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的前一天，我的东北兄弟就在这等着我了。他是个写诗的，碰巧我也是个写诗的，而且比他早写了几年，就充大认了他这个弟弟。早先只是书信往来，后来他听说我要来北京发展，比我还急，没经我同意就从东北那疙瘩赶过来了，说要跟我一块打天下。
春节刚过没多久，天气还冷，我在一个叫龙王堂的地方花了300块钱租了间平房。晚上满怀激动地带着我的东北兄弟去喝酒。第一次喝北京二锅头没经验，高了，我的东北兄弟――他的名字叫郑岩，把我半搀半背拖回了屋。屋里只有我中午买的一床被子，床上铺了一大堆报纸。我睡到半夜猛然醒来，看见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正在盯着我看。打开灯，郑岩正抱着双腿蹲在床上打哆嗦――那床被子全裹在我身上了。
早晨我去上班，郑岩就在家里翻报纸，看招聘启事，坐公交车出去找工作，找了一个星期没着落。那一天，郑岩怯懦地对我说：“哥，我不想再找了。”我问为啥，他不吭声，被我逼急了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身上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我骂了他一句“混账”，从我的钱包里拿出一张50元的票子塞他手里对他说：“继续找，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为止。”那时，我身上只剩不到三张这样的票子了。
我和郑岩买了一箱方便面，下午下班，我回来的时候他也刚好回来，就一人一包啃方便面，噎得不行就咬咬牙买了一把劣质暖壶和劣质热水器来。房东贼聪明，我们用热水器烧了几次水，就把我们屋插销里的电给断了。夜里饥渴难耐，我出去打了一缸子自来水，一人一口慢慢地咽。
我还在装“大款”。早晨出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只喝一碗豆浆、吃一根油条，郑岩五大三粗饭量是我的五倍，吃得我“心疼”。后来他觉察出来了，什么也不说，三下五除二解决掉属于自己的一碗豆浆、一根油条，抹抹嘴就走，还连声说“饱了，饱了，北京的油条真难吃”。我估计他从这时就开始误解我了。
郑岩本来打算找一个体面点儿的工作，工资低点儿无所谓，能跟文化沾点儿边就行。但他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后来一家公司答应他去做保安，他去了，但没待够两天就跑了回来，说站在那里，怎么都觉得自己是一条狗。他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我，可是我也自身难保，我说郑岩你回家吧回家吧，他就用那种幽怨的目光看我，看得我心里充满了愧疚。
郑岩回家的路费要一百多块钱，可是我的钱包里只有一百整了。我千方百计地找了个借口去看一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带了郑岩一起去，人家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末了我把那位朋友叫到洗手间，要了50块钱，给郑岩凑足了路费。本来送他老老实实坐上火车就没事了，但就在他要走的时候，我突发奇想，“豪爽”地问他：“还要不要再给你点儿钱在路上用?”他一直苦闷的脸上一阵惊喜：“我想给我爸买只北京烤鸭。”我掏了半天，也没掏够买那只烤鸭的钱。郑岩失望地说：“别掏了，别掏了，我走了……”我的脸从来没像此刻这么红过。
郑岩走了之后就一直没跟我联系过。后来我找到新工作，发薪水那天我买了两只烤鸭给他寄了过去，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
我的兄弟越来越多，但一想到郑岩，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他蹲在床上哆嗦了一夜我就心疼。他那年还只有19岁，高中肄业。他说过要给我打电话，我盼望着，我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你哥那时确实没钱……”
（景小勇摘自《I服了YOU――写给大话时代的告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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