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执迷于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致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没能走出旧式农民战争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在洪秀全身后，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鬼化、神化和人化相交织的过程，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时隐时现，时真时假，给关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本文从几个关乎还洪秀全历史真面目的关键问题入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期能还其历史真面目。
关 键 词 太平天国 洪秀全历史真面目 评价
作 者 空军航空大学博士。长春（１３００００）
太平天国失败１４０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及洪秀全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鬼化到神化，从神化到人化，又从人化到鬼化的过程。清朝统治者视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为“肢体之患”，称其为“发逆”、“粤匪”，极尽诬蔑之能事，将洪秀全及太平天国鬼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进行反满革命时，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第二”自诩。民国肇始，被清政府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洪秀全成为民族英雄。对中国农民战争曾经作过深入研究的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定性为“正义之战”，将其列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称洪秀全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进步人物之一”。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评价太平天国的理论依据。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历史的倒退，对太平天国表示深恶痛绝，但声音十分微弱。
新中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洪秀全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与褒扬。１９６４年，戚本禹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论争，使得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化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被称之为革命领袖，甚至以洪秀全划线，以此区分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功过。一时间，洪秀全头顶佛光，被吹捧成“千古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再呈百家争鸣局面，对包括洪秀全在内的若干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虽然长期以来神化洪秀全所形成的思维惯性还不时有所反映，但总体来说，对洪秀全的评价逐渐趋于人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一些学者以反激进主义为宗旨，祭起“告别革命”的大旗。他们认为，“２０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否定２０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切革命，太平天国被称为“洪水滔天，鬼魅横行”，洪秀全被认为是“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暴君”和“邪教主”，甚至认为洪秀全不存在鬼化问题，因为洪秀全本身就是魔鬼。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历史的洪秀全是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鬼，无论将其神化或者鬼化都没有反映他的历史真面目。所以，对洪秀全的评价既不能神化，也不能鬼化，只有人化才是正确评价洪秀全的唯一途径。
拜读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潘旭澜教授《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刊于《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９期，以下简称“潘文”）一文后，觉得潘先生虽然语出惊人，但掩卷深思，并没有给人以“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之感。作者把洪秀全描述成一个欺世盗名的政治邪教教主，描述成治政无术、腐败堕落的暴君，但有的叙述与史实不符。例如洪秀全在天京病逝，史有记载。《李秀成自述》：“天王之病，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洪仁�自述》记：“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上海新报》在甲子六月初六和初九两天的报导中，都说洪秀全是“病故”的。史实很清楚，潘文却说洪秀全是在绝望中自杀。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农民起义并建立政权，最终也因偏执信仰拜上帝教而丧失政权，可以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这一过程来看，洪秀全所创立的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政治性宗教，而不是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洪秀全是一个虔诚的拜上帝教教徒，而不是蒙蔽信徒的教主。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鼓吹教主崇拜而自己并不相信自己所设立的邪教。正如麻原彰晃宁愿坐牢也不自杀，等等。洪秀全和古今中外的邪教头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因为洪秀全对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中的“皇上帝”有着执着甚至是偏执的信仰。
其次，洪秀全并没有全盘吸收基督教教义，他将独尊上帝的教义和中国古代崇敬上帝的神话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拜上帝教。他对拜上帝教的教义深信不疑。１８６４年天京危急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却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天京没有粮食，他却要合城俱食“甜露”，由此而导致大病缠身，足见其对“皇上帝”、“天兄”的信仰已深入骨髓。
其三，利用宗教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起来参加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太平天国之前已有诸如太平道、弥勒教、白莲教利用宗教发动农民起义。潘文将洪秀全所说的“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简单地归为邪教，认为洪秀全在宣传世界末日。洪秀全宣扬大灾降世的目的是为了鼓动农民参加起义。世界上几乎一切正统宗教都宣扬救世论，如基督教和佛教都以救世为其基本教义，“行善去恶”，以修来世之福。洪秀全倡导的“救世”是“救今世”而不是救来世，他渴望建立人间的现实“天国”，这与邪教蛊惑人心、煽动信徒不惜以牺牲今世的生命去换取来世所谓的幸福是有根本区别的。
其四，洪秀全妻妾成群是封建帝王思想滋长的结果，与邪教利用歪理邪说奸淫妇女是不一样的。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如废除买卖婚姻制度，建立具有法律效能的婚姻秩序，凡男女自愿结婚者，经审查后发给盖有官印、绘有龙凤的证明“合挥”，即是合法婚姻。又如禁止强奸妇女、废除女子缠足，规定“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等，表现了对妇女人格的尊重。虽然太平天国时期妇女的解放是有限的、局部的，但与清王朝是不一样的，更有别于所谓邪教。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颁布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虽然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但其进步意义并不能就此否定。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土地问题和政权组织问题作出规定。其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者朴素的愿望，而不是如潘文所说是“骗人的门面话”。《制度》提出平分土地，反映了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为起义农民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对于鼓舞起义农民的士气至少是有直接作用的。由于《制度》杂糅了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信仰，使其内容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使得平分土地这一设想无法实现，只能继续实行“交粮纳税”，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制度》虽未实行，但部分地区的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或者减少了赋税，生活有一定改善，史料有所记载，这是不能否定的。
１８５９年４月，洪仁�从香港到天京。他将在香港学习和了解到的资本主义新事物撰写成《资政新篇》，希图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太平天国，为施展自己的抱负提供一个平台。《资政新篇》涵盖了政治、法制、经济、文化、外交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若干重要问题，试图把太平天国建成一个与“番人并雄”、“民富国强”的新国家。潘文中将洪仁�提出《资政新篇》的目的仅仅框裁于“以平物议，以服诸将”，未免过于片面。此外，潘文说：“《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潘先生对于农民出身的洪仁�未免过于苛求。林则徐是清王朝重臣，担任封疆大吏，他可以动用手中的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来翻译《四洲志》。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有《四洲志》为基础。农民出身的洪仁�呢？他没有任何资源，只能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与学习来了解和认识西方。潘先生将两者进行比较显失公平。洪秀全对待《资政新篇》这样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不仅认真阅读，而且对其中的“兴舟楫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都作出了“此策是也”或“是”的批示，表明洪秀全对发展资本主义是表示赞成的。我们虽然不必据此认为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洪秀全面对“西方真理”至少没有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反对，这是事实。
洪秀全与中国传统文化 潘文说“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其目的是“要以他的政治邪教文化来取代”。洪秀全虽然痛恨中华传统文化，但他却无法与其决裂。洪秀全批判传统文化，大致经历了以儒教附缘基督教，以基督教排斥儒教和以基督教调和儒教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对儒学既批判又保留的态度是始终存在的。
１８４３年，洪秀全第四次赴广州应试失败，对清朝封建统治产生强烈愤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等我自己来开科举士吧”。洪秀全由此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继而产生排斥心理。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对一切传统文化的载体―――古书和庙宇，采取了焚毁的手段。定都天京之初，手段更加过激，“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扫荡，手段显然是偏激的。但这些手段动摇了封建统治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思想根基，对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应该说还是起到了很好的鼓动效果。
洪秀全用“火与剑”这种简单的方式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攻击，但在攻击的同时，他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而且他的思维也始终摆脱不了旧的封建意识的桎梏，未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为了维护业已建立的“洪家天子杨家将”政权，洪秀全不得不利用儒学的三纲五常。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反对对传统文化实行焚书坑儒。此后，洪秀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转为比较温和的删改。从洪秀全对待传统文化的转变看，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洪秀全不可能摆脱根源于小生产者方式的家长制和等级制，更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取代承袭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对于传统文化从批判到复归，从金田起义的领袖到定都天京后迅速封建化为一个新皇帝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洪秀全暴政 潘文将洪秀全说成是“为人暴虐，嗜血成性，任人唯亲，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暴君。太平天国确实存在很多过激的行为，潘文中几点归纳有的是切中要害的。但既然是要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就应该以真实的史料立论。
关于天京内讧，潘文说洪秀全和韦昌辉“唱双簧”，事实上洪杨矛盾没有发展到非杀杨不可的地步。洪秀全有没有“密诏”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因为未发现“密诏”，学术界未敢断言。一般认为，韦昌辉出于对杨秀清的“忿气”和“不服”而伪造“密诏”，率三千精锐潜回天京偷袭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全家，后又设计杀戮其部属两万余。对于韦昌辉的疯狂行为，洪秀全事后派人指责他说，“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属又何辜。”韦昌辉在取代杨秀清以后暴戾专横，诛杀了包括石达开家属在内的许多天京军民，甚至将矛头指向洪秀全。因此，在石达开靖难大军迫近天京和天京军民强烈要求诛韦的双重压力下，洪秀全借机杀了韦昌辉。
潘文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这种为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御侮无力的无能开脱，把罪责强加于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头上，是不够全面的。过量死亡的人口都是太平军杀的吗？清军杀死了多少人？外国洋枪队杀死了多少人？天灾死了多少人？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清政府还是那个日益腐朽的清政府，而列强却是更加贪婪的列强，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这样的政府能够抵御俄国入侵、能够战胜英法联军吗？
通过对洪秀全的评价，我深深感到“盖棺未必能定论”，特别是对于在历史上曾起过特殊作用的历史人物来说尤其如此。对于潘文中所说的“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的结论，我深以为然。对于洪秀全的错误，我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但是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客观公正地评价他，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框裁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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