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途上，常常会出现命运的转折点，能否抓住幸运女神的手，关键看有没有冲破世俗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出奇制胜的策略。 1978年初春，正在河北电力学院任教的我，突然听到了教育部发出的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不禁欣喜若狂。因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们这些68年毕业的外语系大学生，名为大学毕业，实则读了二、三年，仅学了些基础课，而专业课――日语，却只学了些发音和基础语法。但毕业后，竟然走上大学讲台给学生讲课，自己常为专业知识的浅薄而脸红。10年来，不知做过多少次重返北大的梦。现在国家真的给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学习的机会，我能不跃跃欲试吗?
是否去报考研究生呢?夜里我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久久难以入睡。这时的我，已是5岁孩子的母亲，记忆力极度减退；这种年龄的人能再次走上考场，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起竞争吗?孩子又怎么办?睡在身边的老李与我同甘共苦、生活了8年之久，他被我翻身的声音搅醒，揉揉眼睛问:
“已经二、三点钟了，有什么心事?”
“我想去报考研究生，你同意吗?”
“我早就猜到你想走这步棋。你的中文底子强，知识面宽，有考上的希望。没问题，我做你的坚强后盾。孩子我来管，我会尽心尽力当好保姆。放心地睡吧!”
第二天我便填了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研究生报名表。
剩下的事情就是准备应付考试了。北大亚非研究所日本研究专业的考试名目还真多，要考政治、写作、日文、日本概况、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指定的参考书足有十几本。离开学校已有十年之久，这些内容大都淡忘了，要在一个月内把这些知识拣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
我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摆在桌上，像是堆起了一座书山。望着这上百万字的书，我直想打退堂鼓。这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名言激励着我。文革期间，即使遭打击、受迫害，不是也挺过来了吗?农场劳动期间，上百斤的稻草不是也咬着牙背上了几十米高的草垛吗?没有走不出来的路，也没有登不上去的山。但时间短必须寻找捷径。我琢磨了一天，决定采取“重点击破”的策略，即抓住与日本有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去学习。我把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书中与日本有关的事件都摘录出来，什么甲午战争、明治维新、抗日战争……整整列了十几页。每天，我用几个小时去背这个提纲，仅用了二十几天，便把这个提纲背得滚瓜烂熟。
亚非所的招生简章上还要求写一篇有关日本研究的论文，但毕业后，我从未搞过研究工作，这论文该如何写呢?我走访了河北大学日本研究室的史文清教授。他慢条斯理地说:“选题要结合实际，中国要走向开放，就要研究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的经验……”。一语点破天机，我恍然大悟。回去后，我就列了三个题目“日本的开国与中国的开放”、“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研究日本的意义”。深夜，老李和儿子都已熟睡，整个宿舍楼鸦雀无声。我在灯下翻阅着大量的参考书，彻夜不停地写文章。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只是不知在什么时候，披上了一条绒毯。就这样，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基本做好了应考的准备。
6月10日，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设在22中的考场。10年来没有进过考场，坐在教室里等待试卷的心情，真是如坐针毡。但从表情严肃的监考老师手中接过考卷，一看考题，紧张的心情便霍然消失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日本概况的题果然如我所料，每个题目大都在熟记之列，我不假思索地挥笔疾书。论文的题目是“日本研究的作用”，也在我有准备之中。我略加整理了一下思路，便刷刷地写起来，仅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完成了这篇文章。日文题的文学性很强，但还能应付；只有政治的考题有些生疏，我勉强填满考卷。
考完后我匆匆返回保定家中。其后，我天天盼着录取通知书。可时间像是老牛拉破车一样慢悠悠的，我每天像是度日如年。
到了8月份，录取通知书依然渺无音信。我决定到北京去打探一下虚实。我惴惴不安地踏进北京大学一座幽雅的中式庭院，推开日本研究室的房门。一副学者风度的卞老师亲切地迎上前。
“卞老师，我的考试成绩怎么样?”我开门见山地询问。
“因为是首届招研究生，应考的有一百多人，而且人才济济。既有在研究所多年从事日本政治、经济研究的人才，也有在旅行社从事口语翻译的人才。总之这次选研究生是百里挑一呀。至于你的考试成绩嘛，虽说我们是老师生关系了，但现阶段考分是绝对保密的。”
卞老师停顿了一下又说:“你还是回去再耐心等待一个月吧。”听到这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文革前，卞老师以翻译、研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而闻名于世。文革中，在我遭到打击、迫害时，他却不顾安危地让我把有关书本、衣物藏在他家中。我始终对他抱着崇敬之心、感恩之情。但现在的他原则性是那么强，使我甚至感觉他的语调都是冷冰冰的。
毕业10年来，我在保定这座小城市当了一名教书匠。既没能进入日本研究界，又没有进入翻译界。虽然我坚持不懈地在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但毕竟敌不过专业人士。从保定这个小城市走进首都北京，深感天外有天，高手如林。看来，这研究生的梦是吹了。想到此，我的心彻底凉了，对热闹的北京也感到索然无味。于是，我搭乘深夜十二点的火车返回了保定。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天色蒙蒙亮了。我搭乘首班汽车回到河北电力学院。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迈进家门时，一种无以言状的情绪袭上心头。
“怎么样?”老李一见面就关切地问。
“没戏了。”我有气无力地说完，便把空背包摔在床上，一下子把熟睡的儿子也惊醒了。他睁着圆圆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老李倒了一碗热水递给我说:
“不要那么灰心丧气的，昨天夜里我刚做了个梦，你戴着博士帽，可神气啦。”
“据说梦都是反的。”
老李看了一眼窗外，歪着头想了想又一本正经地说:
“不蒙你。我有特异功能，会看天象。今晨的天象有大吉大利的先兆，予示着成功的希望。”
说着，他一把拉着我走到窗户前。只见远处天际呈现出鱼肚白色，一缕霞光穿云破雾地射出来，几只鸟儿扑打着翅膀从窗前掠过。
老李闪烁着那双机灵的大眼睛，神秘兮兮地说:
“你看，那几只喜鹊朝北面飞了，这预兆着你要飞回北京啦。”
我眯细了双眼尽力远望，半信半疑地说:
“真会骗人，谁知那是乌鸦还是喜鹊。”
老李认真地说:
“我的眼睛是二点零。你看不清的，我都能看清。保准是喜鹊。”
小儿子光着屁股从被窝里爬出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高声嚷:
“妈妈，我也看清楚了，是白肚皮黑翅膀的喜鹊。”
我的眼眶湿润了，心里热乎乎的。亲人发自肺腑的话语驱散了我的疲劳和沮丧。
三周后的一天，我的桌上放着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老李洋洋得意地说:“这回该相信我会观天象了吧。”
我朝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作出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说:“相信，相信。”但心里却一直怀疑老李是否真会观天象。我明白:在人生的冲刺阶段，靠运气是不行的。真正要靠的是冲破世俗观念的勇气、百折不挠的拼搏和出奇制胜的策略。但亲朋的鼓励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它会使你如虎添翼，信心倍增。所以在那以后二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一遇到什么重大难题，都要半开玩笑地向老李说:“施展一下你的特异功能，观观天象吧!”
(晓成摘自《人民文学》副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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