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树理 大众化 民族化 “五四”新文化 摘要:赵树理的小说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中国农民争取解放,改造陈规陋习,歌颂他们在新的时代中闪现出来的新观念、新思想,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反封建、反传统、求民主、求科学、求进步的精神一脉相承。但是赵树理的小说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始终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而又与五四所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和“文学平民化”的要求相符合,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开创了小说民族化的新形式。
赵树理的小说及文学观,从40年代后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成为文学评论言说的对象。赵树理的确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且个性特色鲜明的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他以其独特的作品思想和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得到广泛的赞誉,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究其原因是因为赵树理长期农村生活的积累,民间艺术的滋养和“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对农民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有着深入的了解,这是他突破文学大众化难关,创造小说民族化新形式的有利条件。“可以说,赵树理是中国民间文学与接受外国影响的新文学相接触中,具有久经陶冶和磨炼的通俗化素养之一人。”赵树理的成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从城市下到解放区体验农村生活的作家那样去“发现”农民和农村,而是作为一个地道的本色农民作家,完全出自生活的积累和对农民深厚的阶级情感。赵树理采用以农民生活琐事、家庭婚姻、妯娌关系作为题材宣扬“五四”启蒙思想。在艺术形式上,他从小处着手,通过倚重民间文艺的传统来达到对民众的教育目的。因此,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赵树理小说中所具有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开创性地把新文学理性本土化、大众化、民族化,使新文学成为群众愿意接受的喜闻乐见的内容。
中国现代意识的集体萌醒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一批宣传思想理论刊物的出版,再加之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文化先驱者倡导的反封建、反传统、求民主、求科学、求进步的理性精神逐渐汇成一股现代意识的潮流,熏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立志探求真理的赵树理。翻开赵树理的小说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反封建的重大背景上表现农民的生活。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他把关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上。在提出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都要优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的深度和广度。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转向农村的政治、经济、基层政权建设、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等诸多方面。
由于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相当的了解。他的作品对封建意识影响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有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上,不断提出农村中带有普遍性和令人深思的问题。第一,赵树理对封建的家长制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杨老太爷》中,赵树理就对那个具有典型封建家长霸气的杨老太爷做了形象化的刻画:“我不管你是谁的干部,你先是我的儿子。”这就把杨老太爷的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暴露无遗。在揭示了婆媳关系的不合理性方面,《孟祥英翻身》、《登记》和《传家宝》等作品中也有所涉及。深受封建遗毒的老一辈落后的妇女,不但自己动则打骂训斥晚辈的儿媳,甚至还指使儿子打骂媳妇。她们把过去自己受婆婆打骂的传统延续下来,当自己由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就把男人打女人和婆婆对媳妇的欺凌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并希望把这种“传家宝”代代相传。在《小二黑结婚》、《登记》中,老一辈受封建思想毒害,粗暴干涉年轻人的婚姻自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习惯,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解放区,就更令人警醒。第二,对中国千百年来封建意识积淀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及其对农民的毒害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封建等级思想严重,自己受穷,却也瞧不起与自己一样的穷人。作者从老秦对县农会主任老杨的前倨后恭的态度上,便可窥见这类被封建统治扭曲了的人的性格。在《小二黑结婚》中,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对二诸葛迷信迂腐的思想做了善意的批评。从“米烂了”到精心梳妆打扮,赶到区上去闹的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错误则予以适度的讽刺。对他们干涉年轻人婚姻自由的错误做了善意的批评和劝谕。第三,对存在于农民身上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也在其作品中予以深刻的揭示。在《锻炼锻炼》中,作者不仅写出了农村中类似“小腿疼”这种落后妇女身上的陋习,就连农村合作社的干部中也同样存在轻视妇女的思想。争先社的主任王聚海对社章上规定要有个妇女当副主任,就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那也是多余的”,而对两位副主任高秀兰和杨小四因性别的差异他明显地流露出不同的态度,也足见瞧不起妇女的思想市场之广。此外《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赵树理的《三里湾》,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赵树理确实是意识到了将农民从封建思想毒化较深的现状中解放出来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所以,他把对农民思想的启蒙和改造当成自己应尽的职责,把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自觉地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自“五四”以来,中国乡土作家,大都以“人道主义或阶级的观念”去描写乡土和表现农民。赵树理事实上承继和推进了这一文学传统。不过他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表现农民,而是用心直接去与农民对话,赵树理本着自己的政治认同,确实始终把农民置于作品意识的中心,对他们的前途寄予无限希望。作为一个真诚地关心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和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具有无法斩断的血缘联系。50年代以后,描写农村新人形象是作家们的一致追求。赵树理本人却因为更多地关注农民中的中间落后分子而一再受到责难与批判。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认同减弱了,而是因为他不能仅仅凭借单一的政治认同来体察农民的生活实际。赵树理小说中人物语言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成为后来作家们的榜样,他在人物语言中偶尔夹杂一些政治术语,也有不少仿效者。赵树理小说清楚明白、但多少有点单调呆板的传统叙述方式并没有被广泛地继承下来,但他的叙述语言却得到了全面的肯定(这并不限于直接受赵树理启发的“山药蛋派”)。赵树理小说确实为这种对于文学的整体化要求提供了有力佐证,尽管他的本意或许只是在取消知识分子叙述者之后,树立一个真正合格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如果彻底放逐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叙述者,这样的代言人也就无法树立,因为此时占支配地位的只能是 单纯的农民意识和具体的政治观点。赵树理小说是复杂的,他的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宣告了文艺大众化在解放区的成功,也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还标志着知识分子叙述者全面让位于政治话语主体,标志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真正开始了整体结构的转型。
作为一个地道本色的语言大师,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他作品中通俗易懂的地道口语,看不到“五四”时期的“欧化”语言和“学生腔”,一切出乎自然,语言朴素明朗。并把农民口语引入书面语言,吸取民众土语,而又舍弃偏僻难懂的方言,娴熟的农村口语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提供了阅读的可能,因为赵树理把自己作品的读者定位在农村中文化程度较低和识字不多的农民,所以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就特别注重浅显和通俗易懂。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人民大众中迅速传播并受到好评的原因。简洁的语言,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在《李有才板话》中就有这样一段:“李有才住的一孔窑洞,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送给他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这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这岂止是在写窑洞?作者已经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都蕴藏在这质朴的描写中了,读者从这些浅显直观的叙述语言中,读到的绝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东西。在幽默感方面,《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去见区长那段就很有韵味:“到了区上,她趴下就磕头……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笑了。”作者的描写,虽着意于讽刺、批评,但并未显露出尖刻、辛辣之味,而有一种朴实、温厚的劝谕的感觉。《三里湾》结尾时对玉生和灵芝商量如何结婚的情景描写,也充分体现了赵树理语言温厚朴实的美感:“连件衣服也没有做,有什么穿什么吧!一对老熟人,谁还没有见过谁?说到这里两个人一齐笑了。她(灵芝)又想了想说:‘这样子好不好?咱们都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最好是不用另立户口,你作的工还记在你家,我作的工还记在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浅显平易的群众口语形式经过赵树理的精心加工,焕发出一种直观的素描之美。活脱脱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
赵树理小说不仅反映了他的家乡晋东南农村的生活面貌和民俗风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在民族形式和风格上,在促进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面也功不可没。他的喜剧风格,既表现在故事的叙述和人物言行之中,也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戏剧性“大团圆”结局的安排上。就他的大团圆的结局,的确与“五四”新文学提倡打破大团圆的结局不相符,因而也成为一些评论者常以“大团圆”结局指责赵树理缺乏现代性的口实。其实赵树理作品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为他的作品反映的都是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在战争年代的背景下,需要文学承担起唤醒民众的重任,所以赵树理选择大团圆结局,是为了鼓舞人们战胜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勇气和信心,这与当时解放区形势发展需要是相一致的。诚然,赵树理用喜剧的形式代替了悲剧,甚至作品中的教化功能大于审美意义,确实是其作品中无法回避的局限,但这种团圆的结局写的是发生在解放区的事,更多的体现出对解放区新变化的礼赞和歌颂,符合千百年来民众心目中希望的那种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要求。正如周扬对其评价的那样,“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矛盾的合理圆满解决”。我认为这种评价更切合赵树理作品的实际。
总之,赵树理的小说代表着“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方向。他肩负着“五四”以来文学界提出的“文学大众化”和“文学平民化”的重担,在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赵树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众化”和“民族化”。宁可做“文摊”作家也不愿做脱离群众的“文坛”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又服务于农村的先天优势,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自己的作品准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客观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小说融汇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一种全新民族新形式――评书体小说,对于后来的“山药蛋”艺术流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赵树理在文学向“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方向上尝试的成功,较好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水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