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异类遇合，主要是人神、人鬼、人与动植物精怪婚恋遇合。本质上，鬼神精怪是自然物的化身，因此，人与异类的遇合母题实质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万建中、彭松乔二位学者，他们从民间禁忌出发，通过解读天鹅处女故事，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总体而言，这类研究比较少。本文以保存志怪成分众多的《太平广记》、《夷坚志》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加以细究。
一、服从性：人与异类遇合的主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自然优于人的阶段；自然与人类平等的阶段；人类为万物之灵、人类优于自然的阶段。总体而言其演变趋势是自然地位的下降与人类地位的抬升。人与异类遇合，首要条件是异类幻形为人，前提所含的隐喻侧重于人与异类的差异性。一是异类在某些方面有强于人的能力，变化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二是人类高于异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神灵精怪由原来的兽形、人兽合体渐渐向人的形象转化，并且只有修行达到一定阶段，才能幻形为人。为了及早修成人身，许多异类采取与人交合的方法，吸人精气。动植物变为人而非人变为动植物，这种趋向性说明在古人心目中，人类才是生命的高级形态。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中的异类，有器玩、神、鬼、夜叉、妖怪、精怪、禽鸟、草木、水族、昆虫、雷、雨、山、石、水、宝、龙、虎、畜兽、狐、蛇等，从陆生到水生，从山野到平原，从陆地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从有生命物到无生命物，无不形态具备，摇曳多姿。它们以人类的姿态参与人类生活。人神、人鬼、人妖遇合是这类故事的典型形态。
先看人神遇合。在这类遇合中，神的地位很高，她们似乎本来就是人形，无需变化，主人公也知晓她们的身份。自言为仙女者或人知其为神仙者，有《成公智琼》、《赵旭》、《郭翰》、《萼绿华》、《韦安道》等。有意思的是，当作为神的身份被确定时，她们的地位是尊贵的。但当神仙身份未被知晓或确定，其遭遇亦如凡人，一样也会遭受怠慢。“神仙”身份在人神遇合中直接影响着凡人的认知及行动。如季广琛初疑所遇女郎为妖，即以剑刃之。当知其为女郎神时，则以“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求其再来（《季广琛》）。张镐慢待其妻，当妻乘鱼升天，他“拜谢悔过”，“终身为恨”（《张镐妻》）。太阴夫人降临封陟家，但封陟“志在典坟”，以为女艳为妖而拒绝之，后知其真实身份，想到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太阴夫人》）。还有一种人神遇合，人不慎泄露神仙的秘密，造成人神分离，人也受到相应的惩罚。《姚氏三子》中的三子泄露了神仙踪迹，被神以汤药灌之，三子又浑冥如旧。
人神遇合中，人的感受与需要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神仙虽然高贵，但仍服务于人类。董永欠债，织女下凡为妻并助之还债（《搜神记》）；谢端年幼失父，白水素女为之守舍烹炊，使其丰衣足食（《白水素女》）；赵旭“贫无可施”、“独葺幽居”，被青童眷恋（《赵旭》）；鳏夫吴堪得螺女为之执爨（《吴堪》）；后土夫人嫁与韦安道，却言：“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到了夫家，“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绔，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韦安道》）；太阴夫人对卢杞言可以助他成仙升天（《太阴夫人》）；成公智琼宣称娶她可以衣轻乘肥，饮食鲜美，无妒忌之性，不害婚姻。地祗娘子治愈卢佩母亲之病，嫁与卢佩后，“朝夕供养，妻道严谨。”（《卢佩》）神以“殊姿淑德”的三女配迁至“林壑重深，嚣尘不到”之地的“顽驽不肖”的姚氏三子，为之兴建了仙境般的庄宅，“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使三子“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并可令长生度世，位极人臣。当三女转至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姚氏三子》）总之，神灵地位虽高，然欲与人相合，则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来迎合人之需求。像成公智琼言自己是天上仙女，警告“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灾祸”也不过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掩盖怕人不接纳她而恩威并重心理。因此，神灵高贵的外表下，是对世俗社会的羡慕和对人间生活的向往，其神力更多的是对人类欲望的满足与支持。
再看人妖、人鬼遇合。这类遇合中，异类主要是动植物或鬼。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本来就是低于人类的异己存在。与人交往，它们必须隐瞒身份，化形为人。尤其是那些真心向往人类，希望过人类生活的异类，则会竭力以人类所期待的形象出现。《申屠澄》中，虎女“雪肤花脸，举止妍媚”，会背《诗经》。成婚后，其作为人类妻子的贤能充分得到体现：“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又言：“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孙恪》中的猿女袁氏“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与孙恪婚后十余年“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贺兰进明》中的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后因家人求漆背金花镜，狐妇竞以偷镜被杀。《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为郑六致钱若干，又因不违逆郑六盛情，明知有难，仍然同行，被猎犬咬死。”一些与人类遇合的异类，本身就有被动意味。如《天宝选人》中的虎女，只因虎皮被拿，因而与人为妻，随人赴选；《崔韬》中的虎女亦是虎皮被收，方嫁与人，并生子。被偷皮（毛）而与人婚者，还有《新喻男子》。故事虽没有说明这些异类化成人类女子后如何在人类社会中生活，但是以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她们必然要遵守人类规矩，服从人类要求。
总之，这些异类化身为人，并与人遇合后，抚慰了孤寂者、孤贫者寥落的心理，给他们以性爱的满足。虽为异类而其兽性被掩盖，人性则得到展示。服务于人，以人之取舍为取舍，是人与异类遇合故事的深层隐喻。
二、悲剧性：人与异类遇合的情节走向
无论是人神遇合还是人妖遇合，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分离成为主要的情节走向。分离的原因很多，但都与人类的行为直接相关。先看人神分离：
泄密分离。神仙降临凡人之家，总是叮嘱保密，甚至至亲也不让知晓。谷神之女告诫马士良“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马士良》）嫁与姚氏三子的神要求“百日不泄于人”，“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青童告诫赵旭：“然仙道密妙，与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然而，她们的踪迹总是被所遇之人泄露，分离便成为必然。 怀疑与怠慢分离。有时，神仙不言自己为神。她们克尽妇道，但仍免不了被怠慢、被怀疑，乃至被驱逐。韦安道娶后土夫人，其父母不知后土夫人真实身份，“相与忧惧，莫知所来。”“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请高明法师做法驱逐，失败后又请儿子出面：“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后土夫人不畏法术，但却不能不忌公婆之命，“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地祗夫人妇道甚谨，且医术高明，却被卢佩跟踪。对于地祗夫人的行为，卢佩“心甚恶之”。卢母虽不知情，但也以为地祗为妖异。
神祗祗嫁与凡人，虽克尽妇道，倘对方不知其身份，新鲜劲一过，则渐有疏远。张镐之妻“旨明辨，容状佳丽”，与张镐山居十年。然张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当妇言“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欲得鲤鱼脂一斗合药时，张镐竟然“力求以授之”。日后悔恨自责，不是怠慢了妻，而是自认为福薄，不知妻为神仙，不能立功立事，同升太清。
人神遇合中的分离主要源于人对神仙身份的不明或对于神仙的误解，而人妖遇合中的分离则源人对它们本能的恐惧，似乎与异类相交，不是病就是亡。如泰州男子与青衣女子同寝，次日男子“唯有脑骨及头颅在。”（《泰州人》）王申为子纳新妇，新妇食子而去，“唯余脑骨及发”（《王申子》）；刺史子悦一女，求为姻好，此女乃白狼所化，刺史子被食略尽（《冀州刺史子》）。精怪害人的传说成为集体记忆而遗传，所以，通常情况下，只要发现对方为精怪，不管对方是否美貌，是否对他们造成了伤害，第一反应是将其除去。《苏琼》中“目不干色，曾无秽行”的年轻人见一丽女便动色，从弟疑惑，以杖击丽女，女化鸟而去。光化寺客逢一白衣女，姿貌绝异，与之情好。但发现女子行踪怪异，查其灭处，见百合花，遂折之（《光化寺客》）。及见花有自己送给白衣女的戒指，“乃惊叹悔恨”。从其“恍惚成病”到旬日病亡看，此种悔恨不是为自己掐花而是为自己与花怪媾和，恐惧而亡。与此故事相同者，还有《苏昌远》。徐爽遇女经日不返，其兄以藤杖击女亦当是以女为怪。当女化为白鹤飞去，“爽恍惚年余乃差”，其心情当与光化寺客相似。总之，这些化为丽人的精怪，她们本身并不害人，人也并未察觉她们作为异类的迹象，然而还是毫不犹豫的以暴力手段铲除对方，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对于她们作为异类的怀疑。而人为之而病，亦是对自己与异类交往的恐惧使然。精怪自掩其本相而与人交往，乃是因为其作为异类是人类的禁忌，也是它们自己的禁忌。大多数情况下，人一旦起疑，或发觉真相时，这种交往便终止，异类或者被杀，或者离开。
人神遇合与人妖遇合，都涉及到“违禁”。设禁可能是强者对弱者的命令，也可能是弱者的自我保护。不论是强者的设禁还是弱者的禁区其实质都是对于某个敏感而脆弱的重要事实的守护，这个重要的事实是让它们区别于他者的一道防护栏。神仙禁止人类泄密，乃是维护其神圣性与至高性。设禁被破坏，也就意味着她们的权威受到挑战，其神秘性与重要性丧失。而且，不被人尊重与信任的挫折感也让她们离开凡人。
于精怪而言，它们的禁区首先是其作为异类这个重要事实。只要被确认为异类，便与人类有了等级差异，便沦为既不是它们自己也不是人类的两难境地。皮、山林、羽衣、同伴等都可能是它们的禁忌。当它们离开山林，脱去虎皮羽衣（或螺壳），它们就是人。当重新穿上虎皮等，它们就是异类。当违禁涉及到它们无论是作为人还是非人的尊严，或唤起它们作为它们本来面目的觉醒时，它们与人类的相处便告结束。《天宝选人》中的虎女与丈夫伉俪相得，过故地，丈夫触及其妻披虎衣的情节，以致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虎皮触及了虎女为虎的记忆，也唤醒了虎女本能，“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
亦有异类因其为“异类”，它们的禁忌就是动植物世界中的克星——如狐狸遇犬，妖遇和尚道士而现原形被杀者。如《任氏传》中的任氏，《郑氏子》中的狸头二娘均遇犬而亡，《王苞》中的妇人则遇符现形。遭遇克星的根本原因不是其危害人类，而是它们作为异类这种事实本身。
异类的禁忌实乃异类的软肋，这种禁忌保护了它们，也危害了它们。在人神遇合中，违禁行为是对自然权威的挑战，是对自然神性的探究，也是人类试图抹平人神不平等界限乃至试图超于自然的尝试。而人妖、人鬼遇合中人类的违禁，实则是人有意识地将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行动，是对人之为人的肯定与异类作为异类的规定。悲剧性结局实乃人类与自然等级差异及矛盾冲突所致，也是人对人类物种维护的理性意识所致。有学者指出，“人与异类的结合永远是短暂的，人与异类的冲突对立才是历史的永恒”，“故事中的人兽婚（也只能是故事中的）绝没有能逾越禁忌的障碍而善始善终的。禁忌是人与兽本质的区别和隐喻。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表明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清醒而明智的认识。”对于自然的认知直接导致人对自然的处理方式。人与异类遇合以悲剧作为结尾，均与外力的介入或内心的疑虑有着直接的联系。倘若将对方视为异类，悲剧成为必然。
三、性别差异：人与异类遇合的人类中心主义隐喻
在生态批评家尤其是女性生态批评家看来，在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从异类与凡人遇合中亦可窥见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与人类中心意识。
人与异类的遇合中，异类为女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异类为男性的比例。两类不同的遇合，人的感受与对异类的态度各有不同。在与人间凡男的遇合中，女神、女精怪或美丽多情，或带给人类财富功名的满足，或安慰凡男孤寂的心灵，或为凡男操持家务、侍奉老人、生儿育女。她们带给凡男更多的是视觉的审美与身体的愉悦。但异类男性与凡女的遇合则不然，在这里遇合中，人间女性则是受侮辱与被损害的，她们不能从中享受到正常的性爱，而是死亡或身体的损害。神强娶人间女子为妻，该女则以死亡为代价。《河东县尉妻》载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被“华山府君使来奉迎。”“挥泪而行，死于阶侧”。《葛氏妇》中，周十二郎妇美，拜过华天王后心痛，神情失常，梦寐反复，常与神遇，其夫畏神，竟不敢与之同居，久之妇卒。韩光祚之妾为华山三郎所好而死（《韩光祚》）。 女性被雄性异类所魅之后，大部分都有反常的表现：神情昏错，言语失智乖张，甚至发狂：张立本之女“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张立本》）；楚州沈女被魅，发狂，或毁形体，或蹈火赴水（《薛二娘》）；婺州令之女，“病魅数年，医不能愈”（《王贾》）；韦明府女被祟，“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明府》。丰城李慎家三女遭魅病后，“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王度》）。《夷坚志》中被祟的女性更为反常：李氏被魅，言笑无节，“或披发裸体，一丝不挂，跣行通衢中，泥途荆棘皆弗避。路人聚观叠迹，殊不动容”（《李氏红蛇》）；蓝某之妻被魅，“得狂疾，言语错乱，披发裸跣不可制”（《红叶入怀》）；余生妻为苦竹郎君所祟，唐氏浸苦腹胀，楚痛不可忍，腹裂而死，出黄水数斗（《苦竹郎君》。尤其是精怪以其本形面目示人时，给女性造成的痛苦更大。如《夷坚志》载：
或为士大夫美男，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见本形，至者如猴猱、如龙、如虾蟆，体相不一，皆捷健，冷若冰铁。阳道伟岸，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赢悴无色，精神奄然……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复苏者……亦有相遇即发狂易，性理乖乱不可疗者……宜黄县下潦村民袁氏女，……为大蛇缴绕仆于地，遂与接，束之困急，女号啼宛转……色萎如蜡，病逾月乃瘳，而颜状终不复旧，成痴人矣。（《江南木客》）
与上面描述相类者，还有《夷坚志·蛇妖》。除此之外，凡间女性与异类雄性遇合后所生后代亦非正常人。《夷坚志·江南木客》对此记载更多。耿弁妻下鬼雏，遍体皆毛；翁十八妻被祟，产块如斗大；李一妻、刘十八妻生子如猪；李氏妾，生子，躯干锉小，面目唯吁如猴，手足指仅寸；南丰县京源村民丘氏妻产一赤猴，色如血。
异类与凡人遇合，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利害得失。大致而言，与异类为雌性的遇合，人所得甚于所失，而与异类为雄性的遇合则恰恰相反。雄性异类让凡男带上绿帽子，霸占了人间凡男的妻女，又给与之遇合的女性本人带来精神与身体上的伤害。雄性异类与凡女的遇合的分离结局，不是人泄露机密或违自然之禁，而是人类积极主动的驱逐行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下，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与异类遇合故事的结局处理的不同，源于异类带给人类利益的不同。雄性异类的结局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与雌性异类比较，要严厉多了。
结语
人与异类的遇合展示的虽是人与自然的差异性，但这并不违背中国传统的“和谐”精神。“和而不同”、物各其类，每种生物都以自身的形态自在的存在，这才是和谐的本旨。撰写小说之人的身份是多重的。作为儒者或士人的身份，他们讲究民胞物与，倡导人天一体。但作为普通人时，则不能不在意家人的荣辱祸福，不能不在意人与异类的区别。于是，小说这种不是“大道”的东西就承载了人类的无意识，将人类对异类的畏惧与征服心理，将人作为人而与异类有别的心理无意中展示出来。人与异类遇合的故事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社会中，人必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与异类可以相亲，但终究有别，人与异类始终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