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四人帮”虽已倒台，但劫难的阴影未消。当时我走出秦城监狱仅两年，且冤案未结，在新上任的艺术局副局长华君武举荐下。跨出了文化部留守处的大门，来到中国美术馆担任政治处负责人，负责清查“四人帮”在美术界的罪行。冬天，我奉命赴西安解救厄难中的著名画家石鲁。此行虽匆匆，然所察所闻，尤其是石鲁传奇般的遭遇和他刚正磊落的为人，令我刻骨铭心，至今历历难忘。
“谢谢黄部长关心。我没有啥子病!”
石鲁。1919年12月生，四川仁寿县人，原名冯亚珩，1939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文革”前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全国美协常务理事、书协陕西分会主席、陕西国画院院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在版画、国画、影剧、文学、书法、诗词等艺术创作领域均有独特建树，他与同道们创立了“长安画派”，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人民艺术家。
1977年5月23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5周年全国美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美术界的一次扬眉吐气的盛会。但遗憾的是，在展厅中，石鲁具有独创风格的作品却悄然匿迹，为许多美术界人士所诧异。据悉，是陕西省有关部门仍认为石鲁“问题严重，情况复杂”，取消了他参展的资格。
石鲁的家属为了争取落实政策，上书文化部黄镇部长，并托人转呈邓小平同志；同时，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陕西日报》叶坚等同志也写信给黄镇反映石鲁的困境。
12月28日，在华君武引领下，我和全国美协工作人员金克浚受到贺敬之副部长的召见。他根据黄镇指示，派我们两人立即去西安探望石鲁和他的家属，代表黄部长表示慰问，告诉他们信已收到。他说，你们是以这个名义去的，还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详细了解一下石鲁的情况，但有一个要求，对他的问题不表态。当晚，杨先让来我家介绍他所知石鲁被摧残所致的严重疾病与精神异常的状况，一再叮咛：“你们去救救他吧!”
我和金克浚到了西安，按组织程序先与陕西省文教办公室接洽说明来意，接着就逐个造访省文化局、省委审干办公室、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中美协机构撤销，所属人员归斗批改小组管)三个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们对处理石鲁问题的陈述。当晚又到石鲁家看望其夫人闵力生及子女石果、石丹等。闵力生告诉我们，石鲁已于12月23日被设法“骗”进精神病院。她说：这是第三次进精神病院，他的身体快挺不住了，还死不肯去。
翌日，在家属陪同下，我们到西安市第十人民医院病房探望了石鲁本人。“谢谢黄部长关心，我没有啥子病!”石鲁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从病床上挣扎着坐起来，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请你们向黄部长报告，我住几天就可以出院，一定多画画，多为党做贡献!”
据医院介绍，石鲁患的是妄想型(或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表现意识清楚，生活懒散，精神失常，主要问题是思维逻辑障碍。最初发病是在“文革”前几年因练气功不当等刺激导致脑蛋白自我中毒引起的。1965年12月31日送医院，住院306天。“造反派”掌权后于1966年10月21日把他强制接回单位接受批斗。1970年11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再次送医院，1971年6月11日出院。这次病又复发。
连日来，我们到上述几个部门查阅有关石鲁一案的大量档案材料和记录，召开调查石鲁问题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反对他、整治过他的人)，先后与20多位知情人而谈，并接见了叶坚、何海霞、高峡、张杲、刘晓纯等美术界人士的来访，工作十余天，真相终于大白：石鲁从“文革”初期被拉}}I医院以来，遭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离奇曲折、闻所未闻的残酷折磨和迫害。
两次出逃
1966年10月，石鲁被揪回美协机关，医院要求防止精神刺激，并给了需要继续服用的大量药物。但他一回机关，就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多次严刑拷打，轻者罚站，重者拳打脚踢。他们把石鲁的所谓“罪行”画成漫画挂到闹市钟楼底下，强令他整天挂着大黑牌子站在凳子上示众，还要不住地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丽家石鲁。”在他们煽动下，时有不明真相的路人对他打骂、吐唾沫。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石鲁的一个孩子因上房听钟楼广播，被他们强拉下来，剥光衣服吊在树上毒打；同时，他们又把石鲁拉到一问房内跪在地上几个小时，用木棒照他背上狠打，说他指使儿子搞“阶级报复”。石鲁大声呼叫：“你们是暴徒!是土匪!毛主席的政策绝不是这样!”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连衬衣都难脱下。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石鲁的病情开始复发，经常自言自语，摇头晃腩，发狂发笑。
1968年底，工宣队进驻美协后，石鲁对落实政策开始抱有希望，但希望渐渐消散。几个“造反派”头头把持的专案组不择手段地对他加以迫害，搞逼供信，接连几天几夜轮番审问“落实问题”，稍有怠慢，就抽打、罚站、罚劳役。这期间，石鲁被关在“牛棚”，由于精神不断受到刺激，生活又无人照料，吃药更没有人管，致使他常常整夜不眠，神经错乱，就出现了乱写乱划的现象。他不仅在笔记本上乱写乱划，给人写外调证明材料也胡写一通，什么宇宙原子能规律呀，什么赞成老子道德经、“合二为一”哲学思想呀，以至乱批马恩的唯物主义哲学没有进入“原子阶级”等等。他还丽了“机器人”似的面相，上题：“此物22世纪必将完成……”字迹潦草，呈一大串螺丝形的笔划。专案组却对这幅面很感兴趣，作了如此注解：“所画人像，像毛主席正面发型。”这显然是把神经错乱的产物撮弄成反毛主席的罪证了。
专案组正是利用石鲁思维混乱的机会，用逼供、栽赃、诬陷等手法，促使他的病情与案情交叉上升，恶性发展。石鲁终于接连发生两次出逃，历尽艰险，几乎断送了性命。
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5月，石鲁在罚劳役中突然失踪。在“躲避原子弹的灾难”的幻觉支配下，他独自逃到郊区草滩农场，以吃野草、喝冷水为生，不食人间烟火，几天后终因饥饿昏倒在野地，幸被农民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命。
第二次，同年7月，石鲁带了些粮票和钱偷偷地跑到四川广元一带50多天，声称要寻找“小时宠爱他的长工王爷爷”。他一路上行医、乞食，后来因当地搜捕特务，民兵看他莲发长须，衣衫褴褛，穿戴古怪，画一些莫名其妙的图画，开的处方文字谁也看不懂，查问中，他身无证件又不肯申明来历，就误把他当特务送公安局关押起来，受尽了折磨。
“到底为啥‘反革命’?”
石鲁被押同西安，赤着双足，骨瘦如柴，两目直视，表情淡漠，不思进食，言行怪诞，已完全疯了。即便如此，他也矢口否认自己“疯”。专案组就趁势诱逼他写出“装疯经过”的交代材料。接着，他们又搜出石鲁写下的30余首诗词，如获至宝，遂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审问、批斗，逼令他承认反江青、反毛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行”。
根据批斗会的记录材料，试举两例(时间在1969年下半年或1970年初)：
其一，《天坛》：“乱吵乱骂登龙榜，啼哭姻缘更一楼；堪笑半打新权贵．豺狼当道世忧忧。”
主斗人高声责问：“石鲁，竖起你驴耳朵听着!你老实交代，又写了哪些反动诗，什么用意?”
“写了几句表达我看法的诗，是‘反动’还是正动说不来。”
“你不要狡猾!什么‘登龙榜’?‘新权贵’指谁?‘豺狼当道’是什么意思?”
“我骂‘豺狼当道’。其用意是讽刺司令部乱用人……为什么江青他们一伙突然一下高登龙榜呢?所以，我还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堪笑尔曹是何人，公然一直上高干?平生多有何竟是。不过一纸文座谈’……”“为什么以几出样板戏就称她是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呢?公然代替了当年鲁迅先生．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方向了!这不是一伙‘新权贵’吗?这些人掌握中央大权，把国家弄到如此混乱局面，公然搞打砸抢．搞‘文攻武卫’。迫害老干部．这不是‘豺狼当道世忧忧’么？”
其二，审问石鲁《么姐上牙床》和所谓“攻击《去安源》油画的讽刺诗”。
《么姐上牙床》：“打乱红妆笑虎郎，奴家有事去烧香，上敬玉皇三宝殿，美术家家画殿堂。”
“你老实交代‘么姐’指谁?‘美术家家画殿堂’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恶毒攻击‘毛主席去安源’?”
当时江青等人把一个青年学生歌颂毛主席的油画处女作《去安源》，捧为继八个样版戏之后新出现的光辉作品，大造舆论，大量发行这一画作的印刷品，要求画张所到处，必须发动群众敲锣打鼓迎画设堂以表“忠心”。对此，石鲁内心非常反感。他在批斗场上，迎着嘶哑的口号声，开门见山地先从《去安源》油画问题辩起。
“《去安源》这幅画是套用了耶稣教救世主的翩翩公子少年的伪善形象。确实使我非常反感。我不认为那是毛主席的正确形象。我公然嘲笑那股狂热地乱捧和圣典式的出版与发行以及报纸社论的观点。说心里话．我认为这是根本没有文化的表现。而且，家家中堂都供《去安源》真是一种可笑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公然以专制手段叫人欣赏的硬塞的政治口号，但在我的兴趣上非常索然。因为它既不能叫人感受到‘重重压迫下的矿工的苦难’。又看不见一座烟囱，简直是一幅从富春江去找亲戚似的翩翩少年形象。”
这时．场上响起了“不许反革命分子攻击毛主席!”的口号声。
审问人威胁说：“这幅画是江青同志亲自推荐树为样板画的，你还胡说什么？真是反动透顶!”
“如果江青看过，硬要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年轻时的正确形象，我就怀疑江青的一切文艺观点了
“打垮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坚决不答应!”在这口号声中，石鲁并没有停止他的辩驳：
“……我写了一首讽刺这幅蹩脚画的诗：梅花乱扫富春江，一位公子求荒凉．既然脚登薄底鞋，又何执伞顶太阳，如此点装‘救世主’，矿工见了也心伤。还是穿件短衣裳。才符合毛主席的农民相。由此说明，我并不是反对画毛主席。我是反感对毛主席形象本质的歪曲。毛主席那时既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又和安源矿工同甘共苦，他的形象应该是工人、农民的气质与打扮，怎么能是这个救世主样儿呢}江青居然把它树为‘样板画’，由此可见江青的审美观大成问题……她是从一个电影演员登龙于‘宫殿’的。党中央让这些人掌握，从文化大革命出现如此后果情况而论，我对现行的所谓‘革命路线’是敢于反抗的，因为它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你承认你是反对江青同志的。但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是毛主席修改批发的。你反对江青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审问人责令石鲁：“你下去老老实实将你谈的全部写出来。”
石鲁写出的交代材料明明白白地重申：
“我对江青的反对。集中在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的地位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我反对她的‘解放十七年来的文艺界被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总估计。再不满的是她轻视批判地吸收，而重于推翻旧文化与西欧民主派的文艺批判等看法。 怎么能把人类的文化传统一概否定呢?我把这种论调在心中概括为‘专制主义’的倾向。……”
他写了一首“坦白从宽”的诗：
“坦途不走走深沟．简直叫我说不休。到底为哈‘反革命’，只因一肚不遏留。”
据原工宣队成员王金池回忆，他们所管的协会人员仅20多人，1969年石鲁受大会批斗5次，小的批判每月都有三四次。在批斗中，石鲁的对立情绪大，而批他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对石鲁问题的性质有过争论，主要认为他的言论、诗词及写的、画的一些东西“反动”，但对他“算不算(犯)精神病”一时定不下来。
从“现行反革命”到“反动黑画家”
1970年春，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时，原美协的人都已下放，仅留石鲁、赵望云等待处理，还留一个人专门负责石鲁专案。此人与石鲁是同过事的老干部。然而就是他，与工宣队认定石鲁“伪装疯癫”，罗织罪名加以诬陷，定为“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材料要求法办。驻原省级机关工宣队领导小组、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根据此材料于4月10日向省革委政治组报告，要求将石鲁开除公职，逮捕法办，并要求判处死缓或死刑。幸而政治组持慎重态度，将石鲁送精神病院做了检查，经医生证明诊断确有精神病，才将此案压下，保住了石鲁一条命。
1970年11月，石鲁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经200余天的治疗，病态已基本消失，精神恢复正常，于1971年6月出院。
“九一三”事件后，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对石鲁一案做了复查，1972年底已基本肯定石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5月做出审查结论，拟恢复石鲁党的组织生活，安排工作。这个结论给石鲁本人见面后，石鲁表示“万分感激”，精神非常振奋。
在这期间，石鲁开始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1973年初，省文化局请石鲁当美术创作组顾问。当时，省、市外贸部门根据周总理和国务院的指示，与省文化局两次联合召开西安地区国画创作和出口座谈会，动员和布置老画家多搞出口国画创作。石鲁积极响应，干劲很足。
然而。好景不长。1973年，新建北京饭店落成时，周总理请各地知名书法家、画家到京题书作画，陕西省斗批改小组已同意石鲁去，但审干办负责人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未予同意。石鲁后来从外贸系统得到了这个消息，精神受到刺激。1974年春，“四人帮”一伙在美术界掀起了批“黑丽”的风暴。山于“四人帮”在天津的亲信王曼恬策划煽动，陕西省文化局负责人积极追随，办了“黑画”展览，在省报上发表了20余篇批“黑面”文章，打击了一批美术工作者，石鲁首当其冲。
根据陕西省文化局提供的线索，天津的王曼恬从天津口岸查到西安市外贸公司正托裱的石鲁字画32幅后，即乘势发难，拍成照片寄送陕西省委“供批判用”，从此“反动黑画家”的头衔就加到了石鲁头上。
陕西省的“黑画”批判组对石鲁字画的批注和批判文章，竭尽诬蔑陷害之能事，令人吃惊。例如。把石鲁书法作品“道德文章天下事”篡改为“道德文章天下士”，“阅尽人间春色”篡改为“阅尽人间昏色”，胡加批判；对石鲁写的“风流千载”条幅，因为署了“辛亥秋日写”的落款，就谬指1971年9月13日正是“辛亥秋日”，是为林彪扬幡招魂；石鲁的一幅国画《梅》(题诗：“梅为雪而娇，寒霄更放豪，惟余风漫舞，还看春更高。”)被用谐音诬析为“倒霉”之意，乱扣“复辟”、“变天”的帽子，等等。
当石鲁得知“倒梅”被批判后，他又画了一个条幅，梅枝向下横挂，下角翠竹相迎，题词为：“横挂一枝天地大，不是霉花是梅花。石鲁写趣耳。”事后，石鲁与友人谈话中对这种批判手法不屑一顾。他指出，“只能向上”一类之说是违背生活规律和艺术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上纲上线方法，1959年也曾出现过，只是现在发展得更加荒谬罢了。他说：那时华君武曾写过评论文章，并画过一幅《柳荫垂钓图》讽刺漫丽，应该让这些人看看。不然，人们以为放屁也得把屁股撅到天上。石鲁还指出，用谐音寓意的手法画国画是一种低能艺术。他说：“鄙人作画，靠事物形象本身的美感和题词说话，从不用这种无聊的手法!”
打倒“四人帮”还有帮四人
1976年，石鲁经历了情感上的跌宕起伏。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逝世。他悲痛欲绝，连续几天几夜不能人眠。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传来，他才豁然开颜，兴奋不已。当即与一位患难之交举杯庆祝，以“花逢时雨俏”为题款画了一幅月季花，又写了“春到人问”一幅中堂。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自己动手修好了收音机，天天听广播。
但是，石鲁受迫害的境遇并未改变。1977年3月底，西安老画家赵望云病故，石鲁写了一副挽联，因上款有“人民画家”的称谓，就被人恶意攻击，不让挂出，石鲁一气之下又病倒了。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5周年全国美展中，原计划展出石鲁的《古长城外》等作品，全国美展办公室征求陕西省文化局意见，文化局负责人因省委审干办负责人答复“石鲁问题严重，情况复杂，省委未作出结论”，就立即回复而取消了石鲁参展的资格。9月，省文化局召开的全省美术创作经验交流会不通知石鲁参加，会上一些同志纷纷批评文化局，要求给石鲁平反的呼声很高。10月召开的陕西省文艺创作座谈会邀请了石鲁参加，石鲁拖着十分虚弱的病体到会发言，但大会简报中对他的发言只字未提。11月，省文化局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会上揭批“四人帮”借批“黑画”反周总理和迫害老画家。而受迫害最深的石鲁却未能让到会，据解释是通知“漏忘”了。石鲁喟然感叹：中央打倒了“四人帮”，陕西还有帮四人。
石鲁经受了这十年的冤屈和煎熬，迎来的却是希望的泯灭。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心力交瘁，自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连日来，拒医少食，以洒代粮，咳嗽呻吟，夜不入眠，继而又}“现便血、浮肿、精力趋于衰竭。他拖着一副病弱干瘦的身子，恍恍悠悠地喃喃语，对镜自嘲：“在这个衣服架子里怎么空荡荡地，只剩下个游魂了!”
12月23日，石鲁被第三次送人精神病院。医生诊断石鲁精神病复发，并囚严重营养不良造成虚脱状态。我们于1978年1月4日到医院探望时，他经过十天左右的服药、输液和增加营养，已有所好转。但考虑到他的病体在西安这个环境中难以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建议文化部接他到北京治疗。
我和金克浚在西安工作十余天，对石鲁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仍未得到解脱的情况已经了解清楚，当即回京述命。1978年1月21日起草了《关于石鲁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呈送华君武，华君武1月24日批了“很清楚”三个字，嘱我们“誊写上报”。此时，石鲁已由中画创作组负责接来北京治病休养，经诊断有严重的肺病，住进了通县结核病医院。
据事后得知，当石鲁临离开西安时，好些亲友和美术工作者赶往车站送行。一位铁路战线的挚友登上软卧车厢与他握手肓别，暗引中央文化部派黄、金二同志来的山头，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今天你在艺术上真正进入‘黄金’时代了。”石鲁听了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人们劝他要安心养病，他却迫不及待地巾述他不久就要回来重整美术事业旌鼓的雄心。
经受十年的摧残，石鲁的身躯已摆脱不了重病的缠绕，余生常在病榻上度过。1980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石鲁书丽肤。这时我已调到巾央宣传部工作，应邀去参观了出美术馆收藏和尚能收集到的众多光彩夺目的作品，但没有见到石鲁本人。两年之后，1982年8月25日，这颗丽坛巨星溘然长逝，给时代留下了遗憾。人们不禁叹息：如果再给他10年、20年，那对他、对画坛将会增添一乔怎样壮丽的景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