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福建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近200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5万余户，173.8万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
更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但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就包括番薯。
番薯带来巨大福利
番薯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了陈振龙的视野。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代，一方面是科举艰难，另一方面是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比如朱薯。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陈振龙父子将朱薯带回福建后，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大喜过望之余，他们给福建巡抚衙门呈上又一份禀帖，宣称福建巡抚金学曾倘若肯推广朱薯，将“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对此，金学曾同样振奋不已。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对福建百姓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逢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饿殍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番薯粗生贱养，即使沙土地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番薯以无可阻挡的气势迅速蔓延开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到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成为大半个中国都离不开的食物，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老百姓的视野了。
几十年以后，在福州乌山，祭祀金学曾、陈振龙二人的“金公祠”出现了；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陈振龙渐渐成为福州民众心中的城隍神，人们封他为“水部尚书”。直到今天，走进福州的许多街巷，依旧可以看到他的寺庙，他的名字。
番薯让帝国灭亡
番薯传入中国，正值“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之际。它的主要内容，是将徭役的编征由人口转向财产，它对历史的长久影响，则是编征的权限从里甲收到州县。
如果说，编征权保留在里甲的时期，人情、名声、自发监督、信息透明度……所有这些，都还残留着民间自治的痕迹，从而让编征还尚显公正的话，那么，当编征权被上收到遥远的州县时，官府与民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地显著、尖锐了。当代学者吴思的《血酬定律》，描述的大多是这一背景下的官民对抗。
不仅如此，徭役以财产为基准，在制度上酝酿了人口的过度繁衍。以福建为例，万历初期，人口被大量瞒报，这是户口急剧萎缩的最大原因；而“一条鞭法”推行之后，人口繁衍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对社会公正的毫无信心，迫使人们转向人口投机。此后，中产家庭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一个孩子务农，以继承家业；一个孩子经商或当手艺人，以寻求额外回报；最后，是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读书、科举，为家庭寻求社会地位，并为前二者提供基本保障。
番薯的传入，正在这一时期。无怪乎，它能够迅速弥漫赤贫的红土地带。
清承明制，于是，早在康熙五十年，在一份诏书里，清圣祖就忧心忡忡地谈道：“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然而，他们是少数部族，他们统领着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他们的狭隘视野。清圣祖当年下诏：“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钱粮。”
十一年以后，清世宗雍正即以此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
所谓“摊丁入亩”，即取消人头税，以土地为唯一税基。在农业中国的视野里，它似乎是抑制兼并、杜绝贫富悬殊的善政；然而，在人丁过剩、土地严重不足的年月，它打开的却是人口过度繁衍的最后一道闸门。
乾隆十四年，正是陈世元目睹胶州灾荒的年份，又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开始进行。不久后，各部、各省、各地官吏纷纷上表，祝贺全国人丁达到1.77亿有余，并认为它是盛世的象征。而在雪花般飞舞的上疏背后，则是一幅暮气沉沉的社会景象。
“平余”、“重戥”、浮收、折扣，种种陋规层出不穷。在人多地少、官吏腐败的前提下，小农经济被不断细化。为了填饱肚子，农户最大可能地排斥商品消费；几乎家家织布，用于商品生产的32锭纺车消失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手工业投资，也被高利贷和土地投资普遍取代……西方观察家所称的“低水平均衡网”出现了。
更重要的是，在两次重大财税改革、人口繁衍成本不断降低的条件下，在公正缺失、人口投机成为必要的背景下，唯一可能的平民出路，在于生育。无论是“多子多福”的迷信，还是“人多力量大”的乡间生计，都验证了这一点。然而，作为投机行为，失败必定多于成功。于是，番薯、玉米和高粱，渐渐成为了芸芸众生的主要食物。
杂粮流传越广，林地越是稀疏，旱涝蝗灾越是频繁，而黄河也越来越难以驯服……人口、杂粮和灾害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不断加剧着。
所有这一切，最终勾勒了一个毫无希望的“老大帝国”。
（摘自《国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