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小说，就像所有艺术作品一样，都同时由单独的时刻和持续的时间组成。《风度》说的是一次聚会，严格地说是一次城市中的聚餐。但内容却是与乡村有关，与他们早年在一个叫黑石头村插队的经历有关。于是，持续三十年的记忆便伴随着相聚的片刻而绵延流淌。小说用的第三人称的叙述，但其中却隐含着程秀蕊的叙事视角。十九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乡村的程秀蕊，而今早已是C市的市民，一年前刚退休。三十年前，作为生产队长的女儿程秀蕊是主，而前来插队的知青则是客，而今进城了，主客发生了颠倒，但关系依旧。叙事者心思缜密地呵护着这一关系，却也不忘三十年城乡纠缠的演绎。故事是为那段乡村记忆而写，含有隐喻的场景又是设定在城市的聚餐。
小说虽简短，但叙事者却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一次聚餐的原由，因为早年插队的伙伴李博从法国回来，他的公司和北京谈一个环保项目。为成功人士接风既是一种现时的流行，又是维系着三十年持续的社会变革，生活如同这名曰法兰西的包房一样，既有现实感，也是充满着戏剧化的。程秀蕊当年在乡村时就喜欢和这批知青相聚，“觉得他们是不俗的文明的人”。这不俗表现为叙事者一厢情愿的吐露，身陷贫困之中自得其乐的追求，没有这个旮旯里的猥琐，不喜好“乡下人最愚昧、最野蛮的动作之一”打老婆等等。尤其是小说中从未现身的隐形主角李博，当年插队年岁最小，瘦弱而又羞涩的学生。把乒乓球和《资本论》看成生活中那么要紧的事，身上分明有一股子谁都没有发现的力量。说“关系依旧”，那是因为对程秀蕊来说，“要和他们相像的愿望”三十年来还是点点滴滴如隐身人一样追随着她。在我看来，这愿望既是具体的个人记忆和向往，也是我们无法具体化的社会无意识的狂乱。它既是小说中情境化的心理活动，也是三十年社会变迁的抽象符号，是一种未必需要明确表露的隐喻。
围绕着隐形主角李博的故事是走夜路拉粪和那场乒乓球比赛。这是故事中的故事，也是记忆中的故事。一场没有透漏出输赢结果的比赛无意之中却泄漏了一种风度。彼此赞美对方的球技而并不在意结果的风度却暗含着讽喻。当小说写道：“听见胡晓南正在讲李博，讲他的科研，他的资产，他的公司同国内合作的项目。”感慨“如今发展最好的还是李博啊……”程秀蕊“逐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法兰西’、珠宝、化妆品、‘1729普洱’、真假壁炉、‘恶到爆’……”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聚会其实也和生活的输赢没有关系。一次明白风度含义的结局于是成了小说的结局。至于李博到来后的聚会内容已经成为空白的叙述。叙事的轻盈和优雅，让不说之处充满着叙事的活力，四处潜伏的隐喻，这自然是此小说的过人之处。问题在于，让那么明确的一次明白作为结局，是否有损于审美的风度。无可厚非，点明要害，引出一个寓意自然是许多短篇小说的惯用结局。阅读在享受这些不那么折磨人的方法时自有其称心如意的地方。而艺术创新的难题生来就是和这种称心如意作对的。契诃夫之所以被称之为短篇大师，就是因为他从不运用这种惯用结局。水清则无鱼，过于明白很可能也是一种“风度”，就像小说写到的，“胡晓南经营珠宝，可他浑身上下没有一样珠宝，看上去他的夫人也和他一样”，“王芳芳是一家国际品牌化妆品在这个省的总代理，可她自己却从来不用化妆品”。谬的是，追求表面的风度恰恰丢弃的是风度本身。叙事的风度也许正在于小说家愿意栖息在语言里，让语言自己说话。
铁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今天我们谈论铁凝的小说，可能有许多重要的阐释和评论是绕不过去的，比如郜元宝的那篇论文《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其中涉及文学史的脉络、革命文学中的道德谱系、对“甜蜜拍打”的疑虑、关于“柔顺之美”的伦理担忧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当然，谈论这些问题并不是此文的目的。我想提出的是，小说文本所遮蔽的东西，和隐喻所指与漂浮的能指，和语言的空白与不说之说是否有着截然不同的界线可分。能从《哦，香雪》中注意到“这个故事柔美无比的外衣下面其实包含着残酷而凄凉的人生处境”。我们就很难认定这是本文之过。一种叙事的支撑必然包裹着遗漏和遮蔽。我们必须超越这些简单的表象，去思考下面所潜藏的假定、姿态、启示和可能性，以及这些表象为我们暗示或聚焦的一切东西。有时甚至包括其隐含之物和被遮蔽的逆行。总之，一个没有说出的话比说出的话更加丰富的地方很可能也是文本的含义。
2009年6月12日于上海
