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失，岁月更迭，又一个新年来到。对于新的一年，人们总是有许多新的憧憬，新的希望。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岁末年初，人们总是习惯于对过去一年发生的一切进行回顾总结，同时也对新的一年进行各种分析、预测和判断。本刊特邀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袁恩桢研究员和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权衡博士就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和一些焦点热点问题展开分析。
经济增长阶段的重大转折
权衡：袁老师，非常高兴能够和您一起讨论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趋势。我想我们的讨论还是先从最近有关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与学术界的争论说起吧。
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２００３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８．５％，比上年同期加快０．６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９．１％，比第二季度加快２．４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速度，是１９９５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达到１６．５％；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３６．２％，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１１．９％。单就这些数据变化就可以看出，最近一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自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强势增长势头，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确实已经摆脱了１９９７年以来持续５年多的通货紧缩，转而出现了进入恢复性高增长新阶段的重大转折，而且受这种增长势头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２００４年乃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处于快速上升的稳定期，经济增长长期前景应当看好。
袁恩桢：确实， 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其实，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这种快速上升的增长期，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因素的。首先是市场化改革已经初步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和机制基础，特别是２０多年来企业改革的深化、中国特色市场体系的建设以及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都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微观和宏观基础。应当看到，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建立必将极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这应当是市场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在。其次，中国潜在的巨大的内需市场无疑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和源泉，这一点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所在；同时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倾向仍然是中国经济投资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后盾和基础。第三，多年来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实际上不断在进行供给创新，而"供给创造需求"的巨大推动力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第四，中国持续几年来实施的旨在扩大内需的一系列积极政策，无疑对刺激和协调增长起到了并仍将起到积极作用。第五，中国体制外改革中生成的民营、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第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低廉的经济和商务运行成本，仍然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第七，加入ＷＴＯ后，为中国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和经济发展舞台，同时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复苏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都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外部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正在面临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权衡：不过，学术界最近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和争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意见：一种说法是认为目前经济增长已经出现过热现象，特别是投资增长迅速上升，银行贷款规模急剧增加，经济增长出现热的迹象；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状态基本稳定，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将经济快速增长等同于经济过热甚至通货膨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如果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往往会产生经济过热甚至通货膨胀，但是它有一个过程，不能一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就认为是通货膨胀。实际上，当实际的ＧＤＰ增长小于潜在ＧＤＰ增长以及实际就业率小于充分就业率的情况下，在总需求的拉动引起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是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者说是通货膨胀的；况且在此过程中一般伴随着的物价有限上升，也是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一个必然现象。所以，在当前实际ＧＤＰ增长小于潜在ＧＤＰ增长以及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担心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必要的。
袁恩桢：但是，你要看到，目前经济快速增长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如在投资增长速度过快、银行信贷规模增长过快以及由此引发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等的同时，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却比较缓慢；局部行业和部门物价上升过快；经济增长中"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增长中出现了结构性过热和结构性过冷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实际上，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深层次原因，虽然已经在相当长时期里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但是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在今后的几年继续花大力气在结构调整上下功夫，通过调整结构消除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因素。今后几年结构调整的重点，应当集中在城乡结构调整、地区结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大力推动和发展农村经济，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计划，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地区协调发展，这是发挥上述促进发展的长期有利因素的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和任务。
权衡：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上述您提及的结构性过冷和结构性过热问题。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实际上具有非常严重的"投资依赖症"，这一点完全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消费依赖症"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的居民消费率都高达８０％以上，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则来自投资驱动，增长对投资具有极强的依赖症；而在投资依赖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最强。可以看到几乎在每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启动之时，政府投资无疑都起了"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所以这种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显然具有政府的目标函数的意义。尤其是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大换届"，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受政绩观的激励作用，新一轮投资驱动热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其次，今年银行之所以"拼命"发放贷款和扩大信贷规模，主要是由于受到"商业银行减少呆坏帐比例"的推动。因此政府因素以及政府推动，也是造成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过冷或者结构性过热的一个原因。所以还应当减少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盲目攀比的因素，这也是保证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关键。
袁恩桢：必须看到，当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投资拉动是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因素。我国除了在改革初期，出现了一段轻工业优先或者说消费拉动的景况，到如今，又处在一个重化工业与城市化联动发展时期，从而不能不看到，投资拉动仍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当然，结构调整，特别是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总是至关重要的。
体制改革战略的重大转折
袁恩桢：从长远来看，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还是需要从制度因素着手，真正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确保中国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增长创造更好的制度和体制环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发生重大调整和转折，这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过去２０多年来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初步探索到全面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和全面深化阶段。可以判断，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完善的转折，就意味着未来１０?鄄２０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备了重要的体制和制度保证，因此完全可以相信，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将会不断获得持续高速和稳定增长的新活力和新动力。
权衡：的确是这样。"制度完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意味着我们对２０多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总结，这种回顾和总结既是对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改革中的困难、问题乃至失误的总结和反思。这样的总结和反思显然有助于我们认清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有助于我们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所面临的机遇；也更意味着由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面临如下的问题和环境：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冲破难关，深化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许多体制性障碍的存在将导致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面临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影响和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呈现非均衡高速运行的特点。因此市场经济的制度完善，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袁恩桢：所以，从如何确保经济高速稳定健康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还需要在以下若干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远未到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同步，因此在通过改革重新焕发国有企业的青春的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要进一步改革行政体制，完善政府经济职能。迄今为止政府职能转换远未到位，行政性干预问题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仍有突出表现，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还不是非常清晰，所以今后几年政府一定要迅速从那些不应该进入的领域彻底退出，而进入那些应当进入的领域。第三，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金融制度并推动其创新，缓解金融机构潜在的风险。金融改革的滞后导致大量的不良资产和呆坏帐问题，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隐患，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经济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今后１?鄄３年内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脱困"和健康运行将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第四，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加强和完善司法改革，突出解决"执法不严"问题，运用法律手段消除经济腐败现象。
权衡：此外，我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方向也需要转向其它一些新的领域，推进全面改革和深化。一是要继续完善财政税收体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领域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税收征管制度的缺陷使得有效税收难以实现，税收调节手段的作用难以发挥。二是加快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制。实际上，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健全，欠帐严重，农村社保体系才刚刚开始探索，失业以及贫困化问题比较严重，这是影响我国今后若干年经济增长的重要不利因素。三是要改革和完善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教育、科技等体制方面探索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诸多涉及社会发展领域的改革与经济改革还不协调，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快这些领域的改革。四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发挥社会政策体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协调作用。
袁恩桢：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次提出的"完善"不同于１０年前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概念意味着市场经济建设从头开始，而且改革基本上仅涉及到一些简单的表面层次的利益调整和分配关系调整，改革的思路也基本上遵循单项突破或者叫循序渐进，改革在路径选择上具有先易后难、自下而上、先内后外的主动的渐进式推进等特点。但是"完善"的概念则意味着改革是在现有体制转型和制度转换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全方位深化和平行推进，这种改革必然触及改革的深层次利益关系，必然涉及更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一些领域的改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需要实施激进式改革战略；而且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体制改革推进对外开放转变到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倒逼体制创新的新阶段。毫无疑问，改革的难度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改革的进程也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加快，改革的紧迫性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因此这次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难度加大、改革进程加快、改革紧迫性加强的多重背景下进行的。
发展观的重大转折
权衡：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趋势，我觉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中国经济将从过去２０多年来只注重经济增长，转变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并重的全面和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预示着我国将走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未来的发展观将发生重大的革命和变化，即转变为全面、科学和均衡的发展观，更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新的档次和水平。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加以科学区分，认为经济增长只是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投入产出过程，它仅仅表现为ＧＤＰ增长率的高低；而经济发展则包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以及社会文化、道德水准的全面革新和进步；因此经济增长只是一种量的变化，而经济发展则是社会经济全面的质态演进，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全面进步。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经济发展，那末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悬殊以及社会发展领域所产生的种种诸如犯罪、道德水准下降、公共卫生问题突出等。因此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应当确保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而这正是全面和科学的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定。所以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吸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走科学和全面的发展道路，避免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道路。
袁恩桢：中国经济要走全面和科学的发展道路，要真正促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进到一个新档次、达到一个高水平，就必须坚持全面、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其中的重点和关键问题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协调演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城乡结构全面发展，在收入分配关系合理演进、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全面发展、内需外需平衡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实现全面和科学的发展，这应当是今后１０?鄄２０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今后几年的发展还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层关系：一是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利用外资的关系，推动内资经济和外资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力戒"外资依赖症"。二是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即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协调和社会进步，确保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公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协调发展。三是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在强调投资需求作用的同时，努力提升居民消费率，让居民消费需求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避免经济增长中对投资的过度依赖症以及"一头热、一头冷"的不正常现象。四是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压力增加、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一定要从发展民生的高度和要求出发，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注重发挥我国劳动密集的资源优势，实现高就业型经济增长，避免低就业甚至零就业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