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现在，这片橙园让楮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这个84岁的老人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
去昆明前，我们联系了褚时健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辩护律师马军。最近几年，褚时健一直在离玉溪不远的大营街居住，能够见到他的媒体人，都通过马军律师。
远离尘嚣的“橙王”
褚时健不爱见人，他解释是自己性格所造成：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过去红极一时的时候，他去哪里都不愿意公开行踪，主要原因是人们见他开口就是一个烟字。那时候，拿到他的批条就是拿到了钱，只要一个条子就是几千万元，他觉得，这些人拿到条子得到了利益，却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患。而且，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本身也可能是祸患。
可是没想到，近年因为“褚橙”的名声在外，他又开始被迫抛头露面，这实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时候，尽管经销商百般邀请，他还是只肯坐在汽车里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不见外人，似乎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
尽管我们知道勉强，可还是很愿意见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如今还是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因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
没想到，尽管有马军律师作为中介人，我们的探访还是失败了。原来很简单，在接受了一两次却不过情面的采访后，大批报道使得相关部门的领导给褚时健一些话，意思是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本来褚时健就属于保外就医的敏感身份，要是大肆宣传肯定会引发麻烦。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爱见外人的他索性关上了大门，即使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也能敲开他家的门，碰到的还是永远的拒绝。
若干个常年陪伴他的年轻人会很礼貌而坚定地说他不在，或者“他身体不好，请你们离开吧”。我们只看到了高大的屋宇和悄然的室内，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那里面，他掌控能力依然强大。
于是我们只能从外围走向褚时健。通海县是褚时健上台后大搞优质烟叶试验田的地方。
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开始将工业的触角向上游延伸，通过提供化肥和水利设施来控制烟田，整个通海县连续10年成为中国烟叶产量的第一名，意味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控制了最优质的原材料，这实际上比起当年所宣扬的“烟田是第一车间”的管理观念要深刻很多。
通过原料控制，进而打通产供销三者分立的体系，褚时健当时冲破了中国烟草经营分立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力量使他的烟企迅速在西南边陲崛起，名牌“红塔山”的诞生，更使他在计划经济的体系内获取了特权——玉溪卷烟厂可以采用浮动价格出售自己的计划外香烟，大量资金涌进玉溪卷烟厂，拿到褚时健的条子，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就这样，褚时健一步跨进了市场经济，成为财富漩涡中心的人物，各种利益、各种关系正因他多年来的积累和破局，使自己成为漩涡中心，身在漩涡中心，拥有了危险的权力。
为什么说权力危险？在缺乏严格法律环境和配套市场机制的社会里，一个随手批几个字就能换取无限财富的人，如何自处才能毫无风险？显然，即使聪明智慧如褚时健者，也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随即而来的关于褚时健的“罪与罚”的审判，在当年引起轰动，一方面是人们对烟王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确实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类似现象有普遍的共鸣。
2002年，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没想到他未被牢狱之灾压垮，却很快以敏锐的判断开始了二次创业。我们长途跋涉去他在新平山区的橙子林，发现他又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术手段开发，并采取全新的销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为名牌。这一次，他的风险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现在他经营的只是一个私企，不再掌握他个人其实无力操控的权力与资源，不再可能成为权力利益网中的一个卒子。他现在已经又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拥有者，他的未来之路上还可能会遇到什么呢？这正是我们关注褚时健的原因。
为什么种橙？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
与山脚的现实比起来，更能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
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记者，去年镇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镇中心道路狭窄，市面萧条，山脚下的村庄更是茅檐低小。贫穷仍然是这里最普遍的社会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难躲过贫穷的心理压迫。
褚时健去年也刚从经营果园的收入中拿出几十万元，给老家的百姓装了一条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
对贫穷，褚时健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他从小家境贫寒，成年后，因为政治动荡，家庭生活一度困窘。
1959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去农场报到，妻子马静芬也被单位劝退。她拖着病体，在昆明一个人带着7岁的女儿，靠给别人织毛衣生活，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织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一个月才挣六七块钱，还是维持不了生计。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白衬衣因为穿着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大。刀文高对褚时健的节俭也记忆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镇上饭馆吃饭，一盘腌菜炒肉末没吃完，他亲自打包。”
去年褚时健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希望帮他将果园运作上市的提议，因为“没得这个心肠跟他们玩”。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安全感。
褚时健曾向预审人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退休前私分账户时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理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书生”楮时健
从玉溪到嘎洒，一路风景参差不齐。小块梯田，零落的芭蕉树，丛生的枯黄杂草，甘蔗林细长的枝叶像刀戟一样朝天生长着，更多是像被天火烧过一样通红干燥的山地，不着一物，罩在防止滑坡的网兜里。
褚时健的果园隐藏在这一片杂乱的地貌中，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营养，果园里成熟的树木都只有约1米高，远处并不容易看到。但汽车开进山里后，就能看到现代化农业的整齐面貌。两条水泥道路分别在山的两侧盘山而建，全长60多公里。路边还安装了路线标识牌。两条道路一出一进，让丰收时节汽车也进出有序。
据说选果车间最多的时候有9辆东风牌大卡车排队等候。道路两边，是按照等高线全面使用机械化开挖的林地，每亩地148株果树，株距和行距分别是2米和3米——太密了抢夺营养，影响生长，太稀了则浪费土地。以p农户2人为单位，根据片区管理户数，配套建设农户住房和沼气、厕所、猪厩，两个基地共投^资金68万元，建成农户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气池138个；要求果农使用沼气，对自己管理的果园，地埂种植红薯等作物，饲养猪鸡，将生产的农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园中，增加果园肥源。
对新加入的农户，褚时健总会叮嘱各种生产的细节：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用做绿肥；在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以保持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
刀文高告诉记者，褚时健的果园按1万元/亩的高标准投入建设，镇上去年也想依附这个基地，发展柑橘种植。但连5000元，亩的标准投入都负担不起。去年种下的5万棵树苗，今年因为天旱，已经枯死了一半多。
3月正是橘子开花时节，山里空气中混合着花香和化肥淡淡的酸臭味。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记者，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块，但比市场上1000块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18比1，这是别的橙子很难达到的口感标准。
在褚时健的果园里，农业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饭。园区所有的设置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测算的数据支撑。虽然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褚时健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就是喜欢看新闻、看书，大多是柑橘种植、采收方面的书，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张伟对记者说。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
后来褚时健回忆自己在铁路边度过的童年：
“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这对年幼褚时健的触动是：“要把书读好才行！”
褚时健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到昆明读到高一，解放战争开始，他和二哥去参加了边纵游击队，从此远离校园。但他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张伟说，自己从19岁就开始从事柑橘种植的技术工作，但“跟褚时健做事之后，才真正体会到技术的重要”。（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