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而言，“革命”的历史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已被许多人淡忘。甚至谈起“革命”也似乎感觉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荧屏充斥着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上演着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闹剧，从木子美、竹影青瞳到妓女写作，一波接一波，令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也令人困惑：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性？今天的文艺要告诉人们什么？后人从今天的文艺中又会读出什么？越来越多的作家失去了创作的方向，陷入了迷茫与困惑，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了责任和正义，文学不再具有震撼人心的激励效应，不再成为鲁迅所说的“民族精神的火炬”。文学的责任早已成为人们嘲笑的把柄而被扔在时代的墙角独自叹息。
84岁高龄的李沥青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创作了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湘南起义》，重温历史，关注民族的奋斗历程，再启记忆，回望人民的求索足迹，显示出作者坚定不移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当前某些缺真情、求哄动、逐名利、标新奇、傍款爷的媚俗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是对民族和先烈的背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1928年年关爆发的湘南起义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湘南起义影响的范围广――遍及湘南十几个县市，延续的时间长――前后有4个月之久，而且充分地发动了农民，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实践了土地革命纲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湘南起义的一万多武装队伍更是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军事力量（三湾改编时秋收起义部队不足千人），其战斗经验也为井冈山斗争所吸取。所以史家认为“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的革命斗争。”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样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艺上更没有一部有影响的优秀作品予以充分的表现。这不仅是文艺的失职，更是对历史的漠视。长篇小说《湘南起义》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历史，以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创建革命根据地为题材，以朱德、陈毅、夏明震、曾志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以湘南这块红色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蓝本，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生动地描写了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为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再续辉煌。
革命历史理应成为我们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它把民族奋斗的历程、民族的兴衰、无数革命志士的追求都记录下来，给后来者以启发、思考和感悟，从中发现不尽的价值之源。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近年来逐渐走向低谷，其原因就在于某些作家对历史的思考陷于肤浅的、游戏式的把玩，尤其是对革命历史更是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缺乏对民族命运的审视和拷问，缺乏对人民和历史的真诚与责任感。回望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奋斗史，一代一代的革命先驱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人骄傲地昂起头站在地球的东方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他们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音符，她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和厚重的精神价值对于今天的时代而言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都珍视自己的革命历史，都有描写和表现自己民族奋斗的伟大作品，众所周知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表现、《双城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揭示、《百年孤独》对拉丁美洲历史的透析都是形象而深刻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挖掘这些资源吗？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革命史尤其是现代革命史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的作家应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创造足以令后人自豪的经典之作，不让我们的时代留下遗憾。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夹着战火硝烟，裹着泥土红旗的经典文艺作品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青年，鲜明的形象、传奇的故事、深刻的思想熔铸为真善美的巨大合力，铸造国人的灵魂和人格，引导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培育高尚的审美趣味。近年来，总有一些人以种种理由或明或暗地诋毁这些红色经典。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作品就完美无缺，也没有怀旧恋往、重回过去的意思。尽管这些作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们所具备的导引国民奋发向上、堪称民族精神支柱的品格是近十年来的作品所没有的。今天的中国文学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一种催人奋进的、昂扬健康的生命之火。从现实来看，弘扬正气、追求理想的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生活缺乏理想，社会缺少正气，老百姓缺少安全感，而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却还在推波助澜，纵情声色，沉迷暴力，污染社会空气，戕害青少年的心灵。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吗？
历史想象不同于一般的文艺创作。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而言，最大的难度是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湘南起义》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全书以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余部南下广东开始，经过汝城修整、智取宜章、解放郴州、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反白事件、平息叛乱等重要情节，最后以朱德、陈毅带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朱、毛红军在江西宁冈砻市会师结束全篇。作品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将因果关联及其逻辑必然作了符合实际的生动描写，特定的环境营造将人物活动的氛围烘托得逼真、形象、可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同时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塑造得真实自然并富于立体感，如朱德机智果敢又敦厚多情，陈毅心细胆大又幽默爽朗，夏明震机警坚毅又博学善辩等等。一些反面人物如欧冠等也塑造得丰满真实而不脸谱化。如“明震上山探情报 欧冠下令杀工农”一章写得紧张惊险、充满悬念，将反动派的各种嘴脸刻划得栩栩如生，也凸现出夏明震勇敢机警的性格特点。作品不仅描写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虚构了一系列为历史人物的塑造所需要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同样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并有呼之欲出的艺术魅力。这种虚与实、艺术与历史巧妙的结合，使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个性并富于艺术的张力。小说中人物的言行也不拘泥于刻板的历史叙事，而是在符合形象的身份和性格逻辑中加以展开，在真实中又充满想象。
以什么态度写革命历史，怎样写革命历史，这是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中的一个话题。显然，不同的历史观和文艺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有的作品为求新、求异，消解正义与崇高，不顾历史的真实而突出所谓的人性化，注重个人化色彩。作品中没有了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动，甚至革命者成了被嘲弄的对象，革命的历史成了可笑、可悲的闹剧，完全把历史当成叙述者眼中的历史，像手中的胶泥，爱怎么捏就怎么捏。这是极其不尊重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表现。固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历史必须要有起码的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而不是丑化、戏说。正确看待历史本身也是对现实的热爱，因为今天源于昨天。文艺应当反映生活的整体真实，对历史小说而言，既要有深刻而巨大的历史内涵，又要有正确而深邃的思想力度。《湘南起义》对革命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以朱德、陈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揭示了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昭示了只有充分依靠和发动农民，才能取得土地革命成功的道理。小说没有人为地拔高革命领袖，也没有像某些历史小说那样去随意地戏谑人物、杜撰史实。小说既有革命者英勇机智的对敌斗争的形象描绘，如“智取宜章”中胡少海和朱德等机智地装扮成国民党部队，兵不血刃夺取县城等；也有对当时的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政策给革命造成损失的再现，如“焦土政策”被敌人利用成为反白事件的导火索。既有紧张惊险的战斗场面描写，也不乏富于革命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朱德与伍若兰的战地爱情）。小说力求还原历史，忠于生活，具有很强的史实性和生动的艺术性，表现了作者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可贵的艺术良知。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把握是实事求是的。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范石生曾是同盟会员，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1927年10月，范率一支国民党部队驻防湖南郴州。朱德充分利用这个关系并分析了范与蒋介石的矛盾，果断地作出与范结成反蒋统一战线的决定。而范石生也的确在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慷慨的支持：送给养、送衣被、送武器弹药，使红军很快得到休养并恢复了元气。郭军宁在《范石生与朱毛井冈山会师》一文中也谈到：“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起义军仅存的八百多人来到江西省最南端的崇义县上堡地区。此时，已临近飞霜飘雪的冬季。高山深谷冷气森然，可是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南昌起义时的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也没有。山区地荒人少粮食奇缺，上千人的军粮根本无法筹措。吃不饱饭，战士们身体日益虚弱，伤病号一天天增加，又无药可医。缺粮、缺被服、缺医药，这三缺的状况不解决，部队就无法过冬。况且，这时又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如果向富庶的平原地区开进，会暴露行踪，存在像南昌起义三万余人的主力部队那样招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朱德得到了范石生慷慨无私的帮助。”据何长工回忆：当年朱德曾很动情地说过，由于范石生的帮助，我们才能落脚，要不然，人就打光了。何老还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小说以写实的笔法将这一历史情景予以再现，充分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残酷和艰难，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曾得到过包括像范石生这样许许多多革命的同情者、同路人的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这些曾被历史遗忘的历史功臣是分不开的。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得到了公正的表现，也与以往文学作品中为拔高革命领袖而随意歪曲和杜撰历史的做法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是对曾经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的所有在天之灵的慰藉。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尘埃应逐渐洗去，本真的面目应还给历史。在小说中还有其他历史人物如胡少海、夏明震、伍若兰等，都有出色的描写和生动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作者尊重历史、忠于生活的创作态度。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资料充分占有的基础上，也是创作革命历史小说应有的责任和正确的方法。只有对历史进行详尽的研究，了解真实的历史状况，才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理解，才能反映生活的整体真实。反映生活的真实不是生活的局部真实，也不仅是个别细节的真实，更主要的是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体悟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小说充分利用传统艺术形式，贯注富于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内涵。传统的艺术形式经过了千百年积淀，许多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如京剧等。五四新文化的干将们曾力图以否定传统来提倡文学革命，以为凡古典的皆保守的，凡外国的皆进步的。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指出：“盖据浪漫主义者的眼光看来，凡是模仿本国的古典则为模仿，为陈腐，凡是模仿外国作品，则为新颖，为创造。例如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本无可非议，即在外国小说中也有类似的体裁，而所谓新文学运动者必摒弃不遗余力，以为‘话说’，‘且听下回分解’，‘正是’是绝对的可笑，处处都表示出浪漫主义者之一方面全部推翻中国文学的正统，一方面全部的承受外国的影响。”实际上不只浪漫主义者如此，新文学提倡者在初期大多如此。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他们的认识才有所改变。章回体是中国古典小说民族化风格的重要体现，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湘南起义》熟练地运用了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审美期待上与读者达成了心理默契。“会昌大战钱大钧朱陈约会三河坝”、“临别赠言，范石生不忘旧谊劈风斩雨，革命军挺进湘南”、“宴会春园，传来年关暴动枪声智取宜章，揭开湘南起义序幕”等回目，一看就具有非常诱人的可读性。每回的结尾都有与下回相呼应的诗词作结语，各回相连，使全书融为一体，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从而唤起读者阅读的期待。其次，诗词、歌谣的运用使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作者长于诗歌创作，尤擅古典诗词，并著有诗集出版。在小说中，作者发挥所长，在每回中配以诗词歌谣，有的放在文中，有的放在末尾；有的是对联形式，有的是歌谣形式。其内容或赞人物，或描事件，或写环境，或讽敌人，随兴所至，有感而发，自然贴切，毫无做作雕饰之嫌，与小说的章节内容相切合，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当夏明震与曾志受命组建中共郴县委员会，乘船过衡阳近郴州时，二人夜谈互勉，夏明震念了一首诗：“鸿雁分飞不用忧，自有旌旗映红楼。好护瑶琴弹旧曲，莫将凤纸写离愁。”人物的心境和环境氛围与诗歌的内容十分谐和，充分表达了主人公坚定革命，不恋儿女情长的革命者情怀。小说的这些诗词歌赋对描绘环境、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刻划形象以及表达情志等均有特殊的作用。第三，小说吸收了传统章回小说的表现技巧，如白描、烘托手法等，对刻划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总之，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使他在驾驭传统艺术形式时显得游刃有余，为小说的可读性增添了色彩，同时作者对人物的品评和富于激情的叙述又使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小说浓郁的地方特色为作品增色不少。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歌谣，从生活习俗到人物语言，都体现了鲜明的湘南地方色彩，如瑶族的“抢亲”、“坐歌堂”和嘉禾的“喜歌堂”中所唱的“伴嫁歌”等。
“篝火熊熊照四方，照着姐妹进歌堂，照着姐妹把歌唱，姑娘明日要离娘。”
“瑶山苦，苦瑶山，瑶家日子似黄连，芭蕉叶子做被盖，苦菜蕨根把肚填。吃尽苦来受尽罪，哪年哪月是晴天？瑶民开的一片山，见合贼子来霸占，寸土不留我一分，瘦了瑶家肥了官。”
“松树叶子根根针，插得我爹眼泪深，别人眼泪如涨水，我爹眼泪贵如金。”
这些歌谣把旧社会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的深重苦难进行了倾诉，与穷人要革命翻身的愿望和行动自然地连接起来。所以歌谣不是为突出地方特色而刻意为之，它是为情节所需，为人物的塑造服务，与作品融为一体。例如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举行了一场文艺联欢，作为主持人的李赛男和曾志先后唱了多首民歌和革命歌谣，充分展现了主人公作为时代新女性的个性特点。
小说当然不是无可挑剔，在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心理的刻划和情节的虚构上都还可有所作为。但作者以80岁高龄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历四载才得以完成，其志可赞，其精神令人钦佩，其艺术修为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让人敬仰。小说的纪实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是精雕细刻的“使命之作”，而不是追名逐利之篇。它在反思历史、追寻民族之魂的艺术创造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尤其在功利盛行的今天，仍保持着一束不灭的理想之光，实属不易。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崇尚正义、弘扬理想的文学。21世纪的中国更需要再燃民族精神的火炬！□
（作者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中文系）
书・讯
《人民作家人民爱――魏巍的故事及对他的评说》
刘贻清、剑萍、余飘主编，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魏巍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他的散文、小说、诗作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本书收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扬、丁玲等老一辈文艺评论家对魏巍及其作品的评论；当代评论家对魏巍的研究；知名人士在“魏巍创作历程暨《魏巍文集》研讨会”上的发言；魏巍的故事及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等。
本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魏巍创作的整体与各方面的成就，也可以了解魏巍的创作历程以及不同时期对他的评价，此书既对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以让一般读者了解一位革命作家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