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残部逃入缅北 1950年1月，国民党重组的第8兵团在云南蒙自被解放军击溃，兵团副司令汤尧和、军长曹天戈被俘。2月，该兵团第8军第237师第709团的2000多人向西南方向溃退，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他们渡过红河上游的元江，逃往中缅边境。由于沿途人烟稀少、穷山恶水，无法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他们惟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进入缅北。
此前，国民党第8兵团第26军第93师278团在副团长谭忠的率领下，已经越过国界到达缅北的小猛棒――据说可以绕道泰国，然后到海南岛与国民党大部队汇合。李国辉决定走谭忠的老路，于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界河，到小猛棒与谭忠的278团会合时，兵力损失近半，只剩下不足1000人。而先到的谭忠的278团的人则更少――只有几百人。
这两支国民党第8兵团的残军会合后组成“复兴部队”，李国辉和谭忠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以小猛棒为据点。由于脱离于国民党大部队，这支残军被外界称为“孤军”。“复兴部队”用两部损坏的无线电台好不容易凑成一部与台湾联系，不料台湾方面的指示却是：“出路问题由你部自行解决”。
1950年3月，缅甸政府对这支国民党残军展开为时两个月的清剿。由于这些国民党军人战斗经验丰富，加上破釜沉舟的土气，缅甸政府军最终惨败，不得不与国民党的“复兴部队”议和。最后，“复兴部队”与缅甸政府达成协议，同意转移到靠近泰国边境的猛撒――这是一个有着40多个村寨的大坝子，条件远远胜过小猛棒。
“复兴部队”出乎人们想象的战斗力，立即引起本想抛弃他们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高度关注。蒋介石立即委任原第8兵团司令李弥两个头衔：“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派他去缅北领导这支部队反攻云南。
“反共救国军”反攻云南
金三角初创时期的“小李(国辉)将军时代”就此结束，进入了“老李(李弥)将军时代”。1951年3月，也就是李弥接管金三角兵权之后的两个月，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忠心，李弥发动了“反攻云南”的军事行动。通过台湾记者的报道，台湾的军政两界曾经欣喜若狂。但在随后解放军的反击下，“救国军”全线溃退，只得又逃回缅甸。
在“反攻云南”的军事行动中，李弥得到了大量的台湾和美国方面的援助。李弥用这些金钱在缅甸扩充地盘和实力。为了便于台湾空投，李弥在湄公河西岸峡谷中还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江腊机场。在台湾的蒋介石也专门成立了一支700多人的“支持大队”，由少将段希文出任大队长，这些人被空运到金三角地区，后来与大毒枭坤沙紧密合作的张苏泉就是第一批从台湾空运来的。蒋经国在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也曾坐飞机从台湾秘密飞到江腊机场，视察过李弥的“反共救国军”。
在李弥的刻意经营下，“反共救国军”占领的地盘已经约相当于台湾面积的4倍。为了从长计议，李弥还在总部猛撒开办了一所“反共抗俄军政大学”，轮训下级军官，并在东南亚各地招收学员，学员最多的时候曾达2000人。后来在金三角赫赫有名的坤沙，就是第一期的学员。
李弥的大话导致第一次撤台行动
面对李弥部队日益增强的实力，缅甸政府越来越不安，于1953年3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旱季风暴”。这是金三角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缅甸政府军出动一万以上的兵力，但是最终还是李弥获得了胜利。战事之后，李弥在曼谷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一句大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就此结束了他在金三角的统治。一位西方记者问他：“李弥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您这个云南王，什么时候能回到昆明啊?”李弥大笑：“我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要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就看我想不想做了!”此语一出，仰光舆论大哗，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吴奈温下台。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诉“孤军”侵略，第7届联合国大会做出了“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金三角”的决议。此时蒋介石也得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秘密策动李弥脱离台湾，以便出兵配合西藏上层分子的“独立运动”。于是，蒋介石下令李弥把全部人员撤回台湾。
从1953年11月7日到1954~6月3日，“反共救国军”陆续有6750人从缅北撤回台湾。其中包括家属与难民，李弥也随着这批人撤回台湾，然后被蒋介石闲置，直到1973年病死。此后，台湾当局宣布已经从缅j匕撤回全部军队，没有撤回的与台湾再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打算真正结束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反共基地”，原“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柳元麟被任命为总指挥官，把留下的部队整编为5个军，吴运缓、吴祖伯、李文焕、张为、段希文分别为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实有兵力2万多人。以段希文为首的近6000~南籍官兵转移到老缅边界湄公河西岸的江口镇，打出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旗号。
“中华民国”的标志导致第二次撤台行动
台湾宣布从缅北撤军以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在缅泰丛林日渐走向没落。但是缅政府始终把他们看做是一个祸患，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政府与缅甸达成协议，解放军云南部队跨境作战，开始清剿行动。
1960年11月22日，从缅泰边境传来消息，解放军驻云南野战军39师及边防公安部队开始了越境清剿作战，国民党残军节节败退，向老挝、泰国边境方向撤退，江腊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台湾当局秘密与老挝政府协商，借得边境孟信、南他、回寨一线暂居，并加紧空投补给，由于怕空投物资被人发现引起争议，要求在台湾装机前把一切显示“中华民国”的标志销毁。
2月的一天清晨，赖名汤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问：“你们运往缅北游击队的物资，是否将所有的标志都除掉了?”赖名汤回答：“是的!”蒋介石冷冷地说：“缅甸政府已得到你们所投下的东西，上面仍有中华民国的标志。”
缅甸政府根据台湾仍然在给缅甸国民党残军空投物资，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联合国再次做出决议，要求台湾蒋介石政权将在缅甸的部队撤回。
3月5日，赖名汤带领12人的接运小组从台湾乘机飞往泰国曼谷，开始“春晓计划”。在老、泰、缅三国交界的丛林中，赖名汤一连5日苦口婆心说服“游击队员”服从撤台的命令。从1961年3月17日到4月30日，整个“春晓计划”撤走残军4406人。柳元麟也被召回台湾，蒋介石给了他一份闲差――“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孤军”的血泪史至今依然残留
第二次撤台行动后残留在缅泰丛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5000余人，以过去三、五军残部为基础，由段希文为首领，多数是云南人，不愿去台湾。蒋介石也深感无法控制，就不愿再白白地给他们补给。
经过与泰国军方谈判，这些国民党残军与之于1970年10月17日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段希文、雷雨田为首的三、五军残余以“移民”方式进居泰北边境，青壮年编入泰国自卫队，老弱病残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地区居住，开始为泰国效力，但是他们仍然是地道的中国人――死后的墓碑都朝向北方。
80年代初，台湾新闻界兴起一股到泰北采访的热潮，台湾社会由此了解到“孤军”后裔艰苦的生活状况，于是台湾各界发起“送炭到泰北”的活动，台湾社会对这支异域“孤军”的关切也达到最高潮。不过这批人无论是留在当地，或来到台湾，都有着许多政治、经济上难以处理的问题，使这段异域孤军的血泪史至今仍然残留，令人格外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