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下子又把“愤青”现象推到了国际流行议题的前台。 其后,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愤青”的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能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很多是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
事实上,国外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份热度,随着2008年中国如同“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而持续发酵升温。
关注归关注,讨论归讨论,但中国的“愤青”现象,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样,都是很难被归纳、被简化、被定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定式的过程。从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来看,中国被误解几乎是必然的。虽然说真正的了解,往往是从误解开始的,但就中国的“愤青” 现象而言,关键的不是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的“愤青”,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西方的误解,才有了中国的“愤青”。
西方媒体总是不谈“愤青”为什么愤怒
在尽情恣肆地描摹“愤青”们的激愤言辞、愤激举动时,国外“老记”们经常心照不宣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到底为什么愤怒?也就是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综合因素,才会使一批绝大多数还是莘莘学子的年轻人,变成了网上网下怒不可遏的“愤青”呢?
一次次的涉华外交冲突事件,当然是“愤青”怒潮澎湃宣泄的直接诱因和导火索,但是,这也只是表面浅层原因。真正给中国80后、90后等“新生代”营造了共同的失望、郁闷和愤怒情绪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认知逆差,以及由此在青年人中激起的巨大心理期待落差。
“认知逆差”如同贸易逆差一样,是中国一般知识阶层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了解,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一方面,互联网出现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一切“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像黑洞一般地汲取,使得中国公众那无形而巨大的“听诊器”,离世界的心脏并不遥远;与之相对比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虽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提升,但基本上还是断裂的、滞后的,甚至是极度误导的。
另一方面,从道德判断的层面,中国对于西方媒体、西方民意,以至于西方价值观,带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善意期待和追随情节。而令很多国人愈来愈幡然醒悟的是,原来西方媒体和隐藏在媒体后面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
于是,随着认知逆差越来越大,心理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弥合。而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要是放在一般的成年人身上,明白个道理,发两句牢骚,也就算了。可青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心理承受力。特别是,现在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是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愈见强大的背景下,是中国青年一代的超强自信,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成了刺眼的反差。于是乎,年轻人的希求往往以一种冲关夺隘的激情和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空间中蔓延开来。
该怎样正确认识“民族主义”
西方评论家往往给中国的“愤青”群体,贴上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虽然没有加上“极端”两字,但“民族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连带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暴力扩张倾向”等暗示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其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讲,不经过民族主义对一个前现代国家人民心灵的涤荡与整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生成宣言。
中华民族虽历经5000余年,但其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成型,也仅仅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镜中我”,而渐渐完善确立的。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凝聚力、原动力和战略警觉。
但被美国统领的西方舆论,凡提及民族主义,必挟带上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注脚。从政治学上讲,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提法又是别有用心的。这种刻意的模糊,其实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变种。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更加剧了传媒环境的复杂化,对一国外交决策产生了联动性。特别是当网络民意以非理性的喧嚣,劫持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更像是一个“没有把的双刃剑”,不仅易于伤人,而且无从把控疏导。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路,是由一块块善良愿望的砖头砌成的。”一腔激情办错事的情况,倒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致命软肋。
这里,中国网络空间上对于“愤青”的三种解读,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
第二种是“奋青”,顾名思义,奋斗之青年也。这类人,不仅有理想,有责任感,而且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国家的长远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进取。
第三种是“粪青”,也就是“粪土之青年”了。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心理解读社会,惟恐天下不乱。
凡此三种人,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每个人自有判断。只不过,躲藏在电脑的屏幕后面,鱼龙混杂的“愤青”群体,也确实让人真假莫辨。
“愤青”非中国所独有
“愤青”现象非中国所独有。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谋取现实利益而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
1946年出生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岁出头时也是一个“愤青”。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参与和组织了多次反越战的游行。在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具反叛。
同样,1961年出生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应该算是一个“愤青”。因为对于自己特殊家庭背景和种族身份的彷徨、困惑,也经常喝酒、抽大麻,借以“把那些关于‘我是谁’的念头从脑袋里撵出去”。只不过后来,从自我定位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奥巴马,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奋青”,走上了一条政治奋斗之路。
而那些在大选中追随奥巴马的年轻助选团,为其站脚助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于前任政府的愤怒。其实,这些年轻支持者们,也是美国当代“愤青”的代表。
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愤青”的国家,往往正处于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而其年轻人承载了除去个人人格成熟以外,更大一层的社会和民族责任。可以说,最有自我感,同时也最有世界感的一代人,才会“愤怒”。
由此推论,我们一直以来引为中国新青年楷模的“五四”一代,其实也属于“愤青”的范畴。他们的愤怒和激情,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蛰伏太久了的魂魄之声。
不会愤怒的青年,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作者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