“中等阶级”，与西方的“中产阶级”并不相同，这样的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5％-20％之间，而低收入群体却占大多数。�
汪政：中产阶级还是有的吧?当然，我倾向于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对待这一概念，虽然中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甚至社会参与意识、现代理性精神，但经济指标仍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群体的其他属性。这个概念是引进的，但与其他概念不一样的是，它是对某一社会群体的指称，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本土语境。从全球范围看，中产阶级的社会表征也不尽相同，但之所以重视这一群体，甚至通过社会制度培育这一群体，主要是从国家稳定考虑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对社会来说，橄榄型的稳定性总会比哑铃型大。就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中产阶级显然已经存在，虽然在总人口比例极低，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提及这一存在，就是出于类似的考虑。从理论上讲，一定的社会阶层都会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社会需求，包括审美，但从当下中国来看，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确实可能还未成型，呈现出初生时期分散、多变、边缘的状况，他们更多地与这一群体的生活与消费趣味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关注这一点时一定要结合现代消费文化来考量。由于社会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与市场规律的作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正在付着更多的审美因素，原先的纯审美形态在泛化，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过去被夸大的距离正在缩小，边界正在模糊，如果单纯从传统的角度去分析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确实有些困难，也是欠科学的。�
张光芒：的确如汪政所说，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境遇中，纯审美形态正在经历泛化的精神质变。当然，我们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即生活与艺术边界模糊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记得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说过，后现代这种“美的回归”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是“审美的生活化”，这是指将艺术品转化为生活的“谋划”，这一谋划主要目的是消解艺术的高贵气质，将艺术生活化。在这里，大众文化和商品形式构成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像后现代的怀旧电影，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过程，即“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大众文化中的“琐碎之物，下贱的消费商品”都可能是艺术，最终目的是以审美取代伦理道德。在这两个层面的相互转化中，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也就是说，商品附着更多的审美因素并不是为了提升生活，而是为了将生活转换成艺术品销售。因此，模塑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正是消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努力方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想像。更准确地说，虽然缺乏现实性基础，但它的审美趣味却先期被塑造、流传开来，并获得叙事的合法性，出现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人物类型――“成功人士”就是其叙事表征之一。�
何言宏：何平刚才提到的米尔斯还写过一本叫做《权力精英》的书，主要研究了美国的上层社会，比如美国的名流显贵、行政长官、公司富豪和军界领袖等等，他们无疑是区别于白领或中产阶级的统治阶级，这本书的社会影响丝毫不亚于《白领》一书。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也有一本叫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经典著作。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有人甚至称为阶级分化)实际也已非常明显，对于这一现实的关注与研究，社会学界比较自觉，但对这样的分层与文学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显然应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任务。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的“权力精英”、“中产阶级”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底层阶级，特别是他们与文学实践之间的较为扎实的研究已经非常迫切。我以为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最大挑战还是精神立场的建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现在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稍一深入便会触及这样的问题，思想非常困惑。很多研究的精神立场，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是新左派的等等，虽然坚定明确，各有道理，但总觉得建立得太过匆忙。我们看不出他们曾经有过困 惑与寻找的过程。所以我想，有效的精神立场，还是应该建立在漫长而又艰苦的寻找基础上。具体在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可能也包括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以怎样的深思熟虑的、而不是简单和匆忙的精神立场来看它们。�
何平：事实上，对于一个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立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确实犯过因为简单和匆忙而导致将某些生长中的文学和思想胚芽扼杀的失误，从而使本来应该丰富、多元的文学、思想进程变得单一、线性，像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的保守主义，现代化思潮中的反现代化思潮。1990年代以来在审视我们文学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像李敬泽2001年岁末在《南方周末》针对吴志翔同年在《北京文学》上的长文《小资写作的假面游戏》的批评，本质上其实是让我们警惕在考察所谓“小资写作”时不应简单作出“时尚的吟唱”消解了启蒙冲动、精英意识和悲悯情怀的判断。而何言宏的提醒无疑进一步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不简单和匆忙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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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宏：是这样的。如果说，当下中国确实出现了汪政所说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话，那它在文学界一定会有自己的代理人。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精神与生存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学表达；另一方面，对于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也会通过文学写作表现出来。实际上，中产阶级的话语意识、精神姿态以至于文体特征，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比如一直很有市场的“小女人散文”，实际上所表现的，不过是“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她们津津有味、不无自得地书写着豢养宠物、追逐名牌、追求幽雅，什么CD口红、绿薄荷酒之类的东西，在她们的文本中比比皆是，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揭示的精神与生存一模一样。前两年，为了一项写作任务，我曾读过她们不少作品，发现她们非常爱用“优雅”这个字眼，还有像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中产阶级的身份符号，比如高级会所、名牌物品等等，在很多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构成了中产阶级写作特有的文体特征。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军事语言”是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写作”相当重要的文体特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总结出当前中产阶级写作的文体特征呢?进一步，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样的文体特征对于社会总体语言所带来的后果?方方面面，值得深入的问题很多，也很有趣。�
张光芒：何言宏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的确，当前的中产阶级叙事形成了一定的文体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深思，但是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是，在基本叙事形态上，对细节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意义的追求，尤其是表征着较高阶层时尚(时尚也是分阶层)的细节。所谓“鸡汤的女人是月婆子，而喝卡布基诺的则是幽幽的、孤独的、不再言说的现代都市女性”。邱华栋就坦言他的写作非常注意以90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品牌、流行摇滚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尽量予以凸显，并为自己的作品“保留了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符号”，而颇感自得。这一现象与消费能力、消费经验正在成为消费生活的标尺，这显然和上面大家谈到的“审美泛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何平：消费场景、消费能力和消费经验，现在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产阶级”之外怎么又冒出一个“小资”了。也许因为“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处境，于是重提并且追认“小资”，在“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之间细分出一个“小资”阶层，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心灵幻觉。而且，和“中产阶级”不同，“小资”在中国语境中有其丰富的可供追忆和把玩的传统资源。“小资情调”无论是从经济实力和现实操作的角度都比“中产阶级趣味”容易兑现。因而，就像现实生活的“小资情调”容易效仿，文学书写中的“小资情调”也容易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互动。这样如果“中产阶级趣味”在当下文学中还在想像孕育的话，“小资情调”却早已是风生水起，俨然当下文学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些由专栏作家、网络写手和畅销书生产者组成的写作队伍不断生产、复制着我们文学中的“小资情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现代城市都是催生“小资”的温床。观察一下18、19世纪的巴黎、伦敦，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60年代的香港和台北的社会构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两者之间双生双栖的关系。在这里需要指出的，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另有一个“小资”的存在，它常常以它的扩充名“小资产阶级”出现。提起这个“小资”人们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在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经典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小资产阶级”无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是一群革命队伍的摇摆者，正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现代知识分子才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至少从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开始，“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就已经成为革命作家所必须摈弃的东西。�
张光芒：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在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小资产阶级实际上还构成了一股可称“自由主义文人”的势力，他们秉持平等、自由、博爱的信仰，在政治上相对独立，在艺术上相对超脱，给当代思想与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资源。虽然在现代多元竞争的文化格局中虽然没有取得过优势地位，但以当代视野观之，其文化思想史地位和意义却日益凸显。�
汪政：对于“小资”的理解中的对立判断，当然牵涉到政治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对一些无以命名的状况的一种比喻，实际上并不存在经得起实证的群体，所以，过去说“小资”，现在我们又来谈“小资”，但此“小资”已非彼“小资”，就我们有文革记忆的这一代人来讲，已是梅开二度，两谈“小资”了，从哪个方面讲，都不是一回事了。�
何言宏：你们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小资”问题，使我很受启发。照你们的思路，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小资”作为能指的“精神谱系”。不同时期，它的所指各有不同，但它们又与其他类型的“精神症候”，比如“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有着形形色色的张力关系，它还曾经受到后者的排斥与压抑，这几年，又成了非常流行的精神时尚。如果对这些认真梳理一下，一定非常好玩，当然也很有价值。�
何平：谱系关联肯定是存在的，大到都市发育、扩张和小资的生存方式的形成，小到张爱玲这样的现代作家和当下小资写作的或隐或显的关系。但区别也是很明显的，1990年代中国的“小资”可谓“新小资”，时移世易，此番“小资”的登场自是“旧貌换新颜”，就像有人说过的，当下的“小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视其为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当‘小资产阶级’被‘小资产阶级’时，它就是一个阶级，而当‘小资产阶级’被缩略成‘小资’的时候，它更多的就是指一种状态，一种情调……所谓‘小资产阶级’其实已与一个人的资产、 身家以及由前者所决定的政治立场无关，‘小资情调’也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概念化的‘情调’正在转变为对现实生活和自我的‘调情’。”经历了这番“去阶级性”和“去政治化”，“小资”由坚硬变得柔软，迅速汇入当代消费时尚的潮流。�
汪政：这样的梳理虽然有些简单，但确实有道理。说它们的转化并不难，关键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化，为什么会脱胎换骨，一方面有“去阶级性”、“去政治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也确实联系、积淀或文体地表述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一种在现代社会遭遇尴尬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社会心理，它非常复杂，很难条分缕析地具体表述，比如财富、享乐、欲望、身份等等，再加上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渗透，就更复杂了，惟有“小资”可以模糊地来表达。�
何言宏：何平和汪政都谈到了当前“新小资”的“去政治化”问题，我觉得，这牵涉到对“政治”的理解。如果我们将“政治”理解为“权力关系”，而不是在“硬”的意义上理解为政党国家的政治，那我觉得，“新小资”在当前还是有相当的“政治”内涵的。我―直觉得，我们的文学要想重新恢复曾经有过的介入现实的能力，应该“去政治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加强不同的写作或话语间的对话关系。那么，在考察“新小资”包括中产阶级写作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两种写作与其他写作间的话语关系，并在这种关系间发掘和评价各自的“政治潜能”。我以为“新小资”和“中产阶级写作”一样，还是有其“政治潜能”的，只是这种“政治潜能”更趋保守或犬儒。从我的阅读来看，它们不仅无力书写复杂的中国现实，甚至也无力书写自身，所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你们说过的“制造幻觉”。�
张光芒：在我看来，从现代的“小资产阶级”到近年的“新小资”的“去政治化”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变化，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新小资”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能力”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新小资”独立性的衰退。从哲学上说，他们的存在状态的“消极自由”程度远远大于“积极自由”的程度，其犬儒主义色彩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更表现在道德、信仰、价值观、审美观诸多方面。以“不做什么的自由”为核心特征的“消极自由”在当下非常盛行，更有人呼吁“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消极自由，以消极的态度追求积极自由”，但其实自我化、消费化、娱乐化、去政治化等等的“消极自由”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暗中欢迎”(此词系借用一位学者的说法)的，因为它失去了对抗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消费意识形态的载体，甚至也可以说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者。“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的这种“软肋”，尤其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何平：说到合谋者，不能不提及大众传媒对中国“新小资”和“中产阶级”发育和成长的推波助澜，就像和现代城市的关系一样，现代大众传媒和“新小资”、“中产阶级”以及“小资情调、“中产阶级趣味”同样的是双生双栖。可以这样说，“新小资”和“中产阶级”是现代传媒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现代传媒不断培养着“小资”的胃口，更新他们的物质梦想和精神幻觉，而全球化则为现代传媒持续地输入话题和谈资，从新闻事件、流行品牌到文艺时尚，从服饰、网站、图书、电影、演出到电视频道，现代传媒渗透到“小资”和“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凭借现代传媒这样一个中介，“小资”和“中产阶级”识别自己的气味，同时与周围的人群区分开来。美国中产阶级热衷阅读的是《国家地理》、《房屋与园艺》和《纽约客》。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属于“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标准读物，但传媒已经自觉这样去做，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时尚》、《世界时装之苑》、《精品》都目标“小资”和“中产阶级”去经营，文学刊物中的《作家》也有这样的自觉。从这种角度说，已经纳入到现代传媒机器中的文学生产必然会和“新小资”、“中产阶级”的成长史发生关系。极端地说，文学化的表达甚至是“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汪政：我们刚才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与“小资”的区别，事实上恐怕不能把这两者过分紧密地来看待，更不能当成一回事。西方的情形我不清楚，我想中产阶级趣味恐怕是偏雅的，与大众文化、与时尚、流行还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情形更复杂、更混乱一些，由于中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当然也就没有较为集中的欣赏趣味。按照一些消费文化专家的说法，中产阶级是与时尚有距离的，也是会被时尚利用的，他们的文化信息往往被大众传媒或文化商人作为时尚文化的元素。在本质上，中产阶级文化与时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何况，后者也不可以一刀切，中产阶级本质上是中庸的、保守的、守成的、圆滑的，而后者则是前卫的、多变的、易逝的、粗俗的、革命的大杂烩，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没有获得自己的文化自我认同时，常常被人用时尚与流行去替代，这实际上只能是“小资”的趣味，如果一定要指认，我宁愿用“准中产阶级”来暂时表述。�
何言宏：你们的谈论中有很多重要的想法。何平提到了“区分”，这是布迪厄的一个重要概念，何平还提到了大众传媒对于“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的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传播媒介和社会现象的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应该追问的是，是大众传媒“生产”了“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呢，还是前者在迎合后者?这种类似于鸡与蛋的关系虽然难以得到最后的答案。因为，“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作为一种“社会趣味”，如果它们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被大众传媒所生产出来的，是被全球化所影响出来的，那就应该追问它们的现实基础了。我想，何平在前面所说的他们“不存在相应的具有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而更多与心理相关”，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中产阶级趣味”，还是“小资情调”，如果它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那其生命力也是大可怀疑的。但我认为，“小资情调”可能要虚浮一点，而“中产阶级趣味”，却应该有相当基础。汪政说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保守性，我觉得值得警惕。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这种保守性有很多批判。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如果更趋保守，那其生命与活力就值得忧虑了。在此意义上，我个人还是比较看重那些激进的文化创造的，问题是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渗透力非常之强，我们在很多不属此列的作家笔下也经常能够读到，这都需要认真地清理。�
何平：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比较容易识别的是附着在1990年代的“美女写作”和“新市民写作”之上的，从张欣、张梅、唐颖、陈丹燕到更年轻的“美女作家”。“都市”、“美女”和欲说还休的“情绪”、“情感”是其基本元素，就像“新市民写作”的提倡者所说的：“都市女性是‘现实主义’的，她们喜欢‘物质’，购物、化妆、喝咖啡、泡酒吧，所以她们比较钟情于小有发达的男人来支撑其物质化的生活，然而，她们又是‘浪漫主义’的。她们在享受这些‘物质’时又要求讲究‘情调’，要有不同于‘小市民’的‘雅致’。”说白了，就是在欲望和物欲的毒药外面裹一层糖衣，用网络上戏谑的话说就是 “收起理性批判的鞭子，舞动起煽风、煽火、煽情的扇子”。记得钱杏�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曾经举鲁迅《野草》的一段剖析“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是否适用于鲁迅姑妄不论，但他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一定程度倒说到点子上了。�
汪政：你所讲的写作类型不少确实可以算作“小资情调”，它们注重都市，注重感官，注重情感，小喜悦，小悲情，小幽默，“小资情调”的精华全在“小”字上，具体到文体，好像也是如此，小长篇，小中篇，还有小随笔，我说的小随笔集中体现在报纸副刊或生活时尚杂志的文学副刊里，像《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五六百字，典型的小资随笔，凡事一大，就不是小资了，也无法小资了。小资的定位不是“点”，是“段”，不能上，也不能下，一上，精英了，一下，就大众了，粗俗了。�“中产阶级趣味”则不是这样，文学界对什么是中产阶级写作说法很多，不管分歧多大，它比小资看上去要高，但潜在的危险也许更大，“小资”的杀伤力与腐蚀性并不可怕，它没有根底，脆弱得很，“中产”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获得自己的知识支撑，是可以形成实在的身份认同的，余秋雨就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写作，他是有“思考”，有“知识”，有“品位”甚至有“忧患”与“吁求”的，这就有影响力，会形成趣味、风气，小资只能跟在后面，要进去，不容易。岁末年初，南京的李美皆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很引起了一些反响，其中一篇是从中产阶级写作去讨论苏童的，不管对不对，但她的眼光是上移的，看得严重一点，角度是可取的，这样看，就与时尚、小资分开了。�
何言宏：我觉得不光是苏童，很多作家，还不只是一代，都有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这些视自己精神上的“中庸、保守、守成、圆滑”，他的文学创造会有怎样的生命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你和作家们接触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自甘如此，只看重版税?有些很著名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很有销路，但我实在难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东西出手和出笼?我想以他们的判断力，肯定知道这样的作品连基本构思都很有问题，怎么会着手写作?难道就冲着版税?不过我又想，很多作家从经济、社会地位来说，无疑属于我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就是充满地位下移的焦虑，而版税，正是维持其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条件。这样，在这些作家的中产阶级身份与生存、对于版税的极力追求和他的中产阶级文化创造之间，就有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因此不要说直面现实的“再政治化”，目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对于中产阶级自身的精神与生存也没有足够的书写，那么多作品，有没有提供出一个当下中国的深刻的“中产阶级灵魂”?�
张光芒：就像我在前面说的，由于当前的中产阶级缺乏现实思想文化基础，消费主义思潮却汹涌澎湃，因此关于中产阶级的想像其实早就被偷换了精神巷道，实际上成了关于“消费者”的想像。鲍曼在《全球化》中曾经做出这样论断：“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我们的社会向其成员提出的标准是有能力并愿意去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并不激发与期待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是使人安心于“静观”，这也正符合卢卡契关于“消费文化”的定义，即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它为社会提供一种补偿性的功能，它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这些事物在现实中的真正缺失。�
何平：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关于中产阶级的叙事――时间可能很难提供出一个当下中国的深刻的“中产阶级灵魂”。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波得里亚常提到的那些“以细节填满”、“细节颂歌”等现象大量充斥于当前的文学叙事之流，其对真实意义的探询与观照在无形中遭到消弭。由是，我们经常遭遇的是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倡导的“虚假的现场性”进行的不遗余力的认定、推崇与传播，而很难看到现代主义式的对主流话语真实性的本体性怀疑。我们不怀疑“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中包含的后现代化国家大众对美好未来的幸福憧憬，但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作家丧失了革命性和创造力，而走向所谓“中产阶级化”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中产阶级写作已经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和反思，如果有警惕和反思，似乎也缺少保罗•福塞尔《格调》那样对庸俗的中产生活的批判，更缺少芭芭拉•艾伦里奇《坠落的恐惧》那样对深受野心和焦虑折磨的美国中产阶级富有生活状态和空虚心灵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